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与域外的变奏: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史学(1928-1948)

* 本书开拓性地从;域外与;本土两个维度观照史语所的发展脉络，既揭示了国外汉学与史语所的联系，又总结了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本土贡献。

zwnj;* 对史语所的演进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涵盖时代背景、组织制度、研究成果、治史理念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史语所独特的学术建制和成就。

* 立足丰富的档案文献，如;史语所档案、;傅斯年档案等，对过去研究薄弱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许多新见解。

zwnj; ?* 不仅展现了史语所学术群体治史的风格、特色，而且揭示了他们为争取学术话语权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对于今天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有密切关联。本书以19281948年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了史语所新典范的生成、运作机制、求新趋向、话语建构、治学特色、学术贡献、域外影响及研究局限等，较完整地呈现出史语所推进中国现代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历史图景。注重从;本土与;域外的双重视角，从中外史学交流的维度观照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关系，考察西方的学术观念何以与中国传统史学相互交织、熔铸，进而推进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同时较为系统地使用相关档案资料，增加了研究成果的原创价值。

张峰，1981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香港孔子学院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出版学术专著2部，在《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评论60余篇，有数十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或论点摘编。教研成果先后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陕西省教学成果奖等奖励多项。

绪 论

第一章 史语所新典范的生成

第一节 域外汉学的发展与民国学界的回应

第二节 ;与外人角胜：史语所的创办

第三节 时代环境变迁与史语所的演进路径

第二章 史语所的运作机制

第一节 组织章程：制度与人事

第二节 研究组别：困境与调适

第三节 运作模式：集众研究与个人研究

第四节 人才培养：成就若干;少年学者

第五节 经费收支：时局波动与工作开展

第三章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求新趋向

第一节 《集刊》的创办与史语所工作之彰显

第二节 《集刊》与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第三节 《集刊》与现代学术社群

第四节 《集刊》与国际学界的接轨

第四章 史语所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

第一节 域外汉学刺激下的学术取向

第二节 引领断代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第三节 开辟专门史研究的崭新领域

第五章 ;本土与;域外：史语所学术成就的双重定位

第一节 新旧中西之间的学问

第二节 经世与考据的双重合奏

第三节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

第四节 学术成就的域外回响

第五节 主流之争与研究局限

结 ?语

附录一 ?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流动变化表（19281948）

附录二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目录分类（19281948）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序

张峰博士的专著《本土与域外的变奏：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史学（19281948）》即将付梓，我作为他的导师，感到十分高兴。

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于1928年，1948年底迁到中国台湾省，其演进历程形成了意义和风格鲜明的、相对独立的研究段落。史语所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集中了一批专门研究人才的研究机构，它自觉继承乾嘉学术传统而又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史语所拥有如傅斯年、陈寅恪、董作宾、岑仲勉等著名的学术大家，而又培育了劳榦、张政烺、全汉昇、陈述、严耕望等一批又一批的学术新人。在短短二十年间，史语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当时新历史考证学的支柱和重要代表，为中国学术争取了话语权，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

史语所学术实践的成功，与时代变革和学术演进的内在法则密切相关。从学术条件言，20世纪初年;四大新史料，即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木简、明清档案的相继发现，为史语所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而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则是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20世纪初磅礴于华夏大地上的新史学思潮，使进化史观战胜了以往盛行的循环史观、复古倒退史观，取得了支配地位，并且启发历史研究者以开阔的眼光去进行学术探索，从以往比较狭窄地依靠古代文献资料到利用;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都置于史料范围之内。继之掀起的是更加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使学术界人士经受了一场新的洗礼，从此;科学思想深入人心，有见识、有作为的史家，无不以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为治史的目标，历史考证学的面貌随之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把以往;求实求真的努力提升到新的阶段。另外，这一时期中外学术交流蓬勃发展，中国思想界从西方引进了进化史观、科学思想这些具有根本意义的新观念、新学理，它们与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精华相融合，因而获得巨大的生命力，导致中国学术界出现新的面貌。中西交融还有治史方法方面的丰富内容，诸如逻辑方法、系统方法、审查史料方法、比较研究法、语源学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本来在传统学术中也有使用，而西方近代学者的论述更加明确，或更加充分，学理不分中西，优良者即易被接受和传播，收到推进学术、深化认识历史问题的显著功效。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蔚为大国，原本有这样一片沃土，进入20世纪之后，适逢其会，时代提供了适宜的阳光、雨露和滋养，因而催开了史语所这朵鲜艳夺目的史学之花。

