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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绍 |
| 汪丁丁，中国经济学家。1953年生于沈阳，成长于北京，祖籍浙江淳安。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1981）。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理学硕士（1984）。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1990）。 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和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及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并担任《财经》《新世纪周刊》及“财新传媒”学术顾问。 著作包括《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等20多种。教学研究广泛涉及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演化社会科学等重要的前沿学科领域。 |
| 产品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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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
| 图书名称： | 行为经济学要义 |
| 作 者： | 汪丁丁 著 |
| ISBN号： | 9787208132900 |
|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开本： | 32开 |
| 装帧： | 精装 |
| 编辑推荐 |
| 为行为经济学寻求更具简单性、统一性和可证伪性的分析框架 呼吁有限理性，返回生活常识，以批判性思考研究中国问题 |
| 内容介绍 |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偶然出现的“行为经济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然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学科。而脑科学方法更成为2000—2015年间行为经济学领域几乎重要的新的数据获取手段，与行为经济学的另外两大研究方法（实验和仿真），必将而且已经对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主要由于教育与科研管理体制的极端官僚化，或许，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正以加速度落后于西方的经济学研究。十年以来，汪丁丁教授努力浏览相关领域的文献，并试图预见行为经济学在未来二十年可能确立的分析框架。2011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主旨在于介绍行为经济学上述三大研究方法和基于这些方法的全新研究报告。讲义出版以来，这一领域新发表的文献中出现了一个相当明确的趋势，就是各种研究方法的结合。 《行为经济学要义》主旨在于表达汪丁丁教授最近四五年在这一领域寻求更具简单性、统一性和可证伪性的分析框架的思想成果。书中着重探讨了一个极为艰难的主题——模型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关系的经济学解释，尤其是在行为主体墨守的各类成规当中，吸引汪丁丁教授长期关注并认为有希望被纳入行为经济学基本模型的人格/气质模型。而返回生活常识以及批判性思考，则是汪丁丁教授心目中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两大原则，如此方可限制理性，警惕官僚化倾向，更好地保持对生活的敏感性，求解中国问题。 对于那些习惯于首先从整体理解任何知识的读者，我认为这本小册子是他们阅读《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的优佳“导读”或优佳“回顾”。对于正在大学读经济学本科的年轻人，我认为，他们对这本小册子的主题——尤其是若干艰深主题——的理解或重新表述，可以成为他们申请国外大学的行为经济学研究生的“敲门砖”。 |
| 目录 |
| 简短的序 一、引言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模型 三、人格或气质 四、网络社会科学 五、关于演化社会理论的探讨 |
|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
| 一、引言 核心观念的展开，就是理论。因此，研读任何一套理论，最快捷的方式就是直入核心。当然，需要很高的悟性。于是更常见的方式是从外围开始研读，通过许多案例分析，逐渐接近核心观念或议题。当然，这就十分繁琐，而且容易迷失主线。以佛家修行为例，循序渐进是净土宗的方式，直入核心则是禅宗的方式。以上根利器为基础的至简路线和以下根利器为基础的至繁路线之间，应当有中间路线。我写这本小册子，想象着它的读者大多已读了一些经济学。我的叙述，就从经济学初阶开始。 最经典的经济学教材，例如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经济分析基础》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1947），“绪论”之后的第一个基本模型是效用函数（或它代表的偏好）的最大化模型（“极大化行为理论”）。最流行的经济学教材，例如曼昆（N. Gregory Mankiw）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第一章“经济学诸原理”的第一节“原理一”，是日常生活中无处不见的权衡，即“理性选择”模型。这两种开篇的核心观念都是“成本”——张五常主张翻译为“代价”。在具体情境之内，就每一个人而言，万事万物都有代价，虽然，未必有市场和市价。凡承认马歇尔经济学正统地位的经济学叙述，开篇必论“市场”及其“均衡”。因为，如不澄清任一物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就很难界定该物品的成本（代价）。