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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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
| 图书名称： | 生活在音乐中 |
| 作 者： |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著，朱贤杰 译 |
| ISBN号： | 9787807511281 |
| 出版社： | 上海音乐出版社 |
| 开本： | 32开 |
| 装帧： | 平装 |
| 编辑推荐 |
| 内容介绍 |
| 音乐是什么？它如何自我表达？它的方式非常简单，通过声音，实际上也就是空气（布佐尼说它只是“发声的空气而已”）。音乐不只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它本身也是人类的一项创造，意在模仿自然深刻的层面。 时常有人认为，音乐只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像爱与恨，尤其是在剧场音乐中。但是在音乐中，特别是在没有歌词的与无标题的音乐中，我们应该知道它也表达一个人内在的自我，他与世界和宇宙的关系。因此音乐也有能力超出感情甚至与感情无关。它经常提供人类关系的一种缩影，因而它具有一种超脱的特性，能够超出一段爱的二重唱中的叙述性，无论这是威尔第、莫扎特或瓦格纳。 |
| 作者介绍 |
| 朱贤杰，1978年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硕士生，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移民北美。曾在“上海之春”举行钢琴独奏会，并与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乐团合作演出。参加过“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以及莫斯科、圣彼得堡、里加等地巡演，在多伦多、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举行过音乐会。近年来发表过有关音乐的文章几十万字。 |
| 目录 |
| 中文版前言 译者序 前言 一 阿根廷 二 欧洲间奏曲 三 以色列 四 欧洲间奏曲二 五 从少年到成年 六 英国 七 关于指挥与室内乐 八 1967年之后的以色列 九 艺术歌曲与客席指挥 十 法国 十一 歌剧 十二 芝加哥 十三 柏林 十四 舞台导演与拜罗伊特 十五 今日以色列 十六 魏玛 十七 音乐的生命 十八 生活中的音乐 十九 生命与音乐 二十 关于诠释 二十一 音乐的回想 |
|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
| 《生活在音乐中》： 我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都是俄裔犹太人。二十世纪初期，当俄国发生残酷的集体迫害的时候，他们迁居到了阿根廷。那时我的外婆还非常年轻，她与我外公是在船上相遇的，那时她十四岁，我外公十六岁。他们在阿根廷内地的一个省生活下来，生了六个孩子，让他们相继上学。我外婆年轻时曾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29年，她带领我母亲（外婆那时十七岁），还有其他孩子去了巴勒斯坦访问。仅仅为了看—下宗教圣地，就从阿根廷出发旅行，这样的情景现在很难想象。她们并没有在那儿定居下来，除了我的大姨妈，她在巴勒斯坦住到去世。 我祖父母居住的社区具有很浓的犹太人的政治意识。我外婆的家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聚会的场所，人们在那里讨论犹太复国的希望与目标。他们梦想在犹太社会的基础上成立以色列国一一马派（Mapai），它不是苏联那种社会主义，而是西方式的那种。我非常了解我的外祖父母。1952年我们一起迁到以色列，我们一起住在一套很小的公寓里，在我小时候及青少年时代，我与外公外婆相当接近。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祖母，她在我父母结婚之前已去世。我的祖父是一位钟表匠，他在我四五岁时逝世。我对他有一些印象，他对于犹太人的事务并不热衷。我祖父母与我外祖父母的背景不同，虽然两家相处得很好。我父亲年轻时就喜爱音乐，一直在为是否做一名职业钢琴家，还是为了维持生计留在家里而犹豫不决。在1930年代，当他有一个机会去美国演奏时，就因为他顾家而没有去成。 我父亲对于学问的追求远胜于对政治的热衷，他时常去听哲学家奥德加·迦赛特（OrtegaY.Gasser）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讲座。他比我母亲的家庭更接近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当他们相遇并结合之后，彼此为对方拓展了更开阔的视野。我母亲比以前更加靠近知识分子的阶层，而我父亲则经由亲戚问的往来，才对自己作为一名犹太人有了更为自觉的意识，因而对积极地投身于犹太人的事业有了更多的兴趣。 我认为阿根廷最后一次能称得上民主的政府是在1930年代。然后庇隆上台，他播下了现代阿根廷动乱的种子。阿根廷曾是非常富足的国家一一百分之九十五地自给自足，唯一缺少的是石油。庇隆，一个非常擅长于煽动的政客，试图将阿根廷从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他鼓动大批的人从农村迁往城市，让他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居住。