内容简介
本书勾勒了西汉两百年自刘邦至王莽在“立国之道”上所出现的多次变化。作者一如既往不关心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只在意 。
全书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廓清汉帝国历任高层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对底层百姓的命运而言究竟是改良还是倒退。第二，汉帝国虽诞生于反抗暴秦，可在西汉政权存续的二百余年间，竟先后两次（分别于刘彻与王莽执政时期）全面回归乃至超越了秦制，那么，屠龙者因何最终变成恶龙？
作者认为，西汉之于中国帝制史，犹如原生家庭之于人的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故将西汉两百年定位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原生期”。
作者简介
谌旭彬，笔名言九林，历史研究者，腾讯历史频道原主编。曾出版历史畅销书《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等。
编辑推荐
·以长安高层斗争为明线，以立国之道变迁为暗线，重述西汉至新莽的风云变幻
·丰富的细节描绘，精当的宏观论述，呈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西汉
·从每一位帝王的困局和欲望入手，展示皇权消长与民生祸福之间的微妙关系
·深刻揭示西汉建国之路的“游侠色彩”
·敏锐发现只有“文景之变”，而“文景之治”并不存在
·指出汉武帝尊儒的本质是灭儒
·认为成帝时代乃汉帝国百姓难得的好时光
·重新定性“诸吕作乱”的真相
·全面还原汉武帝统治时期的“聚敛之祸”与“酷吏之灾”
·细致勾勒宣帝、元帝时代的改革脉络及其局限
·廓清王莽改革“周制其表、秦制其里”的本质
核心看点
·西汉政权为何全面回归乃至超越了秦制？
·游侠精神如何深刻影响了汉初的政治运作？
·文帝、景帝如何处理初代功勋旧臣的威胁？
·武帝动用了哪些手段来消灭一切有组织能力者？
·天下户口减半后，宣帝如何启动改革？
·为何说元帝、成帝统治时期对百姓而言是个好时代？
·为何说王莽改革是在大开历史倒车？
作者有话说
对于西汉史，我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
众所周知，汉承秦制乃是历史公论。但若以国祚长短而言，西汉，而非秦帝国，才是中国帝制史上第一个真正成功的王朝。毕竟秦帝国二世而亡，西汉却存续了两百余年。这国祚长短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后世帝王在总结历史教训时会更多注意秦帝国；而在吸取成功经验时，则会更多注意西汉。从这个角度来讲，西汉留给后世的影响丝毫不逊于秦帝国，甚至犹有过之。西汉之于中国帝制史，便犹如原生家庭之于人的成长，烙刻着难以磨灭的印迹。所以我很愿意将西汉两百年视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原生期”。
这种“原生期”效应，突出体现为统治术的继承。
比如尊君卑臣。绝对皇权始于秦帝国，此前的中国传统政治中，并无君臣尊卑悬殊的绝对皇（王）权。西汉政权始于武力反抗暴秦，这种合法性来源，使得刘邦初即皇帝之位时，一度不得不“悉去秦苛仪”，抛弃秦帝国式的绝对皇权及其相关礼制。遗憾的是，此番革新持续时间极短。谀儒叔孙通重定朝仪且“大抵皆袭秦故”后，西汉皇权尝到了至尊无上的快感，从此再难自拔。皇权的持续扩张与臣权的持续萎缩，是西汉前半个世纪最核心的政治脉络。至汉武帝刘彻执政，因反抗暴秦而诞生的“相对皇权”终于彻底回归到秦帝国式的“绝对皇权”，也就是俗谓的专制皇权，巨大的社会灾难也随之而来。这种绝对皇权成了此后两千余年间绝对的政治主流，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再无追求“相对皇权”的余地。即便是在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亦同样是绝对皇权的舞台，无人可以阻遏宋神宗富国贫民式的财政变法，也无人可以阻遏宋徽宗的自我成就欲泛滥成灾。