张五常的老师，由张五常拟的中文姓名是“艾智仁” （Armen A. Alchian），写了一部最畅销和长销的教科书《大学经济学》（University Economics），开篇讨论“稀缺性” （第一章）及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稀缺性的竞争行为（第二章），随后讨论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第三章），继而引入“市场”和“价格”概念（第四章）。 艾智仁的叙述，我认为，不仅包含了丰富的思想，而且与上列其他教材相比，具有最强的逻辑性。因为，经济资源之所以不同于一般资源，就在于稀缺性。深受奥地利经济学派影响，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名著《经济科学的意义与实质》（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开篇就试图以“稀缺性”来定义经济学之为一门科学。事实上，自1890年代至1940年代发表的经济学教材，稀缺性是不能回避的开端。艾智仁提供洞见：稀缺与竞争互为表里。直观而言，我们可以根据竞争的激烈程度来推测稀缺的程度，也可以根据稀缺的程度来推测竞争的激烈程度。后来，艾智仁提供了更多的洞见。他指出，有稀缺就有竞争，并且有竞争就有歧视。他继而指出，下列观念是无法分离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同一实质的不同表达：稀缺、竞争、歧视、产权、行为约束。 旨在刻画最大化行为的最一般的数学表达，如图1.1所示。被行为主体最大化的目标函数 依赖于两组因素，第一组是变量（它代表行为主体可选的方案），第二组是参量（通常依赖于行为主体的心理和历史因素）。另一组参量出现在约束表达式的右端，它决定可选方案集A的结构。图1.1的其余文字提示读者参考德布鲁（Gerard Debreu）的名著《价值理论》（Theory of Value）第1章第8节的数学命题（4），该命题为运用角谷不动点定理以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提供了数学基础。由芝加哥学派继承的马歇尔的供求分析，是任一市场内的均衡，又称为“局部均衡分析”。仅当全部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才有“一般均衡”。阿罗和德布鲁的一般均衡分析，是当代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例如，任一物品的稀缺性只能根据一般均衡状态内该物品的价格是否大于零来判断，却不能根据它的局部均衡价格是否大于零来判断。因为，各市场的均衡价格是互为参量故相互依赖的。例如，其他市场里的价格，不论是否均衡，是图1.1所示最大化行为主体的可选方案集A所依赖的参量之一部分。顺便提及：另一部分参量可以是行为主体享有的各类产权受保护和尊重的程度，故由此可以引申出艾智仁的产权经济学。又例如，阿罗和德布鲁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提供了这样的承诺，即通过改变初始资源禀赋（包括财产权利）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分布，可以使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一般均衡恰好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所需的帕累托状态。当然，“改变初始资源禀赋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分布”，可能意味着社会动荡或革命。由此可以引申出阿罗（Kenneth J. Arrow）的社会选择理论和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的公共选择理论。 在这篇引言的这一阶段，我提醒读者关注我写在图1.1里的问题：何谓“好”？换言之，在现实世界里，图1.1所示的“最大化”（max）究竟意味着什么。艾智仁1950年的名篇“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是这样切入主题的：假如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那么，行为主体的每一行为的全部可能后果，应依照这些后果使行为主体满意的程度排列在横轴上，这些后果的发生概率，于是形成一条分布曲线。艾智仁询问：如果可选方案集包含至少两套可选方案，于是至少有两条这样的分布曲线。那么，最大化的行为或理性的行为主体应当选择哪一条分布曲线？这一问题，我称为“摩尔—艾智仁”问题，如图1.2（左下方）所示。 摩尔（G. E. Moore）1903年发表的名著《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关于每一行为可能导致的各种可能后果有一番详细论述，在第16节，他指出，没有谁——不论他多么理性——可能预先知道他的任一行为（假设是“善”的手段）的全部可能后果，于是他“只能希望确定某一行为一般将得到可能的的诸效果”。这里，“的”，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短语，它意味着经济学所说的“理性”，由此可以引申出行为经济学的几乎全部探究。 摩尔1903年探讨的问题，在英国思想传统内，可追溯至小密尔（J. S. Mill）1848 年的名著《政治经济原理》。小密尔首先是逻辑学家，英文表达具有严谨的逻辑感，他定义了“价值” （values）——被感受到的重要性（importance felt）。由于他这样定义了价值，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传统里，就有了［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马克思（Karl Marx）的客观价值论的］主观价值论的种子。然后，罗宾斯在1930年代深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 A. Hayek）的影响，最终确立了经济学之为一门科学的主观价值论的立场。 基于小密尔的主观价值定义，并且基于我对现代人的幸福感的考察（参阅《行为经济学讲义》），我在图1.2的右上方画出了价值（感受到的重要性）的三维空间，它刻画了幸福感的三重来源——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概要而言，沿着物质生活维度的正方向，我们“逐物而不返”；沿着社会生活维度的正方向，我们有深层情感交流；沿着精神生活维度的正方向，是“完全的自足”。故而，我在图1.2右上方用粗线勾勒出一个典型的现代人的生活路线——最初是在物质生活维度上，然后更多转入社会生活维度，最后，或许只有少数人，进入精神生活维度。 坚持“完备理性假设”的经济学家（也称为“新古典学派”）应付“摩尔—艾智仁”问题的办法最简单，从而逻辑地无懈可击。