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 梁思成眼中的中国雕塑史 梁思成 一部中华民族艺术创造力与审美趣味的变迁史 高校历史艺术专业的课外拓展读物 中国画报

样张一

上古

传谓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三，以象天地人；烹牲牢于鼎，以祀上帝鬼神。黄帝既崩，其臣左彻削木为黄帝像，率诸侯朝祭之。然此乃后世道家之言，不足凭也。

帝尧之时，鸾雏来集，麒麟来游。祇支国献重明鸟，国人多刻铸鸟状以驱魑魅。

帝舜祀上帝山川鬼神，作五瑞玉器，多以圭璧。此时盖尚在石器时代，故兵器俱石制。尧舜之时天下泰平，故武器化为礼器，如石斧化作圭，圆形石饼化作璧。唐时发舜妃女英冢，得大珠及玉碗，足征当时玉器之发达也。

三代——夏

大禹定天下，“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为九鼎，图以山川奇怪鬼神百物，使民知神奸，则入山林川泽，魑魅魍魉莫能逢之，以承天休。其后鼎迁于商，复迁于周。至周定王时遂有楚子问鼎，王孙满对之事。至显王四十二年，姬氏德丧，九鼎终没于泗水。秦始皇二十八年，过彭城，发千人入水求之，终莫能得。

当时铜器铸造术渐精。铸鼎象物，装饰渐见，遂成“浅刻”（Basrelief）。盖人类因需要而制器，器成则思有以装饰之，实为最自然之程序。三代花纹之形式，盖于此时已成矣。《礼记· 明

堂位》谓山罍为夏后氏之尊。《正义》谓罍为云雷，画山云之形以为之。盖三代铜器所最多见之“雷纹”，实始于此时也。罍之彩饰多用黄金，遗物中镶金者甚多，今故宫及古物陈列所尚可见。

夏后虽已入铜器时代，然玉石之用仍广。禹治水功成，帝舜赐以玄圭，玉器也。《禹贡》谓扬州及荆州有金三品（金银铜），扬州有瑶琨，豫州有磬错，梁州有璆铁银镂，雍州有球琳琅玕，金玉出产甚丰，雕琢之术盖亦进矣。

三代——商

至殷商而工艺渐繁，于是天子有六府六工之制。六工者，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也。《韩非子》谓殷人雕琢食器，刻镂觞酌。至于塑像一方面，则有晋卫之人镌石铸金，以为师延像以祀之。又有武乙无道，作偶人，谓为天神而搏之。纣为象箸，犀玉之杯，可知当时在象牙、犀角、玉石等等工艺雕刻亦必甚发达也。

商代遗物中铜器不多，如《宣和博古图》所载之父己鼎、若癸鼎，及《西清古鉴》所载之父乙、丁、祖辛、父癸、若癸，皆铸饕餮雷纹。

玉器遗物中有北平黄氏之躬圭，下有横纹三道，圆孔，再上则异面，非人非兽，雕工甚佳。

近年殷墟（安阳）出土器饰龟甲尤多。象牙、犀角、牛骨，雕刻甚多，刀痕犹劲，刻工细巧。去年李济之博士在殷墟从事发掘，出土者有半身石像一躯，无首无足，全身有雷纹，盖纹身之义欤。李先生以为此石像之用为柱础，其言亦当。此外更有铜贝一，径约三寸，精巧有如希腊全盛时代物，良可贵也。

样张二

秦

阿房——备房闱，缮厩库，雕琢刻画，玄黄琦玮。

二十六年，十二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见于临洮。收天下兵，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以约天下之民。

作渭桥，孟贲像。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其一今在成都圣寿寺。

鸿台瓦。

始皇墓，周五里，高五十余丈，穿三泉下铜而致槨。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项羽发之，三十万人运三十日始尽。

封演曰，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

玉玺、秦印。

两汉

汉族文化至六朝始受佛教影响。秦汉之世，实为华夏文化将告一大段落之期。上承三代之盛，下启六朝之端，其在历史上盖一极重要之关键也。先秦雕塑遗物，既罕且贵，今日学子之能见者，不过若干铜器及极少数之玉器耳。其在雕塑史上实只为一段绪言。及乎两汉，遗物渐丰。时值天下一统，承平盛世，民有余力以营居室陵墓，日常生活亦渐安适，其遗迹在在皆有，而今日治雕塑史者亦较感其易，不若三代之难考也。