再如酷吏政治。西汉酷吏泛滥的现象始于景帝时代，极盛于刘彻执政时期，大体与无限皇权的回归同步。此后直至西汉灭亡，酷吏一直是西汉官吏集团的主流，故班固在《汉书》中感慨：“自是（刘彻执政时期）以至哀、平，酷吏众多。”酷吏政治与无限皇权同调，是因为前者乃是后者的标配。只要朝廷的权力结构以无限皇权为核心，酷吏政治便必不可少。没有酷吏政治，皇权便无法落实其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没有酷吏政治，皇权也无法有效完成其对各阶层的强力汲取。
汉成帝时代的著名酷吏尹赏，临终时向诸子传授为官之道，曾言：“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略言之就是告诫子孙后代不可畏惧做酷吏，不要担忧凶残暴虐的坏名声，因为朝廷的存续本就缺不了酷吏这块重要拼图。做酷吏，确有可能因为造成坏的舆论影响而被罢免，但在朝廷眼里，敢于做酷吏的官员是有用的官员，故仍有再度被起用的机会。反之，若是爱惜名声不愿做酷吏，于朝廷而言无用，仕途必定走不远。尹赏窥破了酷吏政治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关系，自己飞黄腾达，四个儿子也以敢于、善于做酷吏而皆官至郡守。
需要注意的是，酷吏政治的本质是管控与恐吓，而非依法施政。唯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正确评价秦汉而下历代政权高度热衷于立法的现象。“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的后果，是秦帝国治下出现了“道不拾遗”的奇观，因为秦民活在酷吏政治下，拾遗者必会被恐惧连坐之法的左邻右舍举报。汉法最初“约法三章”，但随着无限皇权回归并达到极盛，也终于发展到“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的程度，其法网繁杂细密的程度丝毫不逊于秦帝国，结果同样在刘彻时代造就出了“郡中震恐，道不拾遗”的荒唐景象。繁杂细密的单方面立法，是为了造就“总有一款律法适合整治你”的恐怖，而非让社会运作的方方面面皆有法可依。所以刘彻执政时期盛行“春秋决狱”，皇权希望怎样判决，便选择性采用相应的儒家经典，并做出符合皇权需要的解读。
此类统治术，在后世亦被广泛继承。如乾隆四十四年的“井陉刁民上控案”，本始于井陉知县贪墨粮款，百姓无计可施才在当地生员的带领下向上级衙门控告。案件引起乾隆皇帝关注后，井陉知县作为贪污犯固然被处死，可更惨的是那些参与控告知县的村民，共有近五十人被判刑，其中判死刑者七人，有两人破例判为斩立决。乾隆皇帝在谕旨中说：“朕平日所抚绥惠爱者，乃良善平民。若强悍之徒，敢于纠众抗官，必执法严惩，不稍轻纵。……夫地方官果有科派累民之事，自应重究。而奸民胆敢藉端抗官，亦诛所必加。”意思是自己只爱老老实实的百姓，只爱服从官府的百姓，绝不爱胆敢聚众对抗官员的百姓。在乾隆皇帝这里，法律的正义性不重要，依法决狱也不必要。繁杂细密的《大清律》只是为了管控和恐吓大清百姓，当《大清律》不足以起到恐吓作用时，乾隆皇帝并不介意亲自化身酷吏，直接下达无法可依的判决。
除了尊君卑臣与酷吏政治两例，西汉在统治术层面留给后世的“遗产”还有很多。如消灭有组织能力者的种种手段，如掠夺社会财富的种种妙法，如以尊儒的方式灭儒而行“儒表法里”之术，如在国家全面崩溃后如何释放社会自由度以重振经济……这些内容在小书正文里有详略不同的涉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微书摘
除非对所处时代漠不关心，否则便没人可以摆脱时代的影响站到完全超然的位置上去审视历史。求真是每个撰史者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求真不等于撰史者要放弃对所处时代的现实关怀。恰恰相反，现实关怀——也即与未来发生连接——才是史学诞生的根源。
在皇权不受制约的时代，当社会经济有了明显恢复，朝廷亦可汲取可观的人力和物力时，只要坐在帝位上的君王不是幼儿或傀儡，便很难摆脱诱惑不去追求大有作为。而一旦追求大有作为，轻则显著加大民众经济负担，重则严重压缩社会自由空间。
