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之现代观 陈伯海著 文化理论 古典文学理论 文学评论与研究 双重视野下的传统诗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诗学作为一种自成统系、自具特色的诗学传统，不仅有自身特殊的表现形式，更有其独特的思想理念和文化底蕴，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之间常存在一定的张力，不加以现代式的观照与把握，实难以进行消化和运用。

本书即用现代人的眼光对传统诗学进行的一番审视与解读。从特定范畴与命题切入，通过追源溯流式的考察，弄清其本来涵义及演化脉络，再逐步提升到古今会通的理论观照点上来。

序引

本书题名“中国诗学之现代观”，意在用现代人的眼光对传统诗学进行一番审视与解读。按“诗学”一词本有广狭二义，狭义单指有关诗歌的学问（我国传统的理解即如此），广义则或兼括整个文学理论批评在内（西方人常有此用），我们这里取的是狭义。又“中国诗学”一语在理解上亦有广狭之分，狭义专指中国古典诗学（以其与“西方诗学”路径各别、性能殊异），广义则当兼容和囊括现当代中国诗歌理论批评，而本书取的也是狭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古典诗学作为一种自成统系、自具特色的诗学传统，不仅有自身特殊的表现形式，更有其独特的思想理念和文化底蕴，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之间常存在一定的张力，不加以现代式的观照与把握，实难以进行消化和运用。而所谓现代式的观照与把握，亦便是对传统予以现代阐释了。

传统的现代阐释，不是什么怪异之谈，实乃现实生活中很平常的事象。现代社会本就由传统演变而来，故当前社会生活中必仍保有大量传统因素的积淀，各种古旧的文物、典籍、园林、建筑乃至一些古老的习俗、风情、观念、心态等存留，其实都是“传统”在现代世界里的遗痕。对待这类遗物，可以采取不同的态度，或则把它们当废料、垃圾清除掉，或则当作古董、珍稀储存起来，而若试图予以适当的改造和利用，使之在现实环境里继续发挥活生生的能动作用，则必须破除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悬隔，便于其真正进入现实生活，这就需要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观照、反思和解释传统，从中抉发出那些不曾随既往历史一同逝去，却至今仍葆有其生命力的成分来。本书所采取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视角。

不过要注意，传统的“现代阐释”对我们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的民族而言，自有其特殊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后发现代化（以亚、非、拉为代表）有别于先行的现代化（以欧美部分国家为代表），它不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行程，往往是在面临外来挑战和承受巨大压力下的一种特定的选择。我们知道，在先行的西方世界里，从中世纪进入近现代是一脉相承的，中世纪里即寓有近现代的肇端，近现代社会则由中世纪脱胎而来，两者之间的互涵互摄与衔接过渡比较顺畅，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当不致有过多的障碍。与之相比照，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却是在全然不同的背景下展开的。传统自身尚未能孕育出足够的现代因子，而民族生存的严重危机已经逼上身来，从而迫使人们不得不汲汲于从域外（主要是西方世界）大力引进现代化的机制（包括其思想理念）以更新和取代固有的传统，以应对外来的挑战和压力，于是造成民族传统与外来现代化潮流间的尖锐的二元对立。从晚清以迄当今，“新学”与“旧学”、“西体”与“中体”、“激进”与“保守”、“开放”与“闭锁”相互间的争议和纷斗绵延不断，恰显示了二者的紧张关系。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传统的现代阐释不能不是十分艰难的，它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可以由自身的传统来引申和开显出现代，却要在民族固有传统与外来新因子的强烈碰撞中进行“筛选”和“嫁接”，用以构建自身的现代。这一“筛选”和“嫁接”的工作不仅困难重重，且常会弄得非驴非马，不成样子。我国学界一度盛行的那种具有强烈实用色彩的“古为今用”作风，尽管在运用的巧妙与拙劣上各有千秋，毕竟不属于学术研究的正道，由此而造成不少人对“现代阐释”印象不佳，是完全可理解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传统的现代阐释却又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是我国现代文明的建设需要这样的“阐释”，因为如果没有传统的因子经阐释后参与到现代文明的有机构成中去，则我们的现代文明很容易沦落为外来文明的附庸，它只能片面地接受外来的影响，亦步亦趋地追随外来文明的足迹，却难以将外来形态通过批判、消化以摄入民族文化心灵的内核，更不用说凭借双方的互补互动以生成既富于民族特色而又具有现代性能的新文明形态了。当前学界有所谓“失语症”之一说，指的就是我们在思想文化创新上丢失了话语权，很难与国际学者开展有效的对话交流，说得虽然绝对化了，却并非没有切中病痛。应该承认，我们民族的新文化以及整个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至今尚未完型，这跟长时期来偏重外来文明形态的效仿和发扬民族传统精神的不足，自是有关联的，所以需要重视传统的继承与出新。其次，“现代阐释”亦是传统自身存活的需要，这个问题许多人不甚了了，实际上也很重要。前面提到，传统作为历史的遗留，命运将由其自身的活力所缔造。完全丧失了存在价值的，终将归于毁废或干脆被人当垃圾清扫。尚具有历史见证的功能而又难以融入现实世界的，或可被当作文物、古董得到收藏和展览，起到某种知识承传的作用。但这还不算是传统的主要贡献之所在。作为传统，其最大的意义便在于向着现代（更通过现代向着未来）生成。换言之，现代的生命源发自传统，而传统的活力也正体现于融入现代；现代接续传统、变革传统，而又不断地“激活”传统，赋予传统以新的意义，这是一个双向生成、互为轮回的运作过程，值得细心领会。于此看来，我们要让传统保存自身的活力，就需要不断地予以“现代阐释”，促使其生命得到持续的开发；而若简单地搁置传统，一任其处在自我封闭与自我孤立的状态，则只能使之成为供人凭吊的历史陈迹，终将归于毁废而已。

