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求学武备学堂 山西农村素有早婚的习俗，一般殷实人家子弟不及弱冠就纷纷娶亲，以期早得子嗣。阎锡山系家中独子，早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1897年腊月，刚过14岁生日的阎锡山，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与他同庚的徐竹青。徐竹青，字友梅，五台县大建安村人。徐家为村中大户，家境富裕。徐竹青相貌端庄，秉性淳厚，虽未进学，但出生耕读之家，于妇道礼仪方面不乏修养。
阎锡山与徐竹青少年夫妻，关系融洽。徐竹青婚后一直不孕。1914年春，阎锡山遵父命，继娶大同姚家角徐琨猷之女徐兰森。徐兰森，字圃香，生于1901年，婚后生有五子（其中两子早夭）。两个徐姓夫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同处共居，相安无事。徐竹青一直跟随阎锡山到了 ，于1970年3月21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8岁；徐兰森则在1948年2月9日病故于太原。
世纪之交，一场由山东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几乎席卷了整个北中国。1900年前后，这场运动也波及山西。义和团与官军的对抗动摇了地方政府的统治，各地纷纷组织防范。续读私塾的阎锡山被举为“纠首”。
就在1900年5、6月间，清廷调甘肃马玉琨、董福祥部进京“勤王”“护驾”。两军将由太原经忻州、定襄、五台一带北上。听说马、董所部军纪很坏，沿途百姓多被骚扰，村人甚为恐惧。年少气盛的阎锡山召集各纠首及村中长者会商组训壮丁，以保护村民利益。
为解决经费问题，他又私取继母陈秀卿首饰典当。阎锡山的所作所为得到村人的认可，典当首饰之事，也获取了陈秀卿的谅解，因而有“母义子勇”的赞誉。
1900年的“庚子之变”在清政府的妥协退让下，以《辛丑条约》的签订宣告平息。1901年，阎锡山已届18岁。之前的种种经历迫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出路与前途，进而萌发了到外面的世界里去闯荡一番的念头。于是，他对父亲阎书堂说：“凡人从事农工商贾，毕生志虑所及，辛苦所得，多不出家室之谋，钟釜之计。况商复难有成，而易致败，父亲智能虽高，而事多困厄，儿不如父，曷能有望。窃意欲有为于时，有益于世，若不继续读书，多求知识，无以自了，遑论其他。”一句话，就是要设法继续求学。
既然要继续求学，那么到哪里去求呢？正是在这个时候，其父阎书堂迫于经济压力，也想寻求改变。
父子俩决定到省城太原去闯一闯。
1901年的 ，阎锡山与父亲一起，背着简单的行李，悄然离开河边村，向太原的方向走去。
在太原，阎锡山先找到一个立足之地—在地处繁华闹市区的“裕盛”商号做了小伙计。当时的太原，由于始自明清之晋商的兴盛，成为华北金融商业的中心之一，富商巨贾云集，加上一省政治、文化中心的独特地位，甚为繁华。在这里，广阔天地在阎锡山的面前次第展开—官僚绅士、富商阔少那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豪华排场，无疑进一步诱发了青年阎锡山个人奋斗、出人头地的心气与志向。同时，这一切又是与民族的危机、 的存亡相伴而行的。对于民族危机的感受，在一省政治中心的太原，比偏居一隅的五台河边 加深切。阎锡山作为一个读过书的初级知识分子，在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自然进发出一种历史责任感。
在“裕盛”商号做小伙计期间，阎锡山始终不忘他动意到太原时的志向和抱负，在做工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修。另外，阎锡山结识了一些朋友，与“四海店”的伙计黄国梁、张瑜成为莫逆，并结了“金兰”之好。
1902年初，山西武备学堂复办（《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中说是清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1901年）。武备学堂作为清政府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待遇优厚，不仅无需像普通学校那样交纳学费，而且每月伙食等费用还由公家给银三两。这对于经济上窘迫的阎锡山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他决定报考武备学堂，并邀约黄国梁、张瑜等一同应试。阎锡山虽未进过新学，但凭借近十年的旧学功底，以一篇“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文章顺利通过人学考试。
武备学堂是一个崭新的世界。阎锡山既然把它看作改变命运的重要一步，也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其中。他学习用功，成绩出色。他的国文基础好，作文常常名列前茅。先生为山西浑源人，是清进士，对他十分器重，特意赠字日“伯川”，取百川归海之意。
此外，他出操、训练也十分认真，尊敬师长，与同学关系融洽，很快就当上了班长。
关于这段经历，阎锡山晚年回忆说：“我19岁（虚岁）时，为时势所驱，认为欲有补时艰，有济国危，只有投笔从戎，乃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 在武备学堂，阎锡山于思想方面也多有收益。虽然一代志士仁人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已经过去了几个年头，但是运动造成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中产生的震撼，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康有为公车上书、六君子慷慨赴义，是一般青年学生议论的话题，“君主立宪”、“维新变法”一类口号，对刚刚从河边村走出来的阎锡山仍然有着极大的感召力。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维新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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