他们假设行为主体具有完备的理性能力，于是，被观测到的任何行为都是完全理性的选择。因此，不论行为主体选择了确定性的可选方案，还是在不确定条件下选择了某一分布曲线对应的可选方案，都是“的”选择。（如图1.3） 从经济学领域之外，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学家如此应付“摩尔—艾智仁”问题相当于完全回避了问题本身。事实上也如此，当一个人被假设具有完备理性的时候，他的任何行为都是“的”（对他而言）。借用张五常的嘲讽，这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即逻辑的同义反复（重言式）。当我们沉溺于这样的“经济学解释”时，我们声称可以解释一切人的一切行为。例如，今天我穿了红色衬衣，因为红色衬衣是我今天的最大化行为；昨天我穿黄色衬衣，因为黄色衬衣是我昨天的最大化行为……依此类推，难怪人们用老黑格尔的名言来嘲讽套套逻辑经济学家：凡是存在的，一定是合理的。 艾智仁在1950年那篇文章的第三节提供了类似的嘲讽，他要求读者想象从芝加哥出发的数千名驾车旅行的人，假设每一名司机随机选定一条道路，中途不换路。只有经济学家预先知道那条设有加油站的道路，于是，经济学家预言，沿着这条有加油站的道路旅行的司机能够继续沿着他们选择的道路旅行。这些得以顺利旅行的人“好像”预先就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虽然，读者明白，这些人只是“幸运”而已。因为，假如加油站被挪到另一条道路呢？经济学家们观察到的“成功”样本将是另一群人，或许表现出与以前的成功人士完全不同（南辕北辙）的行为模式，尽管自始至终也没有谁改变过自己的行为。 艾智仁由此引入“好像理性”这一短语，用来表达“物竞天择”的演化幸存者的理性行为。仅当幸存者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时候，幸存者的行为被赋予经济学的理性。那些没有被观察到的从而很可能没有幸存下来的行为主体，被经济学家们假设不能适应物竞天择的环境，也就是说，这些行为主体的行为不是足够理性的。这样的经济学解释，颇有些套套逻辑的意味，由此而来的数学模型或经济理论，称为 “ad hot theory”（为了解释特殊现象而炮制出来的只能解释这一特殊现象的理论）。因为，让我们假设艾智仁所说的加油站，从那条通往南方的道路被搬到一条通往北方的道路上了，那么，为了解释幸存者的好像理性的行为而建构的理性选择模型，就必须假设这些新的幸存者预先知道那条通往北方的道路是有加油站的。类似地，一位沉溺于套套逻辑的经济学家观察到草木只在最常接受阳光的那一面（山坡的阳面）最茂盛，他完全可以假设草木的种子预先知道了山坡的阳面，它们好像理性地选择了投生于山坡的阳面。达尔文演化学说还有许多这样的庸俗化版本：长颈鹿好像理性地为了吃到生长在高处的树叶而形成了那样长的脖子；人类有鼻梁是因为好像理性地预见到了眼镜的功能；孩子自杀是因为他们不能适应生存环境…… 为了免除套套逻辑的困扰，张五常的建议是，经济学解释可从假说开始，但必须始终坚持内生于模型的变量具有很好的可观测性，于是能推演出可检验的命题。这一原则，他概括为：“看不见则验不着。”他自承，早年读了艾智仁1950年这篇文章，“好几晚睡不着”，又经过几十年的体会才得到了这一原则，发表于2014年7月1日他的博客栏目，标题是“经济学的哲学性”，成为他的版《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补加的第九章的两节。根据张五常概括的这一原则，解释经济现象的模型，如图1.1所示，参量可以是不可观测的。张五常“街头巷尾观察世界”几十年修成的功夫，使他能从人们的行为（变量）准确推测诱致了这些行为的社会制度。 仍以图1.1所示的最大化行为的数学表达为例，分别代表心理历史因素和政治社会因素的两组参量是不可观测的，行为主体选择的可选方案集和他所选的方案是可观测的。 那么，如图1.4所示，只要有充分的观测，一位如张五常所说的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应当有能力从那些可观测的变量和可观测的参量推断出那些不可观测的参量的重要性质。当然，这是一门艺术，它要求它的实践者如张五常和周其仁那样，常年坚持在街头巷尾看世界，同时沉潜往复于经济学解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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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
| 图书名称： | 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2版） |
| 作 者： | 汪丁丁 编 |
| ISBN号： | 9787208107441 |
|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开本： | 16开 |
| 装帧： | 平装 |
| 编辑推荐 |
| 高屋建瓴，追根溯源；以思想史方法思考和反省经济学，为经济学基本概念寻找知识合法性。 |
| 内容介绍 |
| 《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2版）是汪丁丁在北京大学讲授“经济学思想史”课程的讲义。这本讲义跨越了经济学的专业化视角，结合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来对经济学进行反思，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和研究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均衡、货币等。作者的思想并未满足于停留在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基本问题”，而是将这些问题与我们每个人以及全社会的生存状态一起讨论：“善与幸福”、“情感与心灵”、“社会正义”都是作者的关注所在。 |
| 目录 |
| 第一讲（上）：日常生活与经济思想 |
|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
| 第一讲（上）：日常生活与经济思想 |
| 产品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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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
| 图书名称： | 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 |
| 作 者： | 汪丁丁 著 |
| ISBN号： | 9787208101401 |