作为史语所的创办者与终身所长，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学的虽是文科，心中却折服于自然科学。在他主编的《新潮》杂志上每期必刊登几篇;纯粹科学文，并把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作为衡量学术是否进步的标准。对于中国晚周时期的学术，他认为若果只用朴学家的方法，不运用西洋人研究学问之法，仍将是一无是处，仍得不到结果。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向往是他赴英、德留学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英国伦敦大学写信给胡适说：;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大学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他在西欧学习了普通心理学、化学、物理学、高等数学等课程。到德国以后，他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对兰克所主张的学问是纯客观的，而史家的任务是;据实直书，;让史料本身说话，不掺入研究者的主观好恶，;无例外地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等治史原则十分推崇。发扬兰克史学的治史原则，视搜集史料为第一急务和标榜;不偏不倚的客观主义态度，与服膺清代学者顾炎武、阎若璩、钱大昕的考证学，学习欧洲近代史家重视田野发掘、推广自然科学方法的;科学史派，把三者相融会贯通，不仅成为傅斯年的治史方法，而且成为他领导史语所的纲领。

傅斯年针对以往学者长期存在的个体分散、各自独立研究的严重缺陷，强调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研究，使之构成系统，形成规模，这体现了近代学术为完成重大研究课题而采取集体的、协作或研究的需要。他创办史语所，规划了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俗等项，以及设想对各地区语言的研究。以后史语所便大致按此设想分组展开有规模的系统研究工作。史语所在广州中山大学初成立时，分为史料征集、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敦煌材料研究八组。1929年史语所迁往北平，调整为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历史组的学者对于史事、文献作了大量的考证性工作，以及整理居延汉简、《明实录》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其成绩反映在《史语所集刊》发表的数百篇论文和许多专刊、专著中。语言组对全国各地方言、文字、制度和风俗作调查。考古组则在1928年至1937年有计划地对安阳殷墟遗址进行了15次发掘，成为近代考古学史上的盛事。

既然史语所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崭新的研究风格、巨大的学术影响，那么对它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总结，就是当代学人应该努力实现的重要任务。

2009年，张峰同志跟随我读博士，选择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国现代史学（19281948）》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他勤奋好学，利用赴台访学的机会，查阅大量关于史语所的原始档案材料，不仅在三年内完成了30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而且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了5篇学术论文。在论文答辩会上，他的博士论文得到答辩专家的一致好评。他到西北大学工作之后，继续以史语所为主线对中国现代史学进行深入探研，并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书稿，就是张峰博士在他博士学位论文和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基础上完成的。通读下来，这部书稿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色和价值：

一是开拓性。以往学术界对于史语所的研究，大多侧重从中国本土的语境予以考察，这部书稿首次从;域外与;本土两个维度观照史语所的发展脉络，拓展了研究的界域。作者重视从;域外的视角，揭示国外汉学与史语所的关联，认为域外汉学对史语所的创办与发展深有影响，史语所在同国外汉学界进行交流与竞胜的过程中，实现了将汉学研究中心由国外夺回国内的目标，进而它的成就又在域外被传播与接受，受到欧美、日本等汉学界的推重。同时，作者又从;本土的角度，通过对史语所学术群体治史成就的分析与总结，梳理出史语所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专业化与现代化的贡献。

二是系统性。这部书稿打破了撷取史语所某一方面成就加以申论的做法，首次对史语所的演进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作者论述了史语所创办的时代背景、创办经过与发展历程，并从制度层面谈到史语所的组织大纲、研究组别、运作模式、人才培养、经费收支以及刊物出版，由此体现史语所与传统国学院不同的学术建制。再者，作者重点考察史语所在;集众研究和;个人研究方面的成就，集众研究主要体现在史料整理、方言调查和考古发掘三个方面，个人研究主要体现在史语所学人的断代史研究和专门史研究两个面相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作者抽绎出史语所学术群体治史的理念、风格与特色，并从理论上加以提升，总结了史语所学术成就在国内外的影响、主流地位受到的挑战和研究局限等。