缺乏足以与之形成竞争的文明共同体，是汉帝国走上“汉承秦制”旧路的重要原因。作为东亚大陆上的巨型帝国，汉帝国周边不存在同等体量的文明实体。而良性变革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多样化竞争，在一个严重缺乏外部竞争的环境里，期望统治者摆脱路径依赖是非常困难的。
对汉帝国知识界来说，后刘彻时代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守住真实的历史记忆。只有真实的历史记忆才能催生真实的历史教训，只有真实的历史教训才能阻止历史悲剧在未来重演。
在皇权持续不断的词语污染与思想改造下，崇古者渐渐忘却“古”的原始含义——“克己复礼”的本意是要君王克制欲望与自信，克制雄才大略与自我实现的冲动，后世却退化成了约束民众的咒语。“臣事君以忠”的本意是做好本职工作，而非献身于上位者，后世也退化成了对君王的无条件服从。权宜之计用久了皆会变成枷锁，崇古也不例外。
萧何制定汉律，韩信制定军法，张苍制定上计章程，叔孙通制定朝堂礼仪，皆是汉帝国初年制度建设层面的大事。班固将“陆贾造新语”与这些大事并列，足见《新语》所阐发的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在刘邦时代已相当于官方意识形态。只不过刘邦一生征战不休，临终前夕才与军功列侯妥协，达成白马之盟。
在司马迁父子看来，汉帝国百姓在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惠帝吕后时代之所以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靠的不是惠帝和吕后干了什么，而是他们没干什么。所谓“垂拱”，所谓“政不出房户”，所谓“刑罚罕用”，皆是指统治者不搞事便是大好事。皇帝的指示少一点，内外官僚对普通百姓的折腾也会少一些。
太史公作《老子韩非列传》，将黄老与法家放在一起，是因为前者乃是后者的最佳润滑剂。文帝本好刑名，又修黄老，足证黄老之道与法家治术的互补关系。
景帝不尊重军功老臣，不尊重围绕白马之盟形成的政治规矩。打破这些政治规矩，恰是他重用晁错推行削藩政策、打压军功老臣的主因。景帝的理想是重塑秦始皇时代的绝对皇权，而非与军功列侯、诸侯王共治天下。
文帝时代真正让百姓怀念的，不是吃饱了肚子，也不是政治清廉——这些都只是后人虚妄的想象——而是朝廷放松了对社会的高强度管控：一是在经济上放弃了对刑徒的依赖，不再像秦帝国那般大搞刑徒经济；二是实施司法改革，让国家暂时走出了举报型社会。
汉武帝对无为从来就不感兴趣。年轻而自命雄才的帝王目之所见，是国库里串钱的绳子已经朽断，是太仓里露天堆着因吃不完而腐烂的粟米。他深感有为的时机已经成熟，有许多伟大蓝图正等着他去实现。至于谁会成为这伟大蓝图下的炮灰，自幼锦衣玉食的年轻皇帝并不在乎。
刘彻尊儒，目的已不是要借思想流派之争在统治集团内部夺权，而是欲借儒学来重新确定汉帝国的立国之本，并满足其个人大有可为的政治欲望。刘彻试图通过尊儒，来为汉帝国赋予新的政权合法性，并将刘彻的高压统治粉饰成前所未有的盛世。
景帝没能解决的问题，刘彻决意解决。站在皇权角度审视，刘彻确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人选——经过文、景两代数十年的谋划，军功列侯与诸侯王皆已式微，体制内再无人能也再无人敢以白马之盟为依据来约束皇权。
刘邦当年做皇帝，一众诸侯王联名劝进的文书里无只字提及天意，亦无只字提及赤帝子斩白帝子之类神话，仅言其战功与德行比其他人更高，亦即刘邦的皇权乃“受命于人”。董仲舒的新理论，是要将汉帝国的皇权从“受命于人”转型为“受命于天”，是要用虚无缥缈的天意来取代切切实实的人意。
灾异是否存在，取决于当权者是否公布天灾；祥瑞是否存在，取决于当权者是否需要祥瑞。说是皇权神授，实则神是何种意见完全取决于皇权需要神出具何种意见。让神按照皇权的需要表态，远比让人按照皇权的需要表态来得容易。这是刘彻对天人感应之说深感兴趣的主因。
