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折.]礼物的流动+私人生活的变革 阎云翔 著 精装 列文森图书大奖获奖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私人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爱情还是亲情，自由还是服从，个体如何在转型社会中抉择？
美国亚洲学会中国研究列文森图书大奖获奖作品；
阅读当代中国乡村的情感与道德世界，理解私人生活背后的社会变迁。

名人推荐

这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探讨了此前从未被讨论过的议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体性与情感生活。1970年代的中国东北，阎云翔教授曾在当地某村庄做了7年农民，并于1989年以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身份回到那里，开始了为期十余年的考察。他以当地人的视角，描绘出普通村民丰富、细腻又微妙多变的精神世界。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赡养老人等公共性议题，到风流韵事、计划生育、性等隐私问题，本书都有所展现。
阎教授将一部当代中国农村复杂的、流动的心态史和行为史，呈现在我们面前。
——列文森奖获奖辞（列文森奖推选委员会：裴宜理、胡缨、戴安娜·里拉）
20世纪90年代中国乡村很好的民族志写作。他花费了数年时间与村民们共同生活，并分析他们的生活状态。他把私人生活研究放在了个体性和家庭联合体重要性的经典讨论之中。他生活过，他做到了，他将深刻的理解和分析带给了我们。
——黛博拉·戴维（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媒体推荐

当阎云翔首本书，《礼物的流动》于1996年出版后，这清楚地表明一个新的中国研究领军人物开始踏入了该领域。阎教授的第二本书《私人生活的变革》更清晰地表现了他在首本书所展现的才华。事实上，《私人生活的变革》作为《礼物的流动》这一书的同系列著作，它们一起构成了一部关于丰富而独特的村庄民族志。那里同时也是阎教授成为人类学家之前花费了15年观察、生活过的村庄。
——《China Quarterly》
优秀的研究，它清晰地提供了关于中国乡村家庭生活的变化图景，而从中，村民们的内心道德世界和情感生活流露着些许微光。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在这本精心研究和高度原创性的书中，阎教授再一次展现了他作为民族志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捕捉农村社会变化背后的多层微观性因素的能力。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作者简介

阎云翔，1954年生，师从著名学者张光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2007年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主要讲授“文化人类学”课程。。著有《礼物的流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等著作。其中，《私人生活的变革》曾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
龚晓夏（译者），1956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长期在美国从事教学、研究、媒体工作。

目录

中文版自序
前言
导论
中国家庭模式与私人生活的研究
一、“合作社模式”与缺席的个人
二、研究私人生活的新模式
三、本书的结构安排
第一章 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
一、村干部以及国家角色的变迁
二、公共生活的起落
三、亲缘结构与社会关系
第二章 择偶：独立与浪漫的年轻一代
一、关于择偶的本土定义
二、1946—1962年：年轻一代的独立自主趋向
三、1963—1983年：集体化体制下的浪漫爱情
四、1984年至今：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发展
五、介绍型婚姻中的爱情
六、从自主到浪漫
第三章 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
一、订婚后的恋爱与婚前性关系
二、爱情的语言和姿态
三、择偶理想的变化
四、爱情的表达问题
五、择偶中的浪漫革命
第四章
两性互动以及夫妻关系重要性的增长
一、家庭结构的变化
二、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与爱情
三、家庭劳动分工与家庭决策
四、家庭内部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
五、大家庭的民主化
六、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第五章 私人空间与隐私权
一、老宅子的空间安排
二、80年代以来的装修热
三、内外之别与家庭隐私权
四、个体成员的私人空间
五、空间格局与人际关系
六、下岬村个案与隐私权观念
第六章 家庭财产与个人财产权利
一、提前分家与“从父居”的消亡
二、系列分家方式的影响
三、彩礼与遗产预支
四、彩礼支配的变化
五、新娘在彩礼交换中的角色
六、从礼物到预支的遗产
七、个人权利的上升与父权的衰落
第七章 老人赡养与孝道的衰落
一、老人的生活状况
二、虐待老人与代际冲突
三、关于代际互惠的争论
四、父母防老的措施
五、孝道的衰落
六、无效的法律与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
七、沉默的公众舆论
八、信仰世界的倒塌
九、经济剥夺与无情的市场逻辑
第八章 人口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
一、计划生育20年
二、个人选择与生育模式
三、新型生育观的出现
四、性别因素：妻子地位上升的影响
五、社区因素：村风的作用
六、从人口控制到计划生育
结论 国家、家庭与个人
一、家庭的私人化
二、自主性、情感、欲望与无公德的个人
三、情感、欲望、消费要求
四、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生活转型的悖论
五、关于国家作用的争论
六、个人的崛起与国家的关系
参考文献