三是原创性。作者立足档案文献，首次较为全面地使用了;史语所档案和;傅斯年档案，同时参以史语所学术群体的日记、著述、笔记、书信，民国时期的期刊、报纸等文献，对于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譬如，对域外汉学与史语所的创办、史语所组织章程的制定与调适、史语所人才培养的模式、史语所的经费收支与工作开展、《史语所集刊》与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推进、史语所学人与旧史家治史理念的差异、史语所学术群体历史考证背后蕴含的爱国思想、史语所学术成就的域外回响，以及史语所学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之间的关联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原创性探讨。

总之，这是一部视角独特、史料丰富、论证深入、创新价值突出的学术专著。其中作者所论，不仅展现了史语所学术群体治史的路径、风格、特色，给予我们今人治学诸多启示，而且揭示了史语所学术群体与域外汉学家开展学术竞争、争取学术话语权而进行的不懈努力，这对于我们今天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是有借鉴意义的。

张峰博士正处在学术研究的*佳时期，希望他能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拿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同大家共同阔步前进，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是为序。

陈其泰

2024年1月8日

序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学术制度与人事纠葛

傅斯年与朱希祖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探讨，看似纯粹学术观点的争鸣，但实际上也与傅、朱二人矛盾的激化有所关联。也即是说，傅、朱二人的矛盾为学术辩难起到了推波助澜之作用。

朱希祖是傅斯年在北大就读时的老师，傅斯年对其极为尊敬。1929年，史语所从广东迁至北平，傅斯年亦随之入北大史学系兼课，与朱希祖成为同事。1930年12月，史学系学生散发了;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的传单，指责朱希祖;无学无识而又;嫉贤妒能排挤教授，因此;决不配干史学系主任。随后，朱希祖被迫辞去史学系主任一职。在朱氏处于;学潮困难之时，正是傅斯年向史学系学生澄清事实，为朱希祖作了辩护。所以事后朱希祖对傅斯年不无感激地说道：;此次北大史系事件惟兄仗义执言，凛凛可钦！刚正之气，热烈之忱感人心脾，永永难忘矣。朱希祖被迫在北大辞职，欲同时辞去清华大学与辅仁大学的教职，专入史语所从事研究。他在1930年12月21日致函傅斯年说：;希祖*近转辗思维，决定此后专事研究史学，不作教员，不作任何校长主任及各项办事员，故拟在年假后辞去清华、辅仁等校教课及北大研究所导师，使身体一无所累，集中精神以从事于一史，惟生计问题不易解决。前日承兄谈及研究院事，可以达我此志，年假中未识可以决定否？迟则事机一失，恐仍牵于旧累不可解脱矣。乘此机会快刀斩乱麻，使永无纠葛，亦可谓毕生之幸。对此，傅斯年表示;甘愿赞助，并决定史语所上半年以少购图书来支付朱希祖的薪俸。1931年1月25日，史语所召开十九年度下届第一次所务会议，陈寅恪提议改聘朱希祖为专任研究员。陈氏认为，历史组的工作以近代者为*重要，;如整理档案是朱先生，关于近代史的知识既极其丰长，而十余年所搜集之此项史料在国内亦无有出其右者，又恰逢朱氏刚刚辞去北大史学系主任一职，;正宜在此时改聘为本所专任研究员。不久，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便向朱希祖下发了;专任研究员聘书。可以说，傅斯年在促成朱希祖由中研院特约研究员改聘专任研究员一事上，功不可没。