|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开本： | 16开 |
| 装帧： | 平装 |
| 编辑推荐 |
| 《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是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汪丁丁教授新力作。北京大学课程教材，原汁原味还原北大课堂前沿精髓。第一部以中文写作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填补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全面展现“行为经济学”的前沿研究成果。 |
| 内容介绍 |
| 《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是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2010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行为经济学”课程的课堂讲义。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迅猛发展的新兴学科，它的两个分支——以脑科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神经经济学，以及以实验室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实验经济学，近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却也将这一前沿学科引向了不同的方向。本书写作的主旨，在于通过演化论视角的提出，为“行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建构提供一套在演化论视角下的整合框架，“将三匹马的不同方向归而为一”，促成学术共同体内对于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议题达成共识。 作为北京大学的课堂讲义，全书洋溢着作者随笔式的写作风格、清新的课堂交流氛围和丰富的学科前沿新知，堪称作者继《制度分析基础讲义》《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之后的新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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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及鸣谢 第一讲 导言 第二讲 第三讲 第四讲 第五讲 第六讲 第七讲 第八讲 第九讲 第十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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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讲 导言 第一部分 2010年9月11日 /下午1：00 —3：00/二教105 与以往的课堂教学不同，这学期，我希望同学们作笔记。因为今年的教学软件我使用了iPad，它很小巧（对教师而言就很方便）但功能很弱，只能串行运算，不像通常的笔记本电脑那样可以“多任务运行”，手写的时候也不能像我们用黑板时那样可以写那么多字；我在这上面只能一页一页地放映预先写好的幻灯片。自2004年以来，我喜欢使用的“心智地图”软件（目前有三种这样的软件在竞争），现在尚未有 iPad版本。心智地图的优越性在于，它可以表达网状的多因多果联系，于是成为 PPT线性表达方式的必要补充。我授课的思路总是倾向于复杂和发散，所以心智地图对我的表达就特别有帮助。你们在网上可以免费下载的心智地图软件，最好的一种是 Buzan’s iMindMap 4.0，我很喜欢。其次，是微软公司的 Concept Draw，表达方式比较僵硬。第三种是 Mindjet Mind-manager .0，在博赞 4.0之前，我用它绘制心智地图感觉很好，我推测，我们这门课目前“最资深”的助教丁建峰同学（他是我在北京大学指导的惟一博士生，并帮助我整理出版了《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至今仍使用这一软件。 我尝试了各种为 iPad编制的手写软件，只有两种，我最喜欢。其一是“黑板”（Chalk Board 1.5），似乎是一家日本的公司研制的，手写的感觉最舒适，当然，一次不能写很多，充其量写二十几个字，然后拍照存档，擦掉之后，继续写。如图 1.1所示，我希望你们作笔记，就是要记录这块黑板上每次出现的二十几个字。因为可写的字数很少，所以必须很重要才写。第一讲的标题页以及它后面三页幻灯片上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些重要议题。由于重要，所以是我们后面将会多次遇到并反复探讨的。这也意味着需要采取熊十力先生谈到读书方法时所说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严肃态度。 双学位教育，我们的学生来自不同的主修专业，以经济学为辅修专业。你们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试图理解同一门课程的最新知识和基本问题。这样的教育，注定了是跨学科的。跨学科教育是问题导向的。例如，你们最初遇到或可能提出的问题：经济学家研究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通常关注一个问题的哪些方面？他们的问题意识是怎样的？为什么或因为什么，他们被称为经济学家？我们说，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如果深入探究下去，都要触及“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以后我们会反复探讨这一问题）。那么，经济学家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与社会学家有何不同？与法律学家有何不同？与政治学家或人类学家有何不同？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与其它学科的专家不同。你们修经济学课程，其实最重要的是学习如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也就是要掌握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到这一学期结束时，我推测，或许，你们可以回答这一问题，现在你们未必能够回答。 