序言

中文版自序
1948 年，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和社会流动》。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因素影响而形成：（1）家庭生活中以父子关系为轴心；（2）因强调男女有别而形成的两性之间的紧张；（3）将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的育儿方式；（4）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5）父母的绝对权威和权力。在个人成长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祖先崇拜和家族组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家族的利益。家并不因个人而存在；恰恰相反，个人为了家的利益而存在。换言之，每一个个人都是生在祖荫下，长在祖荫下，并通过延续祖荫的努力而赋予短暂的肉体生命以永恒的意义。由于中国的伦理体系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从家到天下的大大小小的集体利益，那种独立、自立、自生的个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也几乎不可能存在。
因为它以生动的民族志描述和系统的人类学分析向读者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取向，所以《祖荫下》一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对英语世界的读者一直影响很大。但是，许著的观点绝非标新立异之说；它代表的实际上是晚清以来立志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看法。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次变革都是以觉醒的个人反抗祖荫的控制为特征的。从晚清知识精英的“冲决网罗，恢复自性”到20 世纪社会改革者的“婚姻革命，家庭现代化”，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主张，即只有彻底改造传统的文化人格，才能塑造新的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并由此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现代化大业。
知识精英的这种主张，只是在1949 年后的新中国才真正传播到基层社会，并改变了千千万万工农大众的日常生活。稍稍年长的读者大概都会记得《小二黑结婚》《刘巧儿》等流传甚广的文艺作品。我们现在似乎仍可以想见，在地覆天翻的革命年代，中国城乡有多少小二黑们和刘巧儿们踩着胜利鼓点，扭着秧歌，兴高采烈地告别祖荫，迈向令人神往的新生活—正像刘巧儿真情唱道的一样：“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斗转星移五十载。当年的小二黑们和刘巧儿们现在的生存状态如何？他们是否已经走出祖荫？他们的儿孙辈又与祖荫有多远？在告别祖荫的过程之中和之后，几代村民的主体性和情感世界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对这些问题的兴趣驱使我在1987—1988 年间拟定最初的研究计划并提出基本理论假设。随后的12 年间，我7 次回访黑龙江省下岬村，从事田野调查工作；其中心得在本书英文版前言中略有提及。现在想来，2001 年的春季应该是我从事这项研究自我感觉最好的阶段。那时，本书的初稿已完成大半，大量的资料似乎表明“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新文化运动理想历经百年沧桑终于在当代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而我的历时十几年、跨越两个世纪的研究课题也终于可以圆满结束。
可这种兴奋、欣慰和如释重负的好心情仅持续了不长时间。在批判接下来的写作、改写、再研究、再改写的反反复复之中，我逐渐发现自己当年的想法实际上受到新文化运动和现代化理论太多的影响，将独立自主的个人之崛起预设为走出祖荫的逻辑结果。
幸运的是，人类学训练使我在田野调查时近乎本能地从本地人的角度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收集了大量乍看起来与本研究计划毫无关系的资料。重视生活细节的民族志方法又使许多与我最初的理论假设相冲突的生活故事和人物闯入我的写作。我说“闯入”决非故弄玄虚。本书中有不少个案和人物都是在写作过程中违背我的写作提纲而自己冒出来的。这里的关键在于细节，在于十几年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大量细节。这些细节单独看起来往往显得琐碎，一旦放在一起常常可以展示出重要的变化趋势。例如，我每一次回到下岬村都会听到关于彩礼、分家、养老等问题的种种议论。男人、女人、青年人、老年人，人人都会议论，但看法往往会有些微差异。同时，总会有一些人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做出一些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事来。这些“非主流”的议论和个案不可能出现在理论假设中；它们只能在我的田野调查和资料积累过程中悄悄地进入我的世界，并通过故事细节的方式引起我的重视，迫使我重新思考许多问题。
反复阅读自己的民族志初稿和调查资料，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新发现：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许多女青年在赢得婚姻自主权—“自己找婆家”之后，仍然向未来的公婆索取高额彩礼（详见本书第六章）。又如，普遍存在的农村养老问题也同样源于权利义务失衡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详见第七章）。基于这些新发现，我在2002 年本书定稿时就无公德的个人之兴起问题提出一些忧虑和初步判断（详见结论一章），同时也暗自希望自己的观察也许并不准确。2004 年元月，我第八次回到下岬村，发现本书所描述的主要社会变化趋势都有所发展。一方面，青年村民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个案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青年在订婚之后发生性关系，少数新婚夫妇主动推迟生育，还有更多的家庭节衣缩食将孩子送到县城去上寄宿学校，甚至幼儿园。最令我吃惊的是，村民们无论老少都在讲学习英语的重要性。这些似乎都在表明个人的兴起和发展。另一方面，彩礼风愈刮愈烈，分家纠纷、养老问题等也愈加严重。与1999 年相比，公共生活的衰退更为明显，个人在公共领域也表现得更加自私。对于种种极端的自我中心行为，村民们深感无奈，许多人表示只能以改变自己来适应新的时代潮流。
所有这些似乎都证明，本书结论中的初步判断并非杞人忧天。尽管本书描述的是一个北方乡村的社会生活，但我相信书中探讨的许多问题，包括走出祖荫的个人很可能成为极端自我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城乡各地。譬如，尽管城市的青年不会直接向父母索取高额彩礼，但许多人在成年之后仍然会期待着父母为他们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准备一套舒适的住房，同时却不问自己为父母（或其他人）做了什么。又如，近年来关于儿童教育的公众讨论表明，越来越多的父母认为他们不能将孩子培养为诚信君子，因为孩子成人之后无法适应社会上的残酷竞争，乃至于无法生存。“老实”是“无用”的别名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其潜台词便是承认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为了自我而伤害他人利益的行为的合理性。媒体上常见的关于“道德滑坡”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报道、讨论，在本质上涉及的也同样是权利与义务失衡的问题。
下岬村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告别了祖荫的个人也仍然面临着种种困境。此时此刻，在经过出版社编辑的努力，有所调整的中文版即将与读者见面之际，我最想说的是“未完待续”四个字。我正在收集资料，进行新的田野调查，希望能在不远的将来回答为什么“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私人生活变革并没有导致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之崛起的问题。
我一向敬佩龚小夏博士的学识和文笔，蒙她慨允翻译本书时真是喜出望外。尽管有着很高的期待，我仍然为译本的精彩所倾倒，并因此而对翻译工作的创造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谨借此机会向龚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黄宗智教授和王琳女士为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付出了许多努力，我也在此深表谢意。

