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揭示，少子老龄化是当前中国人口面临的 问题。老龄化会给 宏观经济带来怎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将如何传递到每一个普通人身上？中国人口问题专家蔡昉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加速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并提出了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建议。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社会总需求？根据人口预测数据，从 2010 年 个人口转折点到 2025—2030 年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是中国老龄化发展 快的时期。所以，总人口到达峰值，意味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从供给侧产生一个新的、叠加的冲击，并进而扩展为需求侧冲击。首先，潜在增长能力进一步减弱从而经济增长减速，降低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降低企业通过投资扩大产出能力的意愿，进而降低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其次，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推动劳动力丰富的传统比较优势加速丧失，使 市场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加快转向其他 的生产者，降低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再次，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的减速，也会使劳动者收入提高速度减慢，相应弱化居民消费需求。
……关于总量效应和分配效应，或许可以从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的 获取一些有益的镜鉴。如果我们不考虑人口很少（如低于 100 万）的 ，迄今为止，处于人口负增长的主权 有 20 个。其中俄罗斯和中东欧 占多数，这些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转型时期大多遭遇到经济和人口冲击，因此，后来出现早熟型人口负增长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在这类 之外，比较接近于按照人口转变趋势自然进入负增长阶段，并且一直实行市场经济的 ，是葡萄牙、日本、希腊和意大利。撇开这四个 在经济增长速度和政府负债率等方面众所周知的不佳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口转入负增长阶段后，这四个 分别都产生了过度储蓄的倾向。
从人口增长率成为负数的年份来看，葡萄牙和日本都是 2010 年，希腊是 2011 年，而意大利是 2012 年。这些 在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后，与转折点之前的大约十年相比，都显现出储蓄率（国民总储蓄占 GDP 比重）大于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比重）即过度储蓄的趋势。我们用储蓄率与投资率的比率，反映投资需求与储蓄水平的关系，并称之为过度储蓄指数，可以粗略地反映投资需求疲软和储蓄过度的走势。如图 5-1 所示，在四个 先后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之后，这个指数都显著地攀升。
如果一个 的总需求长期处于不充足的状态，不能支撑经济按照潜在能力增长，便会形成负增长率。在这方面，日本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日本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两个人口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的峰值。在人口红利消失因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过程中，日本朝野各界都认为是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从 20世纪 80 年代起就实施了力度很大的刺激政策，到 80 年代后期，在一度把实际增长率推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且疯狂的股市泡沫及房地产泡沫。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的 GDP 实际增长率从大幅度高于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上一路下行。与此同时，由于日本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总人口增长减慢，需求不足的现象日益显现出来，反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即形成负增长缺口的情形。根据日本银行的计算，从 1993 年 季度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缺口开始，截至 2020 年 季度，在 109 个季度的数据中，有 69 个季度录得负增长缺口，频率高达 63%。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战略…… ，按照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部署，推动人口生育率向 均衡、可持续的水平靠近，减缓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趋势。按照一般规律和 经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很难再回到 2.1 的 替水平，但是，尽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如回升到 接近 1.8 的水平，仍可产生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效果。因此，应稳妥推进生育政策改革，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与此同时，也要推进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和养育子女的能力。
第二，从设计养老金支付方式和加强在职培训等方面入手，提高老年人的实际劳动参与率，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养老金支付方式的设计重在增强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积极性和延迟退休的有利性，加强在职培训着眼于提高老年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在从这两个方面提高实际劳动参与率的前提下，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就 加人性化， 限度达到政策意图和个人意愿的激励相容。
第三，建立健全尊老敬老事业、养老产业和老年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扶助体系，调动全社会资源和积极性，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特定人口年龄结构的形成，是以往所实施相关政策和发展路径的结果，因此，很多有助于应对老龄化的事业和产业，具有公共品的性质，需要政府提供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此外，既然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的趋势，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应该立足于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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