直到今天，有三分之一的阿根廷人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郊区。 在国际事务方面，庇隆是相当精明的。他既接纳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也接受纳粹分子。在阿根廷南部的巴利罗切，曾经是纳粹分子的大本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在那里还经常看见人们彼此公开地行纳粹礼。 同时那里也大度地接纳了犹太移民和建立犹太人社区。我在阿根廷的时候，那里至少有七十万犹太人。继美国及苏联之后，阿根廷的犹太人社区是世上第三大的。我记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犹太教首领与庇隆政权往来密切。政治态势控制得很好，这是一种严厉的独裁体制，但是确实没有反犹主义。作为一名孩童，我从未在私底下或公开场合遭遇及感受到那种反犹主义。犹太人的社区生活组织得很好，并且是完全公开的。我在犹太人的学校上学，课外去犹太人的俱乐部做体操和运动。 我生于1942年11月15日。在1940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曾是一个音乐中心，可惜现在已经好景不再。托斯卡尼尼来过，富特文格勒、年轻的卡拉扬、理查·施特劳斯、巴克豪斯、吉塞金、阿图尔·鲁宾斯坦、克莱伯及阿劳都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 就像在欧洲一样，那里当时只有很少的留声机及78转的唱片，因此人们在家里演奏大量的室内乐。在科隆大剧院有德国音乐季与意大利音乐季，还有大量的交响音乐会。在我的记忆中，第一位国际的音乐家是1949年来的阿道夫·布施（AdolfBusch），他演奏了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并且指挥了亨德尔的大协奏曲。我听了很多次他的排练，我还弹琴给他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位国际级的大人物。 我父亲曾师从一位伟大的意大利教育家学习钢琴，他的名字是斯卡拉莫扎（VicerltScaramuzza），他很长寿，他甚至教过玛尔塔·阿格里奇。阿格里奇比我父亲小三十岁。我父亲曾在地方上与其他音乐家一起开音乐会，但是他真正热爱的是教学，这是为何他没有试图做一名职业钢琴家的原因。事实上我父母都是钢琴老师。我母亲教初学者，我父亲教程度高的学生。我小时候，只要门铃响起，那就是有人来上课。那时候我一直以为周围所有的人都弹钢琴，后来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原来有些人是不弹琴的！ 在我大概四岁时，我父亲与一位小提琴家在我们家排练，为音乐会作准备。为了能与父亲一同演奏，我突然想要学小提琴。我父母为了我去寻找适合我尺码的小提琴，那时我太小。后来我又看见我父亲与别的钢琴家在两架钢琴上弹重奏，我又改变主意要学钢琴了，因为那样也能与我父亲一起弹。我五岁开始学琴。我母亲教我识谱并且给我上了第一课，然后我开始跟我父亲学，他是我唯一的钢琴老师。在那些早年的岁月中我从未跟过别的老师，他教给我的那些基本原理一直让我铭记在心。 所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音乐家，和所有来阿根廷访问的音乐家，都会去塔卡诺街1257号，那里是奥地利裔犹太人罗森塔尔（EnlestoRosenthal）的家。在那儿每星期五晚上演奏室内乐，罗森塔尔本人是一名业余提琴家，在那儿我遇见的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位叫切利比达克（SergiuCelibidache，1912-1996，指挥家，生于罗马尼亚。——译注），我七八岁时弹琴给他听过。后来我在以色列常常见到他，我时常去看他的排练，因为我觉得可以从他那儿学到太多的东西。然后直到1960年代末，我再没有见过他。那时我的妻子杰奎琳-杜普蕾（JacquelineduPre，1945-1987，英国天才大提琴家一译注）与他一起在斯特哥尔摩演出。然后他到了慕尼黑，我们才开始经常一起演出。 另一位我在罗森塔尔家遇见的重要人物是马克维奇（IgorMarkevich，1912-1983）俄国指挥家、作曲家，后来我跟他的接触不像切利比达克那样多。但是当我九岁时，马克维奇对我父亲说：“你儿子弹琴非常棒，但是根据他弹琴的方式我可以告诉你，他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家。”我父亲教我弹琴时，总让我在心中想象乐队的音色。 初见之下，钢琴并不是像其他乐器那样有趣。任何有重量的东西敲下去它就能发声，不管击键的是鲁宾斯坦的手指，一个烟灰缸，还是一块石头。按下琴键它并不会发出富有色彩或有意思的声音。钢琴是中性的，而正是这一点使它具备了极为丰富的表现力。就好像一个画家面对着一面纯白的墙壁，而不是蓝色或绿色的墙。白墙本身没有很多的吸引力，但当你在它上面作画时，它给了你更多发挥的余地。小提琴或双簧管就是这样，它们的音色具有自身的特征。伟大的小提琴家当然具有自己独特的音色，奥伊斯特拉赫的声音不同于斯特恩或其他人，但它总归是小提琴的声音。而钢琴的声音是中性的，按下键它就发声，初看起来好像太容易弹，并且没那么有意思。我相信钢琴不像别的乐器，它给人一种好像能够创造出别的声音的幻觉。钢琴的这种中性声音对我来说像一个虚幻的乐队，也许这就是为何马克维奇说我是天生的指挥家。我父亲也教会我认识节奏的重要，这是作为指挥必不可少的一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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