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床时间到早上六点四十五分，我起床给十七岁的女儿维多利亚准备早餐。在新加坡这座都市化的热带岛屿上，母亲都会一早起来，为子女上学做准备。就我们家的情况来说，这是维多利亚在侨民 学校就读的 一个学年。 是第二学期的 天，是考试成绩公布的日子。
在学期期间，我一直都是六点四十五分起床，就为了让我 的女儿维多利亚刷好牙、吃完早餐、穿上校服，下楼去赶七点三十二分的校车。为了节约早上的时间，她前一晚就将校服摆在了卧室的梳妆台上。那天晚上，由于找不到印有校徽的袜子，我心慌意乱。小维被我的慌乱逗乐了，从床底下翻出两只沾满灰尘的脏袜子说：“老妈，这双就行。”我的丈夫马尔科姆从水槽下的橱柜里掏出鞋油，费尽唾沫和心力，把小维的棕色系带校鞋擦得锃亮。这是他已故的父亲杰克·麦克劳德曾经教给他的。将这一点传给女儿，对马尔科姆来说似乎很有必要。
马尔科姆向小维解释道：“总有 ，我们会没法陪在你身边，为你包揽一切，比如擦鞋……你得这么擦。”她傻笑了一声，还翻了个白眼：“老爸。”后来父女俩用传统的方式手洗碗盘，拿着茶巾打闹起来。小维抓着破旧的茶巾甩来甩去，看到老马的手臂结结实实地中了一招，咯咯直笑。可她白天时还异常忧郁，强烈要求看看我年轻时的老照片。我问她：“我干吗要看那种东西？我那时过得并不快乐。”她说那时的我又瘦又美，却被我 误解了，以为她是在说如今的我又胖又丑。后来我想，要是自己能问问她为何要那么说就好了。
那天早上，我是伴着梦境带来的欣慰醒来的。漫长的梦境中，维多利亚在宇宙里转着圈，嘴里念叨着：“我自由了，自由了！我自由了，你们也自由了！”这个梦似乎持续了很久。小维飘浮在空中，一头金色的长发，一身浅色的衣裳，周遭的天空如同翠鸟的翅膀般鲜蓝。我在她的身后升起，她朝我伸出一只手。我伸手去够，可她已经从我的身边飞走了，一边抬头仰望，一边面带笑容。她是那么幸福，从而也令我备感欣慰—为了她、为了她能幸福而欣慰。醒来时，我正用维多利亚睡觉的姿势仰面躺着，双臂交叉在脑后，面朝着房间。我平日里总是侧卧着睡觉，醒来时多半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脾气十分暴躁。以这个姿势醒来，脑海里回荡着女儿说她自由了的声音，令我十分困惑。
我没有起身，而是躺在那里回忆自己度过的这个不安之夜。某一刻，我被客厅里电视嗡嗡作响的声音吵醒了。原来是夜猫子马尔科姆起床在看网球，尽管当时已经是凌晨两点钟左右了。我爬下床，冲进客厅。马尔科姆正坐在沙发上，身旁依偎着我家的猫咪“小手套” —他俩都愤愤地抬头看了看。我对他说，明天是开学的日子—已经是 了—还有几个小时我就要起床做准备了。他好脾气地耸耸肩，关掉了电视。我踮着脚走进小维的房间。她似乎正在熟睡，只是一反常态地用被子蒙住了头。我听着她平稳的呼吸，说了句：“晚安，亲爱的。爱你。”为了祝她好运，我在她临睡前都会轻声地说上这么一句。然后我就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关上房门。门把手 一次旋转时发出了恼人的沉闷声响。我也去睡了。
早上六点四十五分，回想完这一切，我赶忙投入了晨间的工作。起床后，我把吐司放进面包机，泡好了咖啡，心想：真是怪事，小维还没起床，都快七点了。
我走进她的卧室，喊了一句：“小维，该起床了。”窗帘依旧合着。可借着从缝隙间透进来的阳光，我看到被子已经翻开了，小维不在床上。我感觉很不对劲，于是敲了敲浴室的房门，无人回应。我打开门，她不在里面。我以为她可能又在耍什么愚蠢的把戏，正躲在水槽下的橱柜里，于是满怀希望地看了看，可她也不在那儿。
说不定她在别的房间。我小跑着一间间地看去，没有她的影子。也许她去阳台了？没有。我叫醒马尔科姆，抓起手机奔下楼，开始沿着通往其他公寓楼的山坡跑去。某种感觉拦住了我，不仅让我不愿再多离家半步，还令我萌生了“一定不能过去”的直觉。我掏出手机发了条短信：“小维，拜托，你去哪儿了？”我又跑回公寓，边跑边忐忑，小维是不是出于某种原因上了主干道，去了某条运河上的桥梁。她为什么要那么做？我又为什么觉得她有可能会那么做？公寓里，马尔科姆正不知所措地来回踱步。听到摩托车的声响，我俩夺门而出，希望能够听到什么消息。来者是公寓的保安莫汉。他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脸上留着一撇精心修剪的小胡子，对待工作尽职尽责。他从小维年幼时起就认识她了。此时，这个身穿蓝色 和锃亮黑皮鞋、一贯和蔼可亲的老熟人已经泣不成声。
莫汉不肯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他浑身发抖，脑袋埋在两手之间，嘴里只顾念叨：“快来，你们得过来一趟。在山的另一边，山的另一边。”他是来接我们的，接我们过去。可我们不想去，我们坚守着事情应有的样子。校车很快就要到了，我们希望它能来。我想放声大喊“维多利亚，校车来了”，然后看她从卧室里钻出来，把绿色的书包拉到肩头，像个老太太将自己全部的家当扛在背上，然后直起身子，昂首挺胸，亭亭玉立。我想看到她蹬上擦得锃亮的皮鞋，却把鞋带系得乱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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