所谓独尊儒术，不过是有选择地自儒家学说中择取有助于粉饰皇权的内容，如封禅、巡狩、建明堂、改正朔、易服色等。这些规模浩大的政治活动，可以提升皇权的威严，也有助于将刘彻本人塑造成形象伟岸的当代尧舜。至于孔孟原始儒学中要求统治者克己复礼约束自我、压制私欲节约民力的内容，从来仅见于宣传而不能付诸实践。
尊儒成了基本国策后，亲眼目睹这一盛况的太史公并不兴奋，反而心境沉郁地“废书而叹”。究其原因，是他已看透尊儒的本质乃是灭儒。满朝皆儒士，但满朝亦皆伪儒。在太史公看来，这些伪儒皆无资格进入《史记·儒林列传》。
在高居庙堂的桑弘羊等人看来，刘彻时代的文治武功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是极伟大的盛世。但在身居民间的贤良文学眼中，刘彻时代穷兵黩武、耗尽民财，是极其可怕的凋敝时代。
对消费者来说，唯有充分竞争才能刺激商家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才能让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趋于合理。而一家独大且由官府控制的市场是最坏的市场。当民众买东西只能找官府，卖东西也只能找官府时，一定会酿成民生灾难。汉武时代的盐铁专卖正是典型案例。
在桑弘羊的理念中，民众是供朝廷汲取的资源，是需要管控和驯化的对象。在贤良文学看来，为民众提供服务、让民众安居乐业，才是国家或谓朝廷存在的核心价值。如果不能保障民生，统治者所有的文治武功就都没有了意义。因此，这是一场不可能达成共识的辩论。不过，即便组织辩论的霍光只是想要利用贤良文学的民本立场去攻击政敌桑弘羊，而无意取消盐铁专卖并结束酷吏政治，这场辩论也仍有其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是汉帝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公开针对现实政治提出全面批评，也是第一次公开否定本朝的所谓盛世。
大概是因为刘彻时代实在太惨，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给幸存汉民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且知识界保存历史记忆的努力颇有成效，所以相关历史教训在后刘彻时代常被有良知者不断提及，以劝谏皇帝纠正现实政治。只是很可惜，因为没有切实的政治力量做后盾，这类劝谏往往止于言辞，难有实际效果。
刘据在当时颇受民意爱戴，然而这种爱戴与刘据做了什么关系不大，更多源自其父刘彻的衬托。刘彻执政的半个世纪里，人人皆生活在密不透风的政治高压之下，皆困于无休无止的税役汲取之中。作为汉帝国的储君，刘据理所当然会被朝野上下密切关注并寄予厚望。
人们相信，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人们之所以愿意相信，是因为这种相信能让他们在绝望中存留一点点希望，能让他们深信，只要刘彻去世，卫太子即位，政治风向便会扭转，悲惨的日子便会结束。
刘彻虽死，征伐虽止，时代却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桑弘羊们制定的聚敛政策仍在执行，汉帝国上上下下的官员也仍以酷吏为主体。人们怀念卫太子，不是因为他们对卫太子有多少真切了解，而是现实政治仍让他们感到痛苦，传言中那个品性仁厚、心存百姓的卫太子，可以充当他们批判现实的武器。
昭帝在位的十三年里，汉帝国虽因“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而无力维持对外征伐，但在对内治理上，仍极忠实地执行刘彻时代的施政路线，即通过酷吏集团实施严刑峻法，来维持高强度的控制与汲取。直到昭帝去世时，汉帝国在“治狱”方面仍与残暴的秦帝国并无二致。
审视宣帝的“霸王道杂之”，可以清晰知道，其霸道是指以法家之术来治理天下，核心理念是尊君卑臣与崇上抑下，以暴力制造恐惧，以杀戮钳制言论。至于王道，所谓以仁义治理天下，不过是遮盖霸道的装饰而已。
所谓“外儒内法”，“外儒”用于粉饰太平，必须公开宣传到极致，故罪己诏不停，祥瑞亦层出不穷。“内法”用于驾驭群臣、控制百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故屡屡下诏打击酷吏，却绝不肯减省律法；屡屡下诏减轻百姓负担，却绝不肯终止盐铁官营。