汉代遗物中墓室碑阙实为最要。宫苑装饰惟余数瓦。日常用品则以镜为主体，他如虎符印章之类，为数靡少。且多经历代好古之考玩，材料较易搜集。

《三辅黄图》谓汉宗庙，“宗”者尊也，“庙”者貌也，所以仿佛先人尊貌者也。汉代雕像祭祀之风盖必盛行，惜“尊貌”多木雕泥塑，今无复有存者。惟有征诸古籍耳。

至于陵墓表饰，如石人、石兽、神道、石柱，树立之风盛行。又有享堂之制，建堂墓上，以供祭祀。堂用石壁，刻图为画，以表彰死者功业。石阙、石碑，盛施雕饰，以点缀墓门以外各部。遗品丰富，雕工精美，堪称当时艺术界之代表。职是之故，在雕塑史上，直可称两汉为享堂碑阙时代，亦无不当也。

陵墓表饰之见于古籍者极多，如张良墓之石马，霍去病墓之石人、石马，张德墓之石阙石兽、石人、石柱、石碑皆前汉物。惟霍去病墓石马及碑至今犹存，马颇宏大，其形极驯，腿部未雕空，故上部为整雕，而下部为浮雕。后腿之一微提，作休息状。马下有匈奴仰卧，面目狰狞，须长耳大，手执长弓，欲起不能。（图6-9）在雕刻技术上，似尚不甚发达，筋肉有凸凹处，尚有用深刻线纹以表示之者。

霍去病墓——武帝元狩。B.C.122。（图6-10至图6-12）

俑及明器——三俑（图6-13至图6-15）。

曲阜诸王墓——恭王，景帝三年（公元前154 年）封于鲁，二十八年后薨（公元前126 年），及子孙。卒及亭长，高六尺八寸及七尺一寸。最古。

宫苑及建筑装饰

元鼎元年，立通天台于甘泉宫。高二十丈，以香柏为殿梁，香闻十里，故亦称柏梁台。台上有铜柱，高三十丈，上有仙人，掌擎玉杯，受甘露于云表，谓之承露盘。盘大七围，去长安二百里之遥已望见之。元封间，柏梁召灾，椽桷皆化龙凤从风雨飞去。可知台之建筑，椽桷乃饰龙凤。然以铜器高入云霄，最易引诱落雷，柏梁台不得不灾，传谓灾时风雨，可以证之。

柏梁灾后，武帝更信方士言，立建章宫。前殿之东立凤阙，高二十五丈，而在其上立铜凤凰以胜灾。班固《西都赋》所谓：“设璧门之凤阙，上觚稜而栖金爵”是也。

然此等大雕饰惜无存者。存者惟瓦砖耳。

《金石索》有甘泉宫瓦，作飞鸟图，字曰：“未央长生”。有上林苑白鹿观瓦当，图作鹿形，颇似甘泉宫飞鸟瓦。汉砖遗物中有长袖对舞之舞人砖，有飞鸟走兽之群兽砖，有执戈骑御之纪功砖。盖多陵墓中物。东北大学所藏人物砖，盖汉阙檐角所常见之人形欤！

样张三

三国、两晋

三国之际为雕塑极不发达之时代。遗物中之可评定为此时代者极少。惟镜之有年号者尚有数件，然此镜实仍汉制，由艺术上言，直可称为汉镜；其雕饰仍谨沿汉代多用之各种花纹，所异者惟技较巧而摹写较实耳。

宫苑雕刻之可述者，有魏明帝洛阳总章观之铜凤。观高十余丈，建翔凤其上。曹操墓之铜驼石犬亦为当时重要雕刻。

两晋有太极殿，殿前有楼，屋柱皆隐起龙凤百兽之形，雕斫众宝，以饰楹柱。

晋代实为中国佛教造像之始。最初泰始元年，月支沙门昙摩罗刹（竺护法）至洛阳，造像供奉。为佛像自西域传来之始，继之有荀勖造佛菩萨金像十二躯于洛阳。其后佛寺渐多，造像亦盛，然遗物则惜无存者。

当是时（建元二年，晋太和元年）沙门乐僔于敦煌凿石为窟。乐僔至山，见金光千佛之状，遂就崖造窟一龛，法良继之，营窟于僔之旁，伽蓝之起，实滥觞于二师，其后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次第造作，至唐圣历间已有窟千余龛。故亦名千佛岩。《西域水道记》谓乾隆四十八年，沙中得断碑，曰：“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僔立”，后又没于沙中云。然而莫高窟者，实中国窟龛造像之嚆矢，云冈、龙门、天龙山及其他刻崖，皆起西陲而渐传内地，此晋代在雕刻史上最大之贡献也。

