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破坏，很多人陷入艰难境地，普通人如此，经济学家也如此。但经济学家面临的困难早已显现： 大多数政界、学界、商界的经济学家既未能成功预测2008年后的大衰退，也没能预测这场大衰退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给政府部门和经济学界造成严重信誉危机。毕竟，这场大衰退肇始于内生因素，而非新型病毒或地缘冲突等外生因素。那些所谓的“专家们”为大衰退开出的药方千差万别，央行和其他政策制定者推出的天量货币宽松政策则在实现通胀与增长目标时频频失败，于是，公众理所当然地怀疑政府及其经济学家。
我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概念，叠加此前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尝试对“为什么一个强大而有活力的经济体会失去增长动力并长期停滞”这一问题做出解释。近期，俄乌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供给约束推升了通胀水平，但很多人经历了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实际收入停滞，很大一部分人感到自己“被遗忘”，愤怒不已。
因为年龄大、资历深的缘故，作者还能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中国 ，记得那的人们曾经充满活力和希望。在那个时代，空气可能没有现在新鲜，但其他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几乎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面对未来，人们满怀信心。对 的许多发达经济体而言，这种美好光景已然不再了。
我对上述三个经济体很熟悉，尽管三个经济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但都经历了 相似的经济发展过程。这些经济体之间的文化或历史差异可能会对GDP 增长造成几个百分点的差别，但它们都经历了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且都面临着长期的低利率和低通胀——至少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如此。
此外，2008 年以来，尽管大多数主要央行都实施了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但通胀仍维持低位。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大幅增加，但利率仍处于较低水平：首先是1990 年后的日本，然后是2008 年后的西方 。日本和欧元区许多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实际上已经转为负值。
上述现象与当前仍在大学讲授的经济学课程并不一致，后者认为大规模的印钞会导致恶性通胀，而巨额财政预算赤字如果不推升通胀，就会导致高利率。零利率或负利率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让人想想都头大。人们很好奇卡尔·马克思或托马斯·皮凯蒂会如何解释“负利率”。
25 年前，我提出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用以解释为什么经济体在泡沫破灭后会陷入多年停滞，以及为什么在这种衰退期间传统货币政策“药方”基本无效。这一观点的关键在于认识到，私人部门并非总如经济学教科书中所假设的那样“追求利润 化”，而是在面临严峻的资产负债表挑战（即债务积压）时，会选择“债务 小化”。
一旦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被推翻，并承认债务 小化的可能性，则所有建立在原始假设上的观点都必须被重新认识，包括许多 的政策建议。这是因为如果一部分人储蓄或偿还债务，那么为了维持 经济正常运转，另一部分人就必须借贷和消费。如果私人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偿还债务（哪怕利率为零），那么为了实现经济正常运转，公共部门就必须借贷、消费。
虽然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有助于解释自2008 年以来在西方和自1990年以来在日本观察到的许多现象，但它不能解释现象的全部。这些 发生的一些现象早于2008年，或者晚于其资产负债表衰退，因而难以归咎于资产负债表衰退。例如，西方 的收入增长放缓早在2008年资产负债表衰退前就开始了，而日本的经济低迷在2006年私人部门完成资产负债表修复后仍持续了很长时间。
我进而想到了在极低利率环境下，私人部门追求债务 小化甚至不愿借贷的另一个原因，即企业无法找到足够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借贷和投资变得无利可图。毕竟在商业和经济领域中，没有人能保证这样的机会能一直充足。
企业在找不到投资机会时，通常会倾向于 小化其债务，除非税收安排和资产回报不够适宜。在没有债务的情况下，企业在长期内存活下来的概率显著上升。与之相应，投资机会不足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个原因是缺乏技术创新和科学突破，导致具备可行性的投资项目变得难找。这也能解释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前长达几个世纪的经济停滞。第二个原因是海外资本回报率 高，促使企业选择赴海外而非在本国开展投资。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这个因素和技术进步因素同等重要。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新兴经济体相继崛起，改变了西方企业的投资选择。它们继续推动利润 化，不断满足股东对 高资本回报的期望，但大部分投资不再发生在本国市场。认识到企业投资在区位选择上不再局限于本国后，我在本书中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这一概念。
然而，主流经济学界没有顾及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困境和低资本回报率带来的宏观经济学启示，即便所有发达经济体都遇到了这些问题，经济学家给出的政策建议仍旧是老调重弹：货币宽松、平衡预算，而这基于的假设还是企业只在本国投资，追求利润 化。
由于政府承诺的经济复苏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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