文摘

介绍型婚姻中的爱情
我在考察了这484个择偶案例后发现，爱情也发生在介绍型婚姻中。这印证了Victor DeMunck在斯里兰卡的研究中应用的“爱情牵线”的说法。 在集体化时期，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因为上一代人如果没有媒妁之言，在情感表达方面要困难得多。在介绍型婚姻的情感发展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第一类情况是，在同村人结婚的情况下，绝大部分都是男女双方在媒妁出现之前本来就认识。这时，媒人往往充当两家讲条件的中间人。在一些情况下，媒人不过是请来走过场，因为当事人已经偷偷自己定了婚，有时甚至两家父母都已经讲好了彩礼条件。一位好友告诉我，在他父母找来媒人之前，他和对象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他们都是村里宣传队的活跃分子，女方是演员，男方演奏乐器。在宣传队和大伙混在一起时，他们彼此之间觉得轻松随意，可私下到了一起时却感到紧张。这位朋友说，姑娘太封建，不敢跟他更接近；而后来成了他妻子的姑娘却说，两人在一起时，他傻呼呼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对她说点贴心的话。这两人不在同一个生产队，所以农忙期间就没法见面，而他们在分开期间才意识到他们都相互想念对方。于是，1968年农忙完毕，男方家就请了媒人。在这类情况下，双方在订婚后马上就密切往来，因为他们觉得既然已经有了明媒，就有权利放任一点感情了。
第二类情况是，双方在有人做媒之前并不认识，而是在订婚后才谈起了恋爱。这往往发生在与外村人特别是远地方的人订婚的情况下。比如1975年，某个下岬姑娘和35公里外一个村子里的青年订了婚。双方在初次见面之前完全不认识。那次见面是姑娘的远亲安排的。女方后来告诉我说，第一次见面时她对对方毫无感觉。这姑娘的父亲几年之前就去世了，她母亲一人拉扯五个孩子，家里境遇困难，希望她赶紧结婚。她在与对方见了三次面之后接受了婚事。在后来的一年里，她到男方家里去过四次，每次都呆了几天，男方也到她家来了三次。他们还一起到哈尔滨照了订婚相。姑娘在村里的好朋友都发现，每次她和未婚夫见过面之后，他们的感情就又进了一步，因为每次她都非常兴奋，在往后几天里总是不断地提起未婚夫。村里人都说，她那么想结婚，在婚礼那天和娘家告别的时候，她甚至都没有像其他新娘一样象征性地掉几滴眼泪。后来她对我说，她根本挤不出眼泪来，往手绢上撒胡椒面也没管用。她告诉朋友，自己是那么想念他，巴不得马上离开。村里传说，她在订婚不久后就和对方有了性关系，于是也就开始了两人的热恋。15年后，当我在1991年做调查当面问她村里人的说法是否有根据时，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笑了起来。我说你这一笑就算是肯定，她也还是继续笑而不答。我对她说，你可真够浪漫的。她却不以为然，因为当年的同辈人都这么做。这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订婚青年的婚前性行为原来早在70年代就已存在了（关于这个题目，我在下一章里还要详细讨论）。