 然则，究竟该怎样来进行传统的现代阐释呢？这却是一门大学问。上个世纪60、70年代之交，台、港等地的比较文学界里曾兴起一股“阐发研究”的热潮。人们意识到中西文学之间不仅有时空的间距，更且有文化理念上的异隔，过去惯用的“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的方法均不足以跨越这一异隔，所以要尝试“阐发研究”，也就是借取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来观照与阐释中国文学的现象，使民族传统中暗合现代理念的成分得以凸现出来并得到发扬光大，看来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但试行下来的结果却是：传统中合乎西方理念的地方固然得到某种程度的彰显，其不合的地方（有的甚至是其精义所在）却有意无意地遭受掩蔽而汩没不彰，于是传统在更新的同时便也遭到消解，它不再是自成统系、自具特色的民族精神的结晶，却成了西方文艺思想的调味佐料，归总来看，其存在的意义除了证实西方理念的普适性而外，并未能给人类文明增添更多的思想养分，这或许便是“阐发”之风刮过一阵而终归消沉的原因。

 有鉴于此，本书在传统的现代阐释上试图走一条新的路子，姑名之曰“双重视野下的双向观照和互为阐释”。在我看来，以往“阐发研究”的弊病并非在强调“阐发”，乃出自单向阐释，即单纯从西方理念出发来考察和读解异民族的文化，而经过这样一番“移中就西”式的整合工作之后，各种事象材料皆已纳入西方框架之中，传统自身的特色自然会消蚀得无影无踪，“阐释”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对象。我所主张的“双重视野”，是指既要立足于现代，按现代人的眼光（其中必含有大量西方文明的要素）来打量和解析传统，又要置身于传统之中，努力按传统的理路来反观和审思现代（包括审思西方），经过这样反复推移的双向观照与互为阐释之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会通与歧异之处当能较为清晰地呈露出来，供人以全面的把握。这里的会通，固然说明了传统与现代的不可分割性，传统思想中即含有现代的胚芽，现代文明里亦自有古老的因子，古今中外的人群确有其普适性的一面。而发见歧异，则更有研究的价值。通常情况下，这类实质性歧异的造成，不能简单归咎于历史的偏见或谬误，往往要从不同的文明取向、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和思想方法上去探索其实在的根源，于是将问题引向了深入。还要注意到，一些表面上的悖论常会隐含着深层次间的互动与互补，一旦打通了它们内在的联结渠道，“悖论”完全有可能转化为更高级也更全面的“合题”，这就直接推动了理论思维的发展。所谓让传统参与现代文明的构建，这应该是最具重要性也最富于建设性的一种方式，因亦成为传统的现代阐释中的最有刺激性和挑战性的课题。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实验，不敢说取得多大成效，希望能引起同好的关注和研讨。

不过总的说来，我对“现代阐释”的态度还是谨慎小心的。整个研究工作由古典诗学的独特范畴与命题切入，对所要阐释的范畴和命题一一作了溯源别流式的梳理、解说，全书构架即安置在由这些范畴和命题组合成的系列之上，这些都表明我自觉地选择以传统自身为基点，而不按西方理路来整合传统的倾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是存身于现代社会生活里的人，无法排除个人头脑中涌动着的各种现代观念和思维习惯，而若更以当代习见的框架来安置所要考察的对象，则阐释的路子必容易流于单向。只有让自身尽可能地置身于传统理路之中，再让脑海里的现代意识自然地掺和进来，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双重视野下的双向观照，而最终达致互为阐释的良好结果。这也可以说是本书结撰上的一个小小的窍门，明达君子幸以教之！

是以为引，甲午年暑月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