穀梁之学大盛，起了些微润滑时代的效果，但并不能真正消解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强烈批判。因为真正激发知识分子批判精神者，既非儒学，更非儒学的支派公羊学，而是糟糕的现实政治。只要汉帝国仍以严苛的法家手段对待民众，只要民众仍生存在饥寒交迫之中，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就不会消失。
朝廷一缺钱就大搞盐铁官营，乃两汉而下历代统治者的惯性思维。统治者们认定，只要禁止民间商人进入盐铁行业，全面实施官产官卖，不但政府财政收入可以增加，民众也可以少受商人盘剥。实则盐铁官产官卖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为官府聚敛财富，却必定破坏民间经济与生活的正常运转。
成帝之后，哀帝、平帝在位期间皆未徙陵。也就是说，自元帝时代起至王莽称帝前，汉帝国约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未再以强制徙陵这种统治手段来折腾富户。这种不折腾，既让百姓敢于求富，也让汉帝国民间拥有了一批具备社会组织能力的中坚阶层。被秦皇汉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豪杰，又渐渐在民间复现。
史料中的成帝时代呈现出这样一种奇特的面相：经过多年轻徭薄赋下的休养生息，汉帝国人口即将达到最高峰，黄河泛滥决堤也进入了高峰期。层出不穷的洪水，广泛传播的灾异理论，各方政治势力为打倒对手而疯狂操弄针对灾异的解释，共同将成帝时代描绘成了前所未有的末世。
元帝、成帝父子执政的四十余年，是西汉百姓活得相对最为轻松的时代，将这四十年称作“元成之治”或许并不过分，其民生含金量未必低于更知名的“文景之治”。
宫闱之事，隐秘幽微，今人只能依据有限的资料做合理推测，不能保证推测必定与事实契合。但不管怎样，至少在当时之人看来，成帝晚年亲手杀子确有可能是在为汉帝国的传承着想。
哀帝要面对的，不只是垂垂老矣的王政君与王根，也不只是年富力强的王莽，而是一整套长期依附于王氏外戚的官僚体系。哀帝驱逐王氏外戚，实际上是在对抗以王氏外戚为领袖的庞大的官僚集团，也是在对抗以王氏外戚为核心的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
哀帝似乎疑心自己病情的加重与篡改社稷这一“不孝”之举有关，遂下旨将全国各地已废弃的七百余座刘氏神祠重建了起来。这七百余座神祠，在短短一年内共举行祭祀活动37000余次，显见哀帝此举不只是为了祈福，还存有向地方郡国官民重新宣传刘氏历代帝王功德的用意，以抵消“天命”的急速消失。
长久以来，王莽一直遵循儒家经典的教导处事做人，几乎无可指摘。为了践行自己的道德观，王莽甚至做出了逼儿子自杀的极端之事，原因是儿子打死一名家奴，按照孔孟先贤的教导，家奴也是人，也须以同等的仁爱相待。当这样一个人站到大司马那样显赫的位置上，对刘氏皇帝失望已久的汉儒们，自然会对他寄予厚望。
知识分子们支持王莽，除缘于部分人已做了王氏外戚的宾客外，还因为许多人依据天人感应理论确信汉帝国气数已尽，而王莽就是那个负有天命、将给天下带来大治的圣人。王莽的种种表演，皆不过是在反复证实这一点——再没有哪个权臣比自己更懂得如何表演才能获得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了。
王莽推行井田制虽打着“为普通百姓好”的招牌，但普通百姓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让“豪强”们吐出超额田地分给无地贫民，看似是在劫富济贫，落实到具体操作却只可能是劫富济富——在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办法约束皇权的时代，期望皇权及其代理人充满德性而不谋私利，根本就是天真与痴妄。
王莽派使者到地方赦免盗贼，使者们回来后告诉王莽：接到官府的赦免令后，盗贼会解散，但很快又会群聚到一起，问他们原因，则异口同声回答：法条繁杂严苛，稍微一动就犯法；努力劳作的产出，远不够缴纳朝廷的赋税；窝在家里什么都不干，也可能因为邻居盗铸钱币而连坐。在王莽新政下，百姓已走投无路。