订婚后发生恋情的事不仅出在隔村男女之间。事实上，下岬本村不少男女青年也有类似的经历。一对在1976年订婚的人至1998年才告诉我，虽说他们两人一起在试验田里工作，在有朋友牵线之前他们之间从来不多说话。不过在订婚后，他们越走越近，因为他们有每天在一起工作的便利条件。我问他们，这种情况是否因为70年代的年轻人还很害羞，经常避免和异性接触。他们不同意。妻子说，甚至在1998年还有类似情形。有个普通家庭出身的男青年和书记的女儿订了婚。女方是学校的民办教师。男方的母亲觉得与书记结亲非常荣耀，给女方付了高额彩礼。当儿子的开始时并不怎么感兴趣，不过是顺从母亲的安排。不过他和姑娘在订婚之后日益熟悉，结果他成了尽人皆知的痴情汉，心甘情愿地为姑娘做任何事。他经常陪姑娘到学校上班，帮助她清理教室、收作业。有的小学生搞不清楚，对父母说他们班上有两个老师。结果这成了村里的笑话。
最后，即使在一些完全由父母作主的婚姻中，双方也有可能在订婚后才发生爱情。有趣的是，在我访问过的青年人中，有3个人甚至觉得自己的父母干预得有道理。90年代中期出过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个姑娘很聪明，上了中专，毕业后却面临困境，因为她在班上交了男友，到毕业时两人已经难舍难分。但是，他们毕业后被分回了各自的县。如果她继续这段关系并最终和男友结婚，就必须远离父母，搬到他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她的男友不但家里很穷，而且要供养父母，无论是现时的家庭责任还是将来的经济负担都很重。自然，女方的父母强烈反对这桩婚事，父母与女儿之间发生了许多争执。她的父亲最后设法帮她在县城附近找了个不错的工作，又通过城里一个有权有势的干部给她介绍对象。经过一段情感反复，她接受家里的劝告，和男友分手并与这个新对象发展了关系，最后很高兴地结婚成家。数年以后她对我说，幸好她父母干预，才没让她干出傻事。不过她又说，最终还是她自己的选择。如果她决定要和第一个男友结婚，谁也没法拦住。而她的父母不过是给她提供了宝贵的建议，用他们的人生经验说服了她。
择偶理想的变化
老一辈回忆说，在五六十年代，很少出现婚前性关系，因为新娘必须是黄花闺女，而订婚夫妇除了在父母眼皮底下之外也没有什么接触的机会。另外，那30年里的意识形态也不容许有那种行为。无论是在自由恋爱还是在介绍型婚姻里，婚前性关系都是个很敏感的内容。我自己70年代生活在下岬时，就经常听到已到婚龄的朋友谈论起新娘是否处女对于婚姻的重要性。
在调查这个题目时，有好几个中年人谈起他们年轻时规矩之严。有个男人悄悄和一个姑娘谈恋爱，最终在1967年结婚。这人回忆说，他们当时总是在晚上到野地里去呆上很长时间。他碰过她的身体，但是不敢有进一步的举动，因为如果女方怀孕的话，两人的名声就完了。
一般情况下，我在调查时总是先搜集最近的资料，之后再沿着发现的各种蛛丝马迹往前追寻。在调查婚前性关系时我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1991年，我在当地的一次婚礼上第一次触及这个题目。新娘当时已经怀孕4个月，而村里有些人并没有对此表示大惊小怪，这令我印象很深刻。1997年时我仔细研究了下岬村的计划生育报表，从中发现了婚前性关系普遍的程度。不过，直到1998年，我才碰到一个愿意详细讨论这个题目的村民。
在1998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上午，我与50岁的老梁讨论1949年以来夫妻关系的演变。老梁在过去的10年里一直是我的重要消息来源。他说，自从记事以来他就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母睡在一起。他爹除了回来吃饭睡觉之外从来不着家。即使在冬天农闲时，他爹也是到外面去呼朋唤友。老梁的姐姐嫁给了个聋哑人，他无法想象姐姐怎么能够一辈子没声没息地和一个人呆在一起。说到今天的年轻人，老梁摇了摇头，感叹说时代也变得太快了一点。