社会科学家要解释的现象，有些像自然现象，很不像人文现象。但是社会现象的研究者不能如自然科学家解释自然现象那样建构一些单因单果的链条。社会现象是韦伯说的“多因多果”现象。请看图 1.2，你据以开始你的解释的某些事情，很可能是你要解释的另一些事情的结果。 白色虚线（上方正中至右下侧的弧线）表示“现象”的集合，那里面标出了现象甲和现象乙（由于涉及更深刻的讨论，所以请你们不要思考怎样界定和区分不同的“现象”），甲和乙，例如，是统计相关的。让我们将场景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如果你是医生，你不妨想像，现象甲是“发烧”，现象乙是“拉肚子”。仅根据统计相关性，你无法判断究竟是发烧导致拉肚子还是拉肚子导致发烧。因为你知道决定了甲和乙的是另一些事情，如图示，在另一条虚线（左侧）范围内的不可观测的一些因素（我们称为“原因”），记作“ A”，“B”，“C”。又如图，原因 A和 B共同决定了现象甲，并且原因 B和 C共同决定了现象乙。那么，当然甲和乙可能是统计相关的，如果原因 B的影响很大。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是从现象甲和乙的统计相关性质，判断原因 B或 A或 C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哪一个是最不重要的，诸如此类。这是我们将要反复遇到的第一个议题，也是社会科学家面临的最根本困境。我记得韦伯就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困境，当然，如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韦伯是一个精神太敏锐的人，以致当他意识到社会科学的这一方法论困境时，不得不在七年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忍受精神崩溃的危机并住在精神病院里。也就是说，世界的无限复杂性，能够让韦伯这样的杰出学者住进精神病院。但是出院之后，他写了最伟大的著作，以后有机会再介绍。 今天这一讲是“导论”。以往的五年，在行为经济学的这一讲里，我尝试过五种不同的开篇（导论）。去年的课程，我从这五个开端开始讲授，到学期结束时，我大概只有时间讲完这些开端。所以，我的经验是，与其同时有五个开端，不如武断地选择一个开端讲下去。但是如此便会遇到上述双学位教育的问题，因为不论我选择哪一个开端，总会有某些专业的同学对其更熟悉而另一些专业的同学更陌生，对于期末考试而言，这样的开端就显得不公平了。不过为了有时间讲完这门课程，我们只能接受某种不公平的开端。 行为经济学没有教科书，这是一项基本的事实。我们将要介绍或综述的这些文献，大约 250篇（我替你们阅读然后融合在我的讲义里），涉及许多学科，目前尚未见到在这样广泛领域内令人满意的整合（教科书）。 上述事实，从学术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其实是很可理解的。首先，行为经济学是一门正在迅速发展从而毫无定型可能的学科，故而很难在学术共同体内就一些基本概念和核心议题达成共识。这样的情形下，一位谨慎的学者当然就很不愿意撰写一部注定是短命的教科书。其次，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大学里渐趋严格的学术分工，演化至 20世纪中期，使学科之间争夺资源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并由此而形成了包括论文发表数量在内的各种旨在客观测度科研和教学业绩的指标体系及与此相应的官僚化（旨在排除私人判断）的评价过程。为了获得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的机会，论文作者必须极大地限制自己的论域，力求使用最狭义的术语，从而避免通常并不熟悉相关专题的匿名审稿人的负面评论。于是，行为经济学对如我这样的旁观者而言，就有了强烈的支离感，它的知识是碎片化的，完全不能如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有一套令人满意的逻辑框架来容纳它所研究的现象。 以上述事实为前提，我们目前已有的行为经济学参考书或辅助读本，可列出几种。图 1.3：《行为经济学新进展》（人民大学出版社有中译本），由凯莫罗（ Colin Camerer）和另外两位重要的行为经济学家（罗文斯坦 [George Loewenstein]和拉宾 [Mattew Rabin]）主编。我要介绍的不是这本书而是这三位主编。凯莫罗是加州理工（ Cal Tech）的教授，也是行为经济学家公认的领袖人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概率比较高，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实验经济学和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他的专著《行为博弈论》（Behavioral Game Theory），中译本也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凯莫罗是 1980年代芝加哥大学培养的博士，专业方向是“行为决策理论”， 1990年代中期在加州理工任教至今。拉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讲座教授， 1993年他是伯克利的经济学助教，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博弈双方公平感对博弈行为的影响。 2001年他因行为经济学研究而获得克拉克奖（ 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一奖项当时还是每两年颁发一次，而且只是 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才有获奖资格，所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获得克拉克奖要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难。为此，凯莫罗和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家萨勒（ Richard Thaler，芝加哥大学行为经济学领袖） 2003年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撰文介绍拉宾学术贡献。