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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风华:明朝人的城市生活 陈宝良 岳麓书社 正版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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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汲取大量史料精华,以新颖的视角,明快的解读,打捞明朝城市生活的繁华记忆,还原日常生活中的“烟火气”,呈现出一个真实且充满活力的明朝世界,颠覆你对明朝的刻板认知。
近百幅精美插图,图文并茂展现明朝城市生活美学,还原明朝这个斑斓多彩的黄金时代。
本书既是一部明朝城市生活指南,也是一部带有浓厚市井烟火气的历史佳作。
作者陈宝良是明代社会史研究的知名学者,多部作品被国内外名校指定为参考用书,学术影响广及海内外。
四色全彩精美印刷,内文采用进口纯质纸,锁线精装。
随书附赠精美签名书签,书签正面印有明代大画家吴彬《岁华纪胜图》,背面为《明南京城复原图》,实用与收藏两相宜。
城市风景
街市行纪 002
走进胡同 019
城里人与乡巴佬 028
衣食住行
宫样与苏样 038
丰腆精食与粗茶淡饭 078
宫风士韵民用 115
船舫马房 152
礼下庶人
社交礼仪 166
家礼:冠婚丧祭 201
市井民俗
节日与仪式 218
幽默人生 235
大众传播:民谣 247
粉墨登场 260
旅游生活 275
逗闷的乐子 286
从庙堂到江湖
皇冠心态 308
天潢印象 329
太监的生活 347
士绅百态 357
市井众生相 373
人在江湖走 390
妇女面面观 401
飘摇的传统
城市风景线 416
文化变革的冲击波 427
幽默人生
说到幽默,不妨先引张岱儿时发生的一件事作为例子。
张岱(字宗子)是明末著名的散文家,又是天下闻名的“饕餮客”。当张岱六岁时,他的祖父带他到了杭州,正好遇到了当时有名的山人清客眉公先生(陈继儒)跨一角鹿,在钱塘县里做游客。眉公对张岱祖父说:“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说:“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不假思索,应声对道:“眉公跨鹿,钱唐县里打秋风。”眉公听后大笑,起而跃道:“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张岱《琅嬛文集》)
张岱的对子灵巧睿智,以谐对庄,一语点破这位眉公先生钱塘之行的目的,使对子大有谐趣。而眉公先生面对这种阵势,处惊不慌,笑而不窘,这是一种容忍别人消遣的雅量,表现了一个幽默家的风度。
就其大概而言,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文化现象,幽默早在奴隶制时代就已初露端倪,它具体表现在笑话和寓言这些朴素的文学形式里。中国也不例外。笑话这种形式,虽然至东汉末年的《笑林》才见诸著录,但若追溯其源流,战国时期及以后诸子中有关宋人的讽刺小品,显然都是这些笑话的滥觞。在古代载籍中,到处隐伏着幽默的痕迹。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天性并非独缺幽默,中国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只是将喜怒哀乐隐藏在理智之下罢了。
自汉魏以降,尤其是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那点自古就有的快乐的心灵感受渐被压抑,幽默日渐泯灭。披上一层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道貌岸然的道袍,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正经得让人不敢亲近,这种儒者风范反而被视作中国人的典范和楷模。一至宋明理学泛滥,这一行为准则更是被理学家极为推崇,使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幽默的性情反被摧残不已。物极必反,明中期以后城居士大夫与城市平民中幽默生活的普及,不能不说是一种反传统的新现象。
