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展示 |
| |
| 基本信息 |
| 图书名称： | 统治与抵抗的仪式：墨西哥的公共庆典与流行文化 |
| 作 者： | [美] 威廉·比兹利 (William H. Beezley), [美] 谢丽 尔·马丁 (Cheryl E. Martin), [加] 威廉·弗伦奇 (William E. French) 编 |
| 定价： | 149.00 |
| ISBN号： | 9787208181946 |
| 出版社： |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
| 开本： | 16开 |
| 装帧： | 平装 |
| 出版日期： | 2023-06 |
| 编辑推荐 |
| ·墨西哥流行文化史的开创性成果，以公共仪式串联近五个世纪的历史迁延 本书汇集了16位拉美研究丁页尖学者的文章，触及了以往研究涉及较少的拉丁美洲文化史领域，特别是在墨西哥流行文化史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道路。作者们回应了格尔茨、莫娜·奥祖夫、詹姆斯·斯科特、涂尔干等诸多学者的经典理论，借助对16至20世纪公共庆典、民间仪式、大众娱乐的分析，勾画了墨西哥社会文化与政治的精密网络，从颇为新颖的角度展现了该国从殖民地到独立民族国家近五个世纪中的社会转型与历史变迁。
·触及社会各个阶层的话语，审视公共舞台上的多方博弈与对话 殖民者、独裁者、政治精英、宗教团体、企业家、底层民众……作者们通过公共仪式与流行文化将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汇聚一堂，展现了他们在这一公共舞台上的话语和行为，以及他们利用这一舞台所要达成的目标和相互间的角力，巧妙而深刻地揭示出墨西哥社会中统治与反抗、异化与同化的冲突。 |
| 内容介绍 |
| 本书向读者呈现了有关墨西哥公共庆祝活动和流行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在15篇文章中，来自美洲和英国的丁页尖学者讨论了从16世纪到现在墨西哥流行文化蕞具说服力的方面。他们探讨了广泛的墨西哥表达，包括鄙俗的歌曲和舞蹈、节日、石头壁画、圣体节庆典、铜管乐队和民间戏剧。填补需求变得越来越紧迫，这本及时的文集填补了日益紧迫的需求将提供新的见解读者感兴趣的文化史，拉丁美洲，人类学和其他领域。 这些研究以点带面，从不同角度切入，讨论了西班牙殖民者到达以来，墨西哥公共生活、政治文化与社会秩序的复杂互动。本书编者们借助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如格尔茨的“剧场国家”理论、涂尔干对宗教国家的分析、布克哈特的《作为艺术品的国家》、富勒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等，呈现了墨西哥大众文化发展的整体态势。 15世纪末，西班牙殖民者来到墨西哥，为更好地进行统治，他们带来了语言和仪式。经过三个世纪的发展，19世纪殖民者离开时，外来的仪式、语言、文化已与原住民的历史传统相融合，催生出新的民间行为和大众文化。在后殖民时代独立的民族国家中，这些文化活动成为了阶级、性别、信仰混杂的竞技场，统治与抗争、异化与同化。本书借助对公共庆典、民间仪式、大众娱乐的分析，勾画了文化与政治的精密网络，有助于理解墨西哥从殖民到独立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
| 作者介绍 |
| 目录 |
| 目录 致谢 缩写 导论 制造共识，煽动矛盾 01 巨人与吉卜赛人：殖民时期墨西哥城的基督圣体节 02 18世纪新西班牙街头的靡靡歌舞 03 工作贫穷与18世纪的殖民国家：性别、公共秩序与工作纪律 04 圣像世界：殖民时期墨西哥城的崇拜、仪式与社会 05 18世纪奇瓦瓦市的公共庆典、大众文化以及劳动纪律 06 治安与善政：规范公共行为的市政府措施（1821—1857） 07 街头历史：改革大道与波菲里奥时期墨西哥（1876—1910） 08 无产者、政治家与大家长：墨西哥工业化初期文化习俗的使用与滥用（1880—1910） 09 波菲里奥时期瓜达拉哈拉市时髦阶层对托斯丹·凡勃伦理论的预演 10 被迫的进步：帕拉尔矿区工人与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灌输 11 普埃布拉州特卡马查尔科的爱国主义节日建构（1900—1946） 12 民众对卡德纳斯主义教育改革的反应 13 焚烧圣徒、塑造思想：圣像破坏，公民仪式与失败的文化革命 14 文化特派团、科纳索波剧场与社区剧场：乡村剧场的演变 15 乡村乐队的仪式与政治角色(1846—1974) 结语 作为吸血鬼的国家——墨西哥的霸权计划、公共仪式与大众文化（1600—1990） |
|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