新莽政权一世而亡，其自命雄才与好大喜功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不是自命雄才而实则严重欠缺政治经济常识，王莽便不会启动恢复井田制、变奴婢为私属、发行新货币等改革政策。王莽对“豪强”开刀，等同于将自己的统治基础从新莽政权这个利益共同体中剥离了出去。
刘彻试图建造明堂，王莽则把明堂变成了实物；刘彻大张旗鼓封禅泰山自我表彰，王莽也造出封禅玉牒蠢蠢欲动；刘彻大量起用“谀儒”而排斥不肯曲学阿世的真儒，王莽身边同样群聚大批负责颂圣鼓吹的伪儒；刘彻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假的，王莽的“儒家理想主义”也是假的。他们都是“外儒内法”的大玩家，是真正的同类。
自反秦战争中崛起的汉帝国，兜兜转转百余年，迎来的是汉武帝刘彻的重归秦制；自刘彻时代的余烬中复苏过来的汉帝国，兜兜转转百余年，迎来的仍是刘彻的同类王莽。唯一的区别是刘彻活着时没能见到汉帝国分崩离析，而王莽的头颅被高悬于宛市之中。这真是意味深长的历史轮回。
“汉遭王莽，宗庙废绝，豪杰愤怒，兆人涂炭。”豪杰们砍下王莽的脑袋，暂时终止了这场规模浩大的历史倒退。然而死者无法复生，“莽未诛，天下户口减半矣”，及至战乱消停、天下重归太平，海内百姓幸存者仅余十之二三，有约四千万人直接或间接地死于王莽的“雄才大略”。
酷吏政治与无限皇权同调，是因为前者乃是后者的标配。只要朝廷的权力结构以无限皇权为核心，酷吏政治便必不可少。没有酷吏政治，皇权便无法落实其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没有酷吏政治，皇权也无法有效完成其对各阶层的强力汲取。
秦帝国二世而亡，西汉却存续了两百余年。这国祚长短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后世帝王在总结历史教训时会更多注意秦帝国；而在吸取成功经验时，则会更多注意西汉。从这个角度讲，西汉留给后世的影响丝毫不逊于秦帝国，甚至犹有过之。
汉法最初“约法三章”，但随着无限皇权回归并达到极盛，也终于发展到“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的程度，其法网繁杂细密的程度丝毫不逊于秦帝国，结果在刘彻时代同样制造出了“郡中震恐，道不拾遗”的荒唐景象。
皇权的持续扩张与臣权的持续萎缩，是西汉前半个世纪最核心的政治脉络。至汉武帝刘彻执政，因反抗暴秦而诞生的“相对皇权”终于彻底回归到秦帝国式的“绝对皇权”，即所谓的专制皇权，巨大的社会灾难也随之而来。
西汉之于中国帝制史，犹如原生家庭之于人的成长，烙刻着难以磨灭的印迹，因此我很愿意将西汉两百年视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原生期”。
目录
引言 漫长的下行时代
第一章 妥协
一、游士刘邦
二、两种“皇帝”
三、白马之盟
四、陆贾无为
第二章 政变
一、吕后的忧惧
二、大赏军功阶层
三、政不出房户
四、所谓诸吕作
第三章 黄老
一、皇权的隐忍
二、贾谊的妙策
三、另一个文帝
第四章 崩坏
一、打破政治规矩
二、三十税一神话
三、文景之变
第五章 雄主
一、无为的余晖
二、尊儒实为灭儒
三、消灭有组织者
四、天下户口减半
第六章 反思
一、伟大的盐铁会议
二、说真话的夏侯胜
三、沉痛的历史记忆
第七章 霸王道
一、民众怀念卫太子
二、浩劫后的有限改革
三、霸王道与文字狱
四、石渠阁会议
第八章 德教
一、外儒不敌内法
二、给经济松绑
三、“豪杰”归来
四、虽远必诛大论战
第九章 灾异
一、普通百姓的好时光
二、庙堂之上，灾异乱斗
三、大洪水与沙尘暴
四、成帝的最后一搏
第十章 禅让
一、哀帝打开禁忌之门
二、西王母崇拜事件
三、灾异消失，祥瑞开演
第十一章 新莽
一、改革与倒车
二、亡国与轮回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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