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摘自本书 第六章 总结） 代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 的政府可以通过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或者通过赫希曼根据产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提出的“不平衡增长”，打破纳克斯提出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实现经济的结构转换。他们系统地提出一些发展战略以及政府在规划和计划中的作用。
然而由于 代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并没有解决大规模的贫困，许多人谴责政策导致的扭曲和由于公共政策而产生的非市场失灵，经济学家日益摆脱对发展规划和计划的迷恋。20世纪80年代第二代发展经济学家支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复苏”，中心在市场、价格和激励，倡导 小限度的 。
随着人们对“新市场失灵”的认识，新增长理论对知识、外部性和动态收益递增的探索，为因资本积累而产生的收益递增和外部性的协调提供了基础。“因而出现了向 代发展经济学家重视因市场规模影响而产生的收益递增……重要性的回归。”人们重新意识到政府在处理新市场失灵（不 信息、不 市场、动荡的外部性、规模收益递增、多重均衡和路径依赖性）仍然具有广泛的功能。
墨菲、施莱费尔和维什尼（1989）用数学形式化方法重新对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加以严密表述。墨菲等人认为经济存在外部经济，比如说一个企业工业化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提高其他企业产品的需求使得其它企业工业化有利可图，但是该企业无法把这种收益内部化。由于任何一个企业单独工业化无利可图，所以经济可能会出现所有企业都没有工业化的状态，从而陷入贫困陷阱。但是如果通过大推进，所有企业同时工业化，那么所有企业都有利可图，经济则走向高水平均衡。
西科恩和松山（1996）发现由于存在不 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单个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可以通过现金外部性转化为总量水平上的收益递增。由于中间品的生产需要数额较大的固定投资，如果市场规模过小，报酬递增的技术无法在经济中得到充分利用，所以经济可能会陷于贫困陷阱。
墨菲、施莱费尔和维什尼（1989）虽然考虑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只考虑部门间的水平外部性。西科恩和松山（1996）虽然考虑了垂直外部性，但是没有考虑垂直外部性对工业化进程的关系，而且也没有考虑水平外部性。
我们试图在包括 门、轻工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的三部门框架下同时考虑互补性和规模经济导致的贫困陷阱，同时考虑水平外部性、垂直外部性和工业化进程。一方面，经济存在外部经济，重工业的发展为轻工业企业提供了 多种类的机器设备，提高了轻工业企业的盈利性，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但是重工业企业无法把这种收益内部化。另一方面，经济存在规模经济，由于重工业的投资需要固定成本，所以重工业企业能否获利就可能取决于采用现代技术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的数量。如果经济比较落后，工业化比例较低，轻工业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较少，从而重工业投资无利可图，轻工业没有重工业的机器设备配备效率 低，从而工业化比例很低，经济陷入贫困陷阱；如果经济比较发达，工业化比例较高，轻工业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较大，从而重工业投资有利可图，轻工业在重工业的机器设备配备下效率提高，工业化比例提高，经济迈向高水平均衡。
近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界重新审视了早期结构思路的理论文献，发现其中有不少“已经被忘记但却很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令人吃惊的激发出许多解释”（Krugman，1995）。但是正如奥利韦拉（Olivera，1992）认为，“结构主义的主要弱点，可能在于它所开出的政策药方上”。斯特里顿（1984）则指出，结构主义者犯了过于简单化的毛病，“他们在观察并分析了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后，就匆匆做出结论说，中央政府必须代替市场，……不认为 应当把市场作为计划化的有力工具，把价格作为政策的有力工具来结合起来”。上述两篇文章都没有讨论政策建议，政府通过什么方式才能使经济从坏的均衡到好的均衡。
我们认为，当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由于轻工业对重工业的需求较少，重工业的市场规模较小，而重工业投资需要固定成本，重工业投资无利可图；但是如果此时，我们对新建的重工业企业投资进行补贴，那么较小的市场规模可以支撑该重工业企业得以投产，轻工业由于有了机器设备配备效率提高，工业化比例提高，对重工业的需求增加，重工业的市场规模扩大，可以支撑新的重工业企业投产，打破恶性循环，经济迈向高水平均衡。我们看到，由于重工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和垂直外部性，苏联和中国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迅速工业化。苏联1928—194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6.8%，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学者把它调整为10%～14%。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期间，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达到79%、8.2%和6.0%，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以农业为主的 变为以工业为主的 。
但是苏联自1958年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一直到后来难以为继，直至解体。中国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是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消费品种类单一，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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