（图 1.4）JEP是美国经济学会三大刊物之一（另外两份是 AER和 JEL，即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主要读者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故被称为经济学的“科普期刊”。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这两位作者特别强调，拉宾多年来在“伯克利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erkeley）任教，故不可能不关注道德问题（与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合作秩序在人类社会里的扩展过程”密不可分）。拉宾本科专业是数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博士学位是在 MIT经济系完成的，然后就到伯克利任教至今。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自 1960年代起就是美国学生运动的大本营，校园里洋溢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态度。今年秋季学期，拉宾在伯克利讲授的经济学课程（ Economics 219A），名称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基础”。三位主编的第二位，罗文斯坦，是卡内基 ·梅隆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心理学与经济学讲座教授。这所大学几乎可说是行为经济学的发源地，西蒙（ Herbert Simon，1978年因决策过程的行为学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1年去世）在那里建立的学术传统承前启后，将 1940年代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传统融入卡内基学院深厚的管理学和行为学传统，培养了诸如卢卡斯（Robert Lucas，理性预期学派领袖，并因此获得 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威廉姆森（ Oliver Williamson，新制度经济学的领袖之一，并因此获得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罗文斯坦比拉宾资深，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预期与跨期选择”。据拉宾介绍，他“无所不知”。 另一本参考书，《当代行为经济学手册》（图 1.5，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Behavioral Economics： Foundations and Developments，Morris Altman ed.，M. E. Sharpe，2006），尚无中译本可用，收录了六十几篇文章。可是这些文章，在这样一个迅速发展和演变的领域里，不能成为“经典”，所以很快就显得过时，不能作为我们课程的主要阅读文献。 我们将介绍的，是最新发表的论文，通常是今年或去年发表的。在北大校园里，你们可以免费下载“ Elsevier”服务器提供的近两千种英文期刊，可以检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各领域最新发表和（为防止学术作弊和审稿疏忽而提前数月挂在服务器上广泛征求意见的）即将发表的论文。此外当然还有提供“过刊”的服务器“ JSTOR”，可以检索以往远至维多利亚时代发表过的经典文献。我知道，你们不愿意读这样大量的文献。有时连我自己也有些厌烦了，每天浏览几千篇这样的文章，从标题和作者的姓名来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学术相关性，下载之后还要阅读。每天坚持这样的工作，坚持十年，我有些厌烦了。我的海量阅读最近几年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西方文献发表有一个大约“三年”的周期，我指的是从峰值到下一个峰值的时间长度。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每三年一次发表高峰。最近的一次是 2009年，上一次是 2006年，更早的一次是 2003年。至少在过去十年里，我观察，出现了这样的周期。当然，还可据此预期，下一次发表高峰期应在 2012年。你们错过了，所以，去年选修“行为经济学”的同学们比你们更幸运，因为我为他们准备的文献几乎都来自那一次发表高峰期。我记得去年我们的关键词是“社会仿真”和“诺瓦克”（Martin A. Nowak，哈佛教授，生物学与演化社会仿真学派的领袖人物）。而 200 年那次发表高峰的关键词是“脑科学”和“费尔”（Ernst Fehr，苏黎世学派实验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领袖人物，被认为有等于或高于凯莫罗的诺贝尔奖获奖概率）。如果还有同学听过我 2003年的课程“制度分析基础”，那么他们应记得那一年我们的关键词是“桑塔费学派”及其“合作的演化”研究。 行为经济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行为”的经济学研究，当然，如西蒙曾嘲笑的那样，哪里有不研究行为的经济学呢？最初，大约在 1920年代至 1940年代，西方的学术版图里面有“行为科学”，另一方面还有“经济学”。稍后的学术演化中，这两方面的研究时有重合，例如“生育行为的经济学”和“犯罪行为的经济学”。故而大约在 1980年代，正式地有了“行为经济学”。沿着它的传统溯源，我们知道休谟，尤其是他的挚友亚当 ·斯密，被认为是最初的行为经济学家。休谟和斯密代表了 18世纪苏格兰启蒙时期道德哲学的“情感学派”，自然，在这一传统里包含着心理学与经济学在 20世纪的融汇倾向。当代的行为经济学，被狭义地定义为“经济学”加“心理学”。 什么是“行为”？你们当中有许多物理学院的学生，请问，物理世界里有“行为”吗？按照我们日常语言的约定，既然是物理的世界，就只有运动而不会有行为。我们说“物体运动”或“质点的几何运动”，而不说“质点的行为”。那么，行为是不是化学的事情呢？你们会看见很复杂的化学反应，生命很可能就产生于这样的化学过程。这是一个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主题。我们常说“生命”是可以有“行为”的。也就是说，行为是生命的表征。从原核生物（ procaryote）到微生物及至人类，只要有生命，就可以有行为。那么，我们怎样定义“生命”呢？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将有专门的讨论和解说。 