据老梁介绍，现在的年轻人订婚之后，每个姑娘都会在男方家里住上一个星期，之后两人再一起去照订婚相。显然，照相前住一个星期这道手续是80年代才出现的。多数情况下是姑娘住在男方家里，因为男方父母照例将这看作是敲定婚姻的办法。不少未婚夫妻在这期间都有性关系。老梁估计，80年代中期以前有大约1/5的人这么做，80年代末期上升到1/4，90年代后期就已经到了1/3。他还说道：
其实我家也这样。我们大小子订婚那天，他问我老伴是否能让未婚妻在家里呆上两天，因为她打算帮我们干点活。我们都很高兴，觉得姑娘会来事儿。姑娘的确很会干活，她和我老伴、儿子一起下田。一切都很令人满意。可是，第二天清早，我却发现她没有睡在房子里，而是到库房里和大小子睡在一起。我们老两口都感到害臊，不过后来老伴想通了，说这样媳妇就不会把儿子给甩了。我相信老伴的话，因为这方面的事情女人比男人明白。所以到第二天晚上，我们甚至都没有给她在屋里铺床，而她和我儿子吃过饭后就不见了。这些年轻人真有精神！整整辛苦了一天，他们还有玩的功夫！要是在过去，我可没脸告诉你这个，不过现在人人都这样，也就无所谓了。
老梁又说，他的二小子和三小子分别在1987和1991年订婚，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简直成了家庭传统了。他一面开着玩笑，一面却小心地观察着我的反应。我告诉他，有好几个全国性的调查都显示，年轻一代中的婚前性关系在全国各地都大大增加，所以他的例子并不特别。比如，有个调查发现，24%的农村受访者表示可以允许订婚男女之间有性关系，或者并不将婚前性关系当回事（中国农村家庭调查组，1993：53）。80年代末另外一次调查则发现，41%的男性与30%的女性认为婚前性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完全是属于私人的事情。尤其是在婚前性关系发生在未婚夫妇之间时，极少有人觉得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Zhao and Geng 1992：10）。 显然，在60年代曾经是禁忌的婚前性生活在90年代已经流行于订婚夫妇之间。听完之后，老梁显得轻松了许多，我们又开始谈起美国60年代的性革命来。 
虽然不像老梁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开诚布公，但村里其他人也承认未婚夫妻间的性关系越来越普遍。许多年纪大的人开脱说，这些人反正是要结婚过一辈子的。而一个青年人争辩，如今开彩礼单就是结婚了，所以睡在一起本来就应该。不过，同一时期内解除婚约的案例却不断增加。例如，从1994到1997年的42对订婚男女中，有5对解除了婚约。其中4对是女方解除的，而大家知道这其中至少有一个姑娘和未婚夫有过性关系。
为探究未婚夫妻婚前性关系的普遍程度，我特意分析了下岬村的计划生育报表，对比1979年以来每对新婚夫妻结婚与头生子出生的时间。在1991至1993年结婚的49对夫妻中，有13对在结婚8个月之内生了孩子，其中10对的孩子是在7个月内出生的。所以，即便是按最保守的估计，这期间的新婚夫妻中至少有20%婚前有性关系。而且，并不是每个有婚前性关系的妇女都会怀孕，所以实际比例肯定还要更高。
村里人怎么看待这一变化呢？正如老梁说过的那样，多数人都把这当作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而且许多当父母的在未婚媳妇上门时也给儿子提供方便。结果，有好几家的父母因为害怕生出“五月鲜”的孙子只好仓促举行婚礼。有个比老梁年纪更大的人回忆说，他和妻子恋爱时什么也不敢做。而他在1990年发现大儿子的未婚妻怀了孕，只好赶紧让他们结婚。按照他的说法，事情虽说是紧急，但最终还是有惊无险。说完他自己也笑了。

