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尝试新事物（1981年）您说过，一座城市也是一个藏身之所，在巴黎居住了十三年之后，几个月前您回到了罗马。也许与其他城市相比，巴黎能 好地发挥这一作用？近年来，我经常住在巴黎，现在我仍时不时地去那儿住一段时间，也是因为在巴黎我可以 清静，不会有太多采访请求。
那么圣雷莫，您的出生地，您会时常回去吗？那儿还有些家族事务，我有时会因此回去，经常牵扯到一些实际的麻烦。
在您早期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利古里亚大区的环境和氛围，随着时间的推移，您不再描写这些。也许是因为您不经常回去了，所以您已经跟家乡失去了联系？我想这 多地应该归因于作品风格：我对回忆录式的文学涉足得越来越少，而回忆则是与利古里亚的风景密切相关的。但我认为，不论是在人物形象中还是在语言中，利古里亚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作品中。
您的 部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是以圣雷莫周边地区作为背景的。
我对圣雷莫的腹地和利古里亚的阿尔卑斯山地区 熟悉，我是利古里亚的山里人，而不是利古里亚的海边人。
《树上的男爵》的情节也是在您童年时期的环境中展开的。
实际上那是基于利古里亚大区幻想的场景。
从那之后，您有何变化？当我写《树上的男爵》时，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之间，当时也许我认为我与在树上且被政治所左右的哥哥 能达成一致；现在也许我觉得我 接近那个用 人称叙述的角色。
实际上，多年前，您在《晚邮报》上发表过政治和社会性质的社论文章。
曾经有一段时间强烈要求作家参与头版文章的发表，我总是力求发表一些负责任的话题。现在我还时常在《共和报》上这么做。在这些新闻评论中，持有自相矛盾的论断的人 为聒噪。我有时也想说些自相矛盾的话，但后来我想万一我的说法被采纳了呢？所以我宁愿保持沉默。
此外，您说过，通过您的小说中的寓言来谈论时事让您 为快乐。
我认为，直接陈述的事情只有在说出来的时候才有价值，间接地、通过象征陈述的事情则一直有现实意义，并且能够找到新的应用。
由于您那引人入胜的讲述方式，您讲述的故事经常有一种将读者带入业已失去的那种童年时的幻想世界的能力，从中看不出来作家的“技艺”。
谁知道呢，也许一定的纯真和简单符合读者的交流和行为技术。这不应由我来评说。
您有 广泛的受众，从小学生开始都是您的读者。
多年来我的书《马可瓦尔多》被老师们当作教材，在小学里得到广泛阅读。因为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范例，老师们敦促他们的学生创作出马可瓦尔多的同类型的其他故事。孩子们还创作出很多画作送给我，我现在有一整套收藏。
您说过，对您而言，写作 难，但我认为，难的是找到一个好的主题去写。
就像我在口头表达上有一定困难，我在写作上也存在困难：写作意味着删改，意味着将一个句子组合在一起，然后对其进行加工，使其尽可能接近我想说的那个意思。
但是在您的作品的某些篇章里，例如《宇宙奇趣》或者写给阿达米的那些文章，您的讲述方式是如此流畅，充满自发性，下笔如有神。
有些时候确实如此，但是通常情况下，这种容易、这种流畅是一种结果，而不是起点。按照相同的书写动作、书写或绘图姿势进行写作是我的主旋律之一。
他们说您是非典型的小说家，同时他们把您与博尔赫斯相提并论。您同意吗？我 次读到博尔赫斯的作品时，我已经写了部分书，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当然我在他身上找到了相似的品位与风格，这在我的作品的某些方向上可以得到证实。但我每次写书，都会做些新的尝试，这正体现了我的非典型性。
《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让您的实验主义达到了高潮，创造了大盒子套一串小盒子的中国盒子，或者正如人们所说的，寓言的寓言的寓言。
其实，虽然我把这台机器安装得如此复杂，但我见读者都乐在其中。
城市，记忆与欲望之所（1972年）出版商埃伊纳乌迪宣布出版您的一本新书《看不见的城市》，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集？虽然不能将其定义为长篇小说，但这是一本 统一的书，有开头有结尾；即使它不像其他书，它不是短篇小说集，但是包含了很多故事。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它的内容：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可汗的皇宫，向可汗描述他在旅途中见到的城市。但是它们都是虚构的城市，都是以女性的名字命名的。它们不对应任何现有的城市，但是每座城市包含了一个适用于任何城市、适用于普通城市的反思点。
那么相当于是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的现代版翻写？但是马可·波罗向欧洲人描述的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东方那些遥远的国度。而您，想探索的是哪个世界？对《马可·波罗游记》的追忆是有的，至少在开头是这样；开头充满了神奇东方的主旋律。但是很快就变得明朗起来，我想表达的不是异域情调的场景，也不是具体这个或那个 的现实。我谈的是我们普通的生活、对于人类来说城市是什么，是记忆与欲望之所，以及如今在城市里生活越来越艰难但我们还是离不开它的原因。
我觉得这是评论文章的主题，而不是叙事文的主题。
好吧，也许两者都不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