现在我们可以将“行为”现象加以分类，例如，我们将行为划分为“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并从个体与群体这两个角度来把握和理解各种行为。个体性和群体性，这也是我们这门课将要采取的视角。我们力求兼具这两种视角，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行为经济学理解框架。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是个体主义的，也叫做“方法论个人主义”，他们优先研究个体行为，然后才考虑集结一群个体行为去试图解释群体行为。这样的问题意识使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清楚地区分开来，并因此而长期饱受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批评。请注意，我们这学期的行为经济学，是兼顾着个体与群体这两方面的行为经济学，或多或少，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来避免经济学的过于狭隘性，同时也避免社会学的过于宽泛性。 以上的阐述，我概括为图 1.6的第一行字：“行为：个体、群体”。 …… |
| 产品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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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
| 图书名称： | 情理与正义：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 |
| 作 者： | 汪丁丁 著 |
| ISBN号： | 9787208173422 |
|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开本： | 16开 |
| 装帧： | 平装 |
| 编辑推荐 |
|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群乐，还是独乐？何为蕞大多数人的蕞大幸福？自由意味着痛苦？ 名经济学家、跨学科教育家汪丁丁教授北大EMBA课程讲义 在三重转型期中国，求解社会生活、深层情感交流的智慧 ★什么是三重转型期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文化—政治—经济”三重转型期，理解任何中国现象，首先要将其置于三重转型期的三维理解框架之内。这样的国家，世界上几乎没有第二个。 ★转型期社会的伦理困境何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生活快速变化，信息多到像是噪声。人的思维方式缺乏整体感和自洽性，行为也普遍短期化，人与人之间行为的预期也由此短期化，什么才是“正常”“正确”？ ★面对独有的人生问题和企业问题，如何从中西思想传统中寻求实践智慧？ ·怎样在当下理解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庸”，中国传统所谓“天人合一”“止于至善”？ ·荣格“深层心理学”、黄建中“淑世主义”、彼得森“龙虾理论”、桑德尔“正义演说”、斯坎伦“底线伦理学”……对于我们发展复杂思维应对混沌未知有何启示？ |
| 内容介绍 |
| 本书内容出自汪丁丁教授近年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开设的EMBA课程。作者认为，要理解任何中国现象，首先要将中国现象置于三重转型期的理解框架之内，关注转型期社会的伦理行为，其中涌现的问题，激发了作者在几十年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原理”。本书共分四讲，先后探讨了稳态社会的伦理学基本问题、转型期社会的伦理学基本问题，以及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基本问题。伦理学，最广义的，蕞大适用范围的伦理学，用一句话概括，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智慧。中国社会处于三重转型期，于是才有中国当代独有的人生问题与企业问题。短期行为不能产生稳定的行为预期，于是也没有正常的企业文化。这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人人理性预期人人行为短期化。不如此预期的人，反而不理性。我们该如何求解社会生活的智慧？该如何达致人与人之间深层的情感交流？ |
| 目录 |
| 自 序 第一讲 导论 一、心智地图概述 二、为什么讲授这门课 三、伦理学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四、“伦理”的含义 附录1 基本问题 附录2 族群，知识，制度 附录3 个体生命，激情与历史感 第二讲 伦理学主要流派 一、“允执厥中” 二、伦理学的传统 三、存在主义伦理学 四、女性主义伦理学及其他 附录 观念的观念史 第三讲 宗教，信仰，伦理行为 一、正义、伦理与情感 二、信仰与伦理行为 附录1 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第三种文化的视角 附录2 情感模式：微信群规模与社会脑假说 附录3 社会脑的演化—为“邓巴四部曲”中译本序 第四讲 尼采之后的伦理学 一、族群与文化的共生演化 二、从情感学派到人格学研究 三、复杂思维与英雄之旅 附录1 制度是群体的信念表达 附录2 重要性感受—人工智能从狭义到广义的关键环节 附录3 人类智能是广域局部理性，而人工智能是狭域全局理性 附录4 生存竞争—狭域的和广域的 附录5 观念为现象分类 附录6 观念与真相 附录7 生命哲学视角下观念的经验差异 附录8 观念的经验差异 附录9 过程与现象 附录10 复杂思维为何艰难 |
|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