晋代有人焉，为中国雕塑史中一极重要人物，戴逵是也。逵字安道，风清概远，留遁旧吴，宅性居理，心游释教。且机思通瞻，巧拟造化。作无量寿木像，研思致妙，制定精锐，常潜听众论，闻所褒贬，辄加详改，委心积虑，三年乃成，振代迄今，实未曾有。此木像与狮子国玉像及顾恺之维摩图世称瓦棺寺三绝。安道实为南朝佛像样式之创制者。而此种中国式佛像，在技术上形式上皆非出自印度蓝本，实中国之创作也。

南北朝——南朝

自南北朝而佛教始盛，中国文化，自有史以来，曾未如此时变动之甚者也。自一般人民之思想起，以至一物一事，莫不受佛教之影响。而艺术者，一时代一民族之象征，其变动之甚，尤非以前梦想所及者。在雕塑上，至第五世纪，已渐受佛教之浸融，然其来也渐。在此新旧思想交替之时，在政治历史上已入刘宋萧梁，而佛教尚未握人生大权之际，有少数雕刻遗物为学者所宜注意者。其大多数皆为陵墓上之石兽。多发现于南京附近。南京为南朝帝都，古称建业，宋、齐、梁、陈皆都于此。附近陵墓即其帝王陵墓也。陵墓在今南京西南约三十里（朝阳门外，上元县，花木村），共约十余，其坟堆皆已平没，然其中柱、碑、翁仲等等尚多存在者。瑞典学者Siren所著《中国雕刻》

言之甚详。

其中最古者为宋文帝陵，在梁朝诸陵之东。宋陵前守卫之二石兽，其一尚存，然头部已残破不整。其谨严之状，较后代者尤甚，然在此谨严之中，乃露出一种刚强极大之力，其弯曲之腰，短捷之翼，长美之须，皆足以表之。中国雕刻遗物中，鲜有能与此赑屃比刚斗劲者。

萧梁诸墓刻，遗物尤多。始兴忠武王萧憺（普通三年，公元522年薨）碑，碑头螭首，颇似汉碑。吴平忠侯萧景及安成康王萧秀，俱卒于普通年间，故其墓刻俱属同时（公元六世纪初），形制亦同。其石兽长约九尺余，较宋文帝陵石兽尤大，然刚劲则逊之。其姿势较灵动，头仰向后，胸膛突出。此兽形状之庄严，全在肥粗之颈及突出之胸。其头几似由颈中突出，颈由背上伸如瓢，而头乃出自瓢中也。其口张牙露，舌垂胸前，适足以增胸颈曲线之动作姿势。其身体较细，无突起之筋肉，然腰部及股上曲线雕纹，适足以表示其中蕴藏无量劲力者。

由其形式上观之，此石狮与山东嘉祥县汉武氏祠狮实属一系统，不过在雕饰方面，较汉狮为发达耳。

然此汉狮梁狮，皆非写实作品，其与真狮相似之点极少。其形体纯属理想的，其实为狮为虎，抑为麒麟，实难赐以真名也。今此石狮及碑柱，多半埋于江南稻田中，遥望只见其半，其中数事已于数年前盗卖美洲，现存彭省大学美术馆。其他数件之命运如何，则不敢预言也。

考古艺术之以石狮为门卫者，古巴比伦及阿西利亚皆有之。然此西亚古物与中国翼狮之关系究如何？地之相去也万里，岁之相去也千余岁。然而中国六朝石兽之为波斯石狮之子孙，殆无疑义。所未晓者，则其传流之路径及程序耳。至此以后，狮子之在中国，遂自渐成一派，与其他各国不同，其形制日新月异。盖在古代中国，狮子之难得见无异麟凤，虽偶有进贡自西南夷，然不能为中土人人所见，故不得不随理想而制作，及至明清而狮子乃变成狰狞之大巴狗，其变化之程序，步步可考，然非本篇所能论及也。

南朝造像现存者极少。就中最古者为陶斋（端方）旧藏元嘉十四年（公元437 年）铜像。高约一尺三寸。两肩覆袈裟，颇似健陀罗佛像。然在技术上毫无印度风。其面貌姿态乃至光背之轮廓皆为中国创作，盖戴安道所创始之南朝式也。

美京华盛顿（Freer Gallery）藏元嘉二十八年铜像一躯。光背作叶状，上镌火焰纹，而有三小佛浮起。大致与十四年像同。

当是时，戴安道之子名颙者，字仲若，肖其父，长于才巧，精雕塑。安道作像，仲若常参虑之。仲若作品之见于记载者颇多。济阳江夷与仲若友善，为制弥勒像，后藏会稽龙华寺。又修冶绍灵寺及瓦官寺丈六金像二躯。又作丈六金像于蒋州兴皇寺，隋开皇间寺灾，迁像洛阳白马寺。此外戴氏父子制像颇多，然实物乃无一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