文人:戏而不谑
明代理学是宋代理学的继承和发展。理学家们仍然将七情六欲隐藏在理智的外衣之下,通脱的性情受到理智的过分压抑,行为拘谨,生活毫无风采。明初的理学家依然恪守传统的人格修养,以矜持的态度傲视一切有趣的生活。他们遵循一种“谨言”的准则,认为“谨言”是治学的第一等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句句是实理”。他们又主张“慎行”,遵守一种端庄的甚至可以说是形若土偶的行为准则,以此来存心养气。他们排斥稍具实性实情的“戏谑”,认为戏谑会导致气荡心移。(薛瑄《读书录》)显然,在保守的理学家那里,行揖跪拜、饮食言动都有一定的准则,喜怒好恶、忧乐取予也有一定的尺度,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这种角度而言,要从明代理学家那里找到一些幽默的心灵因子是不可能的。换言之,理学家通常与幽默无缘。
幽默是一种心灵的感受,真正具有幽默感的人应当具有宏大的雅量。明代的文人士大夫与理学家截然不同。正如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改变了明代哲学史一样,王氏心学同样也为晚明士大夫开辟了广阔的生活场景。他们不像理学家那样,故意压抑内心的真实感受,而是将真性实情大胆地袒露在人们的面前。这样,性情从理学的束缚下挣脱出来,讲究真性情成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主旨。同时,明代文人继承了魏晋士人心灵通脱的思潮,使得他们具有一种对一切事物好“轻遽议论”的态度,所言不乏趣味之谈。
幽默来源于生活。理学家的生活呆板严肃,生活场景极为狭隘,他们那种行若土偶的行为,在成为别人消遣、调侃的对象之外,根本无法成为消遣别人的主体,更不能自我嘲弄。而文人士大夫则不同,他们从生活中追求乐趣,过着一种消闲别致、风流雅趣的生活。明代的石中立就是这样一位能大胆自我解嘲的人。他官居员外郎之职,曾经随同僚去南御园观看皇家所畜的狮子,守园者告诉他们,这狮子每天能吃到五斤肉。同僚就戏言:“我辈日给反不如狮子?”中立笑答:“这不对,因为我们都是园外狼(谐员外郎),怎么能与园中狮子相比?”(乐天大笑生《解愠编》)寥寥数语,既是自嘲,又发泄了对明代官俸极低现象的不满。
晚明城居士大夫的生活场景极为广阔,互相戏谑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与传统理学家的喜静恶动不同,文人士大夫好动恶静,他们互相交游,时常举行各种文宴,把盏嬉戏。吴门张献翼为人使才好奇,每天都有“闯食者”,于是他故作一谜粘贴于门上,规定“射中许入”。谜云:“老不老,小不小,羞不羞,好不好。”一时没有猜中者。一天,王穉登射云:“太公八十遇文王,老不老;甘罗十二为丞相,小不小;闭了门儿独自吞,羞不羞;开了门儿大家吃,好不好。”(浮白斋主人《雅谑·射谜》)张献翼听后大笑。这是士大夫在交游中以射谜互相戏谑。主人别出心裁,出谜难人,客人不但引经据典,而且还幽默风趣,将主人戏弄一番。这种既长知识又别有情趣的射谜,是士大夫幽默生活的特点之一。
人的癖性与幽默是密切相关的,其连结点在于性格,即在于性格间的喜剧性。一般说来,只有串上喜剧性的癖性才带有幽默的意味,才容易被认为幽默,除此之外的数不尽的癖性都与幽默无关。古怪癖性一旦与喜剧性相结合,一般就被称作滑稽。在晚明的城居士大夫中,行为滑稽之人比比皆是。例如,顾承学为人放浪不羁,有时候他身着女人的红衫,抹着粉额,荡着桨,唱着吴歌,引人聚观,但他且歌且饮,旁若无人。他有时候在大雪中,坐在大树上,手持酒,自饮自斟,啸歌不休。(宋懋澄《九籥集》)这种古怪癖性,再加上外观形态动作的荒唐离奇,固然也产生滑稽热闹的快感,但在这些被正统人士目为“人妖”的扭曲的人格背后,我们还能体味出他们逃避世俗社会的悲怆情感。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具有很多怪癖的怪人,大多极具幽默感,有一种超群出众的人格,能自在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独自应付任何困苦的窘境,从中自得其乐。