| 第一讲 导 论 二、为什么讲授这门课 为什么我要坚持讲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呢？因为，我们在地球上找找看，如中国这样处于三重转型期的国家，几乎没有第二个，尤其是文化转型期，很漫长，从哪一时期开始转型，有不同的判断。日本学者通常认为始于北宋末年，直到崖山之后张君劢写了《新儒家思想史》，他阐释的文化转型，开端更早，始于公元8世纪。当下通行的见解，大约认为文化转型始于明清或晚清，还有人认为始于帝制解体。总之，文化转型期相当漫长，我推测大约300年至500年才可完成。 社会演化或历史，或者一般而言，任何过程在局外人视角下，都可分为“转型期”和“稳态期”。我常在课程开始时提醒同学们注意三对互补的范畴或视角。其一，“民科”和“学院派”，今天一开始就介绍了。其二，你们进入学院派视野之后，还要区分“逻辑的”和“历史的”这样两种视角，学院派喜欢采取逻辑视角，建模，分析，检验命题，但是我已给你们写了一篇博客文章，我在那里论证，重要性感受更多地来自历史视角，而不是逻辑视角。其三，在历史考察中，还要区分“局外人的视角”和“局内人的视角”。局内人就是企业家和政治家这样的人，他们必须参与才可完成自己的使命。局外人就是我这样的人，旁观，没有利益纠缠。经济学家主要也采取局外人视角，他们收集数据，运用计量方法，没有利益纠缠，提供公共政策建议。我在第四讲将介绍荣格深层心理学，尤其是他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局外人或局内人，在深层心理学视角下，不再有意义。因为，荣格指出，不仅全体人类，而且人类与全体哺乳动物甚至全体爬行动物，共享着集体无意识。你们可以认为，在这样的深层心理学视角下，全部生命都在“局内”。 三重转型期社会，如李零一本书的标题，“无枝可依”——取自曹操的名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既然无枝可依，我们只好退至深层心理视角。 第二重的转型，是政治上的。中国政治体制，在帝制时代，“百代皆行秦政治”，秦代虽然短命，留下的政治遗产颇丰，尤其是书同文、车同轨、郡县制，历代效法，不再实行周代的封建制度。所以，黄宗羲感慨，秦以后的天下是一人之天下，不再是天下人之天下。封建，主要是“封姓氏”，辅助以“建郡县”。春秋邦国数目至少400，秦灭六国之后，当然就是一人之天下了。孔子“继绝学兴灭国”，这是克己复礼呀。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开启了民治时代，是政治转型期的开端。根据我的推测，秦代至清代，帝制延续2000多年，这次政治转型大约需要200多年才可完成。 然后，最短的转型期，是经济上的。上一次经济转型，是宋代的粮食革命，距今约千年，据此推测转型期要百年才可完成。根据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理论，这次经济转型最短也要两代人大约50年时间才可完成。我推测中国经济正在从转型期进入稳态期，但不知以何种方式进入稳态——通常的方式称为“硬着陆”，GDP年均增长率从8%以上迅速跌至2%的水平。现在看数据，我觉着不错，像是可以“软着陆”的样子。任何经济都不可能长期高速增长，因为生态环境不可能支持这样的耗竭速度。所以，长期而言，核心议题就是如何降落。最好是“软着陆”，不引发社会震荡。 同时处于上述三重转型期的社会，请你们在世界地图上找找，中国之外是否还有？我是在1987年提出中国社会“三重转型期”见解的，那时，我在世界地图上找过。朝鲜和越南，很难说是在儒家文化的核心区域。东亚三国（中日韩）常被归入“儒家文化圈”。其实，日本只能说是儒家文化传统的边缘区域，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都是边缘崛起。只有中国是儒家文化核心区域，它的转型是举足轻重的。我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中心东亚文化与经济发展项目做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员，1991年加盟香港大学。东西方中心是艾森豪威尔总统设立的文化机构，似乎直接隶属于美国国会，后来逐渐降级，现在隶属于夏威夷大学。我在那里学习时期，它似乎仍是国会下属机构，因为每次国会没钱了，我们办公楼就关门。我在这个项目里认识不少外国学者，我觉得他们对中国有充分的热情，却没有基本的认识。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工作文稿，谈谈怎样理解“中国现象”。转型期和稳态期，三重转型期，以及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都是那时写的。 理解中国的一切现象，前提就是转型期和稳态期。人的行为，如果是在稳态社会里发生的，可在静态视角下考察。如果是在转型社会里发生的，就不可采取静态的考察视角，因为有系统偏差。当代中国社会，说它处于转型期，几乎毫无争议。你们回家问问父母，他们年轻时怎么生活。我们这一代人现在的生活，与我们年轻时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如果在几十年里有这样快速的变化，他的预期也相应地要调整。用经济学术语来刻画，就是折现率很高，这是转型期社会里一切行为的特征。 折现率的英文是“discounting rate”，意思是，如果有人约好明年的今天给你1万块钱，但是你不想等一年，那么，那个人今天给你多少钱你就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测验，我观察多年。中国的年轻人，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极高，因为他们目睹了父母收入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现在我推测你们的折现率不会低于15%，不信？请问，你明年的今天可得1万块钱，今天给你8500元，能否接受？大多数人都接受，因为还有人折现率更高，今天给他8000或7000，他也接受。民间借贷，以月计息，年率常常超过60%，这样高的折现率，借贷双方居然都接受，那就是说，双方都认为这笔钱投入经济活动之后可有足够高的回报率。在稳态社会的资本市场里，隔夜拆借市场的利率很高，因为周转时间极短，隔夜就还。以月计息也意味着短期就还，例如2个月或3个月偿还，这是双方预期的，救急，不是正常状态。据此下调民间借贷利率，年息率30%，差不多。 折现率高的社会，腐败普遍发生。也就是你们常说的“行为短期化”，因为不短期化反而不理性。在中国社会，几年之后或十几年之后的未来，不确定性已足够高，以致那时的任何收益，有形的和无形的，折现到今天都几乎等于没有。你们拿出计算器试试看，假设折现率是30%，15年之后1块钱收益的现值，分母是1.315，分子是1，大约是1/50，1块钱折现到今天是2分钱。如果折现率15%，10年之后的1块钱收益现值是1/1.1510，大约是1/4，就是0.25元。公务员要多少年才可晋升至局级以上？按我在香港的观察，优秀的公务员，从科员开始，大约20年。那么，对个体而言福利最大化的选择，很可能就是腐败，前提是被查获的概率足够低，并且查获之后惩罚力度足够小，后来香港有了廉政公署，非常有效率，腐败迅速减少。香港公务员有数额巨大的退休金，前提是不能有违法行为。所以，廉政公署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公务员不腐败是理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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