但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正因为此次改聘之事，逐步走向紧张。按中央研究院章程规定，专任研究员必须辞去其他院外一切职务，专事研究。关于此点，傅斯年早已给朱希祖一再重申，但朱希祖在被聘为中研院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后，又致函北大校长蒋梦麟，先是在北大请假一年，而后;拟销假复职，并说：;希祖查（北大）研究所中别无教授担任明清史指导，明清史料整理会亦无人指导整理，故不忍决然舍去，且先生来长北大，希祖极愿襄助，惜不能竭尽全力为歉。朱希祖一方面未与傅斯年商议，直接致函蒋梦麟，想要在北大;复职；一方面又告诉傅斯年已经辞去了北大、清华、辅仁的一切教职。这一做法，引起了傅斯年的极大不满。傅氏在给朱希祖的信中说：;先生足使斯年对中央研究院立于罪过之地位者，;先生有何意见，或作何约定，请与蔡先生约之。斯年实更担负不起。朱希祖认为他与傅斯年之间;隔阂已起，于是不得不致函傅斯年，再行告知;已发信将北大、辅大、清大教授等名义辞去，以遵守院章，解除各种困难及非毁，如兄尚有别种为难之处，竟行开除亦无怨悔。从傅、朱二人*后的通信内容来看，傅斯年埋怨朱希祖不守中研院之章程，朱希祖气愤傅斯年处处与他为难。显然，从书信交往中可见两人之关系已有所激化。

可想而知，在这种氛围下从事专任研究员的朱希祖，很难在史语所长久地工作下去。因此，朱氏在短暂担任了史语所专任研究员之后，便于1932年秋南下到中山大学任教。同时，原本由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五人组成的《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也刷新人员，将朱希祖剔除了出去。1932年至1933年，尽管朱希祖仍然担任史语所的特约研究员，但已是有名无实，因为《史语所章程》第十四条规定特约研究员的职责在于;有特殊调查或研究事项时临时委托到所或在外工作，所以此后朱氏几乎与史语所再无任何工作上的关系。据近人吴梅在《日记》中披露：;往访林公铎，同往刘三处长谈席间所谈，皆北大近日事，方知朱逖先之南来，受傅斯年之绐；许守白之解约，出胡适之之意。不论吴梅所论是否掺杂偏见，亦不论傅、朱二人孰对孰错，两人因;改聘专任研究员事件而导致关系紧张，则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傅斯年、朱希祖两人不同的教育理念，应该也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朱希祖在任北大史学系主任期间，对史学系的课程进行了改革，其改革的着眼点主要是追求课程开设齐全，使得学生能够获得完备的;史学应有之常识。职是之故，史学系开设了社会学、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人种学、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等课程。繁多的课目，致使教师的讲授成为一种知识的灌输，直接忽视了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后来朱希祖也意识到;过去史学系之课程，弊在全恃教员的灌注，而无自动的研究；且课程太繁，亦无研究余晷。随着朱希祖辞职离校，他;在北大史学系历时近十年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从傅斯年随后主持史学系的工作来看，他对于朱希祖在大学中从事史学常识的教育甚为不满。他认为，大学教育应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为主，而非常识教育，于是他将史语所恪守的重视史料搜集、整理、研究等治学理念援引到大学教育中来，并明确反对史学系原来所开设的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种学等;史学应有之基本常识科目，认为这些科目起不到培养史学人才之目的，属于;泛滥漫汗的知识、;不能充实的知识以及与史学研究;不相干的知识，强调学生到史学系来学习;应是借教员的指导取得一种应付史料的严整方法，不应是借教员的贩卖聚集一些不相干的杂货。在教学实践上，傅斯年强调对学生进行;断代史与;专门史的教育，在他主持北大史学系期间，迅速培养出一批专事历史考证的青年学者，如胡厚宣、张政烺、邓广铭、全汉昇、何兹全、王毓铨、高去寻、杨志玖、王崇武、傅乐焕等，以后均成长为史学研究领域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由此透露出，在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上，傅斯年并不满意朱希祖的改革，所以他在主持史学系后才会改弦更张，实施大刀阔斧的再改革。傅斯年这种不同于朱希祖的教育理念，自入北大起便处于潜伏状态，直待朱希祖离开北大后，才得以施行。这种不同的教育观念，无疑会或隐或显地加剧两人之间的冲突。

朱、傅之交际矛盾集中爆发在1931年，而1932年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记疑》中的;询朱逖先先生此书何如，朱先生谓其皆是零抄他处者，仍应以原书为准，遂还一价，而余赴京。两月归来，此书已为原主取回，今日思之，殊觉可惜之类的话，无疑会触动朱氏的敏感点，于是在这场学术论战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一些义气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