| 导论：制造共识，煽动矛盾 历史上获得胜利的统治者都明白，他们的统治地位不仅仰赖于武力。劝服、领袖魅力、习惯和美德的呈现也是权威常用的手段和展演方式，尤其是当权者已经意识到公共仪式在霸权的象征化和不断重塑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仪式和游行不仅提供了关于社会等级的视觉与听觉的剧本，也给予精英阶层重申他们的权威所依赖的道德价值观的机会（作为对自身 以及被统治者的精神熏陶）。这样的场景或可以形塑关于一个社会过往历史的阐释：通过在共同仪式中团结不同的群体来掩盖社会分裂并为大众狂欢提供机会，进而平息被统治群体潜在的破坏性冲动。因此，许多排演宗教目的和庆祝王室生活里程碑的仪式已经让位给类似的公民和世俗节日，作为针对其臣民的权力象征继续巩固着国家的权威。 西班牙人自踏足西半球之日起，就开始使用仪式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例如，不同于依赖住宅建筑象征意义（通常是建造房屋）的英国殖民者，西班牙人通过语言和仪式来实现自身统治权的合法化。仪式的相关性在始于 1512年的征服活动中越发显著，因为西班牙人使用《占领声明》（requerimiento，一份被大声宣读的文件，通常被作为西班牙人实施统治的辩护）来建立对于臣民的权威，而不是针对财产或贸易的权威。帕特里夏·锡德（Patricia Seed）如是说道：“西班牙的殖民主义产生了人口调查，英国的殖民主义产生了地图。”西班牙统治者要求其臣民经常性地重申和确认西班牙的霸权。 从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在墨西哥首次相遇开始，理想新社会（包括其权威与地位的等级制度）的视觉展演就主导了这群人的文化交流。节日庆典为公民和教会领袖们提供了组织有关美德的生动表演的契机，这些美德有助于他们实施对其臣民的统治。西班牙人为同化印第安原住民（尤其是向他们传递福音）而作出的努力集中在戏剧化的表现形式上，比如政府仪式、耶稣受难剧等，美洲印第安人的舞蹈也转而开始承载基督教 - 欧洲的意涵。墨西哥的西班牙节日源于科尔特斯（Cortés）的到来并迅速成为一种独特的视觉、听觉和象征传统，结合了西班牙、印第安乃至非洲的形象与标识。在殖民统治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波旁王朝的君主们试图以多种方式对殖民地社会进行改革，包括消除大众庆典的狂欢式特征，赋予它们更正式、更庄重的气质。 18世纪的这些变化在墨西哥独立后被延续并呈现出更加明确的政治特征，满怀爱国之情的墨西哥人设立了节日和庆典以纪念独立战争的英雄，试图将殖民地居民打造成新兴民族国家的公民。阿古斯汀一世（Agustín de Iturbide）和第一届国会制定了一份官方的节日清单，这些节日是为了纪念独立战争的受害者、爱国军人攻占首都以及皇帝诞辰而设立的。这份清单还保留了圣伊波利托节，以此铭记科尔特斯对于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的侵占。当然，关于节日的增改在墨西哥独立后仍然在继续。革命使得许多地方的节庆活动发生了变化，并增加了一直延续至今的新节日。1977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墨西哥人民全年要庆祝5,083个民间和宗教活动，最多相隔九天，墨西哥某地就会庆祝一个节日。本书收录的文章探讨的均是墨西哥近五个世纪以来的公共仪式。某种程度上，国家权力的象征性戏剧化以及预期受众对于这些仪式的反应是所有作者的关注重点，部分作者还明确关注了这些仪式展演发生的舞台。 关于统治和反抗的仪式已经在墨西哥以外的许多地区得到了关注和研究。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国家仪式没有被作为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而是直接作为目的本身。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分析所谓的“剧场国家”时指出，巴厘岛的伟大仪式（皇家火葬、贵族自刎、削尖牙齿、庙宇祭祀、忏悔朝圣以及血祭）成为统治者展现其权力的媒介，而不是被用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巴厘岛的统治者运用宗教仪式的修辞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地位是权力的基础，治国之道是戏剧的艺术，以及他们对于现实本质的看法，从而使之成为现实。正如格尔茨所言，“国王以模拟的方式统治着这个国家，创作和建造着他所模仿的一切事物。”统治者试图创造一个可以被臣民接受的顺从的、想象的现实。仪式被用来创造这些虚拟的、顺从的现实表征，因为它们描绘了当权者所构思的理想化社会关系。上述理解的假设是，仪式行为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宣言或声明，因为它们不像日常生活那样杂乱无章，而是更专注于特定目的，所以也具有更强的表达力。 与此同时，学者们已经证明日常生活中充斥着用以强化现有社会等级制度的仪式表演。里斯·艾萨克（Rhys Isaac）通过将文化定义为由语言、手势、举止、服饰和建筑组成的多通道交流体系解释了许多文化历史的这一规律。因此，社会可以被视为由参与者自身以及他人所展现出来的一系列形象，比如，建筑设计和教堂座位的安排是社会秩序的宣明和社会等级的表达。艾萨克作品的核心内容是他对于社会关系中的权威和顺从的关切，以及这些权威和顺从得到主张、实现交流、获得认可和遭受争议的各种方式。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就像 18世纪的弗吉尼亚以及如今的墨西哥所发生的那样，一个社会情境中的行动（指的是身体行动）被证明比口头和书面表达来得更加清晰。