城居士大夫的生活开放活跃,他们往往从极平凡的生活中显示自己的真性情,于是在士大夫中以谈谐为乐成了一时的风尚。这种风气同样影响了一些士人著书立说的风格。我们在明代的笔记中时常能看到“雅谑”与“奇谑”这样的门类,这些都是为适应士大夫谈谐的需要而创设的。士大夫式的幽默不同于民间的笑话,其特点是工于含蓄、耐人寻味、巧于蕴藉,其目的是自闲适处求超脱,所以士大夫往往追求一种雅而不俗、奇而不庸的幽默趣味。为了达到这种幽默效果,他们就采用酒令、句对、灯谜、禅宗式的诡辩等形式,通过玩弄文字与诡辩的游戏,以达到令人发笑的雅趣。由于涉义蕴奥,所以这些笑话只能作为士大夫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可能流传到下层民众中去。
冯梦龙在《古今谈概·谈资部》中说:“古人酒有令,句有对,灯有谜,字有离合,皆聪明之所寄也。工者不胜书,书其趣者,可以侈目,可以解颐。”在乐天大笑生纂集的《解愠编》中,卷十四是《隐语》,即谜语,由此可见当时的时尚。酒令、句对、灯谜中,有些虽工致,但与幽默无关,只有那些与谐趣有关的,才足以令人解颐,堪称幽默的一种。
《诗》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在古今载籍中,有很多足以令人解颐的东西,假如能悟得其中的旨趣,就会发现实际上都是禅机。禅讲慧辩,幽默讲机智,禅与幽默不可能不发生关系。自万历末年以后,袁宗道、袁宏道兄弟与陶望龄等人,在北京“相与聚谈禅学,旬月必有会”,一些高明之士翕然相从,在士大夫中形成一时的谈禅风气。所以,在晚明士大夫的幽默中,往往深得禅机的三昧。潘游龙的《笑禅录》一书,通过禅宗的诡辩术,择取一些类似的生活场景,嘲讽了那些嘴头禅,却又与禅机极为吻合。如:“一秀才夏日至一寺中参一禅师,禅师趺坐不起,秀才怪问之。师答曰:‘我不起身便是起身。’秀才即以扇柄击师头一下,师亦怪问之,秀才曰:‘我打你就是不打你。’”这则笑话引用了禅宗的话头,采取机诡巧辩的方式,讽刺了嘴头禅,解决了一些禅宗的公案。明代的笑话本引禅为辅,以此笑人,在这里,禅却成了被调笑的对象。在这则笑话中,笑与禅的结合也是不言自明的。
市井百姓:耍弄打诨
按照明法,明代将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在士这一等级中,包括已仕的缙绅与未仕的青衿,同时也有理学家与文人之别。一般说来,“士”这一阶层中所包括的政治家与理学家,恪守儒家的行为准则,与幽默无缘;而那些文人,多少与老庄哲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心灵通脱,所以从他们那里或多或少地可以发现一些幽默,尽管这种幽默仍然不脱士大夫追求闲适洒脱的雅趣。除士之外,在农、工、商以及下层民众中,都保持着良好的幽默感。农、工、商三民以及其他不入流贱民,大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尽管他们的经济地位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政治与社会地位都是相同的,同样都不能享受如士一般的政治特权。有“士”之称的儒家知识分子遵循孔夫子“行己有耻&rdqu
本书汲取大量史料精华,以新颖的视角,明快的解读,打捞明朝城市生活的繁华记忆,从衣食住行等多个角度,图文并茂地还原了明朝城市里达官显贵、贤士大夫和市井众生的日常生活,展现出一个真实、多样且充满活力的明朝世界,既是一部明朝生活指南,又是一部带有浓厚市井烟火气的历史佳作。
陈宝良,知名历史学者,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明代社会史研究,著有《中国的社与会》《明代社会生活史》(入围“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入围“2017年度中国好书”)等作品十余部,所著作品多被知名大学列为指定参考书,学术成果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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