生育、婚礼、拜寿、丧礼；定情、求助、付酬、拍马，世界上所有的社会都逃不开礼物交换。
从每个家庭都有的“礼单”出发，一路洞察“人情”与“面子”，处于关系网络中的中国社会。

目录

中文版自序
致谢
1 导论：人类学中的礼物与中国社会
人类学话语中的礼物
中国社会中的礼物馈赠与人际关系
本项研究的框架
2 下岬村：田野工作地点的概述
下岬村的源起
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
身份群体及其近来的变化
亲属结构
3 礼物世界：初步的分类
分类范畴和礼单
仪式性场合中的表达性礼物馈赠
非仪式性情境中的表达性礼物馈赠
下岬村的工具性送礼
4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
村民们的随礼开支
义务性礼物馈赠与关系的培养
礼物馈赠与行动中的关系网络
5 乡村社会中的关系结构
本土的关系概念与地方的小世界
关系网络的型构
实践性亲属关系与私人网络：深层的含义
6 互惠原则与人情伦理
馈赠规则和互惠的变化
人情和礼物交换的道德性
人情的情感方面和礼物交换的意义 
关于人情的一个尝试性概括
7 礼物交换关系中的权力与声望
礼物交换的不均衡
社会等级中的单向馈赠
非均衡互惠和社会等级的再生产
收礼荣誉与送礼竞争
8 婚姻交换与社会转型
彩礼和嫁妆：人类学概念和地方性术语
新郎家的婚姻投入：旧形式和新形式
新娘家的婚姻投入：从间接嫁妆到直接嫁妆
新娘和新郎：婚姻交换中新的能动者
婚姻交换的性质：偿付、资助和家产继承
9 结论：社会主义、关系、人情与礼物
礼物和中国的礼物
重审关系和人情：基本形式和扩展形式
礼物经济和社会主义：复兴还是转型？

附录 中国的孝敬与印度的檀施
—非对称性礼物馈赠文化的人类学分析
参考文献
图表目录
地图
1. 下岬村街区图
2. 双城县的村庄
表
1.1990年下岬村的随礼花费
2. 王家经济往来记录，1984—1990年（元）
3. 刘家随礼记录，1991年1—6月
4. 许家婚礼礼单，1988年
5. 下岬村私人网络的构成
6. 夏家和非夏家之间私人网络的比较
7. 私人网络比较
8. 新郎家的婚事开销（元）
9. 两份彩礼单的比较
10. 新娘家的婚事支出（对比新郎家的聘金）
图
1. 礼物馈赠关系与关系结构
2. 礼物馈赠关系中的权力与声望
3. 新郎家婚事支出的变化，1950—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