本书中的大部分作者都关注到了权力并将行为视为一种宣言。关于吹奏乐队、醉酒风潮、市民游行、街道纪念碑和乡村节庆的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先人的思想，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些活动，以揭示它们作为权力主张和争夺的种种表现的本质。 象征属性使得仪式成为代表权威和规则的有力媒介。格尔茨对巴厘岛剧场状态的论证清楚地说明了仪式得以塑造预期结果的能力。具有多层含义（以浓缩的形式）的符号不仅让即时交流成为可能，同时也能唤起感官和思想上的反应。仪式通过情感和意识形态的融合，将个人与集体联系起来。因此，从精英阶层的角度出发，仪式的作用是通过融合象征符号和仪式活动的积极情感与相关的社会、道德要求来发挥作用的。换句话说，社会规范和价值观通过赋予情感获得了更大的力量，而基本情感则通过与社会价值观的连结得到了升华。讨论仪式在苏联统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一位国家仪式的管理者透露：“仪式往往发生在一个人生命中的重要转折时刻。由于他的精神状态，他尤为易于接受外界的影响，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教育，我们必须利用这种影响。” 虽然将个人融入集体往往与入会仪式或过渡仪式（rites of initiation or passage）有关，但是它们同样也被用来描述过去至现在。就像入会仪式代表着社会规范和个人情感的相互渗透，纪念仪式则通过对过去的借鉴来强化现在。例如，大卫·坎纳丁（David Cannadine）记述了从 1820年至今英国皇家仪式的意义和表现的转变。20世纪初以来影响力式微的英国君主在1918年至 1953 年期间成了一种被制造出来的“千年”传统。坎纳丁指出，那些观看精心编排的皇家盛典的人，以及那些强调英国昔日辉煌的（或真或假的）历史连续性的评论者，很难相信这种伟大已经逝去。英国君主制或许是最佳的例证，但其他纪念活动在纳粹德国和苏联等不同统治者所使用的仪式中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当然也包括西班牙殖民帝国和墨西哥共和国的统治者。 本书的作者们对 16 至 20 世纪墨西哥仪式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琳达·柯西奥纳吉（Linda Curcio-Nagy）（第一章）和克拉拉·加尔西亚·艾露阿尔多（Clara García Ayluardo）（第四章）生动地刻画和评估了16和17世纪巴洛克式仪式生活的丰富多彩，不经意地将哈布斯堡帝国权力的政治象征、反革命的宗教仪式以及伊比利亚人和印第安原住民的大众传统融为一体。尽管殖民时期的仪式生动地描绘甚至颂扬了阶级、财富、种族和性别的差异，但同时也彰显了即便是最为卑微的个人在神秘基督教团体中的成员资格，以及他或她对国王陛下（修辞意义上）的效忠关系。18 世纪的波旁王朝君主试图精简墨西哥的公众庆典，利用这些场合实现对国家权力毫不掩饰的宣示，正如塞尔吉奥·里维拉·阿亚拉（Sergio Rivera Ayala）（第二章）、苏珊·迪恩斯·史密斯（Susan Deans-Smith）（第三章）和谢丽尔·英格利希·马丁（第五章）所充分解释的那样。 在 1821 年墨西哥获得独立后的几十年里，墨西哥统治者面临着为一个新兴民族国家创造新的仪式词汇的挑战。就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证明的那样，正是在美洲这片土地上，想象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第一次与共和制度、普通公民身份和人民主权一同出现，而仪式恰恰有助于将人民的效忠之心从（以宗教、家庭和地域为基础的）悠久、稳固的想象共同体转移至全新的民族国家。与教会的冲突、与美国的战争、自由主义在 1854 年阿尤特拉革命（the Revolution of Ayutla）中的胜利以及 19世纪60年代对法国入侵的抵抗都为国家团结提供了新的象征符号（一面国旗、一首国歌和一座英雄美术馆），这些符号可以在建筑物和街道名称中永垂不朽，也可以在仪式场合中被自豪地传颂宣扬。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和他的支持者继续创建和巩固着一种适合他们所创造的现代化中央集权国家的仪式政策。正如芭芭拉·特南鲍姆（Barbara Tenenbaum）的文章（第七章）所述，他们建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慷慨地描绘着与自由主义相关的人物和理想。与此同时，他们精心筹办各种各样的盛大典礼，尤其是 1910年举行的纪念墨西哥独立 100周年的庆祝活动，旨在让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受邀显贵相信，墨西哥理应在文明进步国家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 |
非常抱歉，您前期未参加预订活动，
无法支付尾款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