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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 自由、政治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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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日)蛭田圭(Kei著
    • 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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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日)蛭田圭(Kei著
    •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 ISBN:9787221184443
    • 版权提供:贵州人民出版社
    基本信息(以实物为准)
    商品名称: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 自由、政治与人性开本:32开
    作者:(日)蛭田圭|译者:孟凡礼页数:
    定价:98出版时间:2024-08-01
    ISBN号:9787221184443 商品类型:图书
    出版社:贵州人民版次:1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蛭田圭丹麦奥胡斯大学奥胡斯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兼AIAS-COFUND 研究员。
        译者简介:孟凡礼1980年生。2006年毕业于 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代表译作有:《论自由》、《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 与世界经济 (1929—1937)》(合译)等。

    ......

    内容提要:
    本书 全面介绍了20世纪两位 重要的思想家之间的冲突,以及他们的深刻分歧如何继续为政治理论和哲学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
        汉娜·阿伦特(1906—1975)和以赛亚·伯林(1909—1997)是20世纪 代表性的两位思想家,他们在政治、历史和哲学的核心问题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尽管他们作为犹太移民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经历有重叠之处,但伯林 不喜欢阿伦特,说她代表了“我 厌恶的一切”,阿伦特则以冷漠和怀疑的态度回对伯林的敌意。《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以生动的风格写成,充满了戏剧性、悲剧性和 , 讲述了这两位杰出人物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并展示了他们截然不同的观点如何继续为 的政治思想提供重要教训。利用大量新的档案材料,蛭田圭追溯了阿伦特和伯林的冲突,从他们在战时纽约的 次见面,到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不断扩大的思想鸿沟,对阿伦特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争议,他们在1967年的会议上 终错过彼此接触的机会,以及伯林在阿伦特死后对她的持续敌意。蛭田圭将政治哲学和思想史融为一体,研究了同时将阿伦特和伯林联系在一起并造成分裂的关键问题,包括极权主义的性质、邪恶和大屠杀、人类主体和道德责任、犹太复国主义、美国民主、英国帝国主义和匈牙利革命。但是, 重要的是,阿伦特与伯林在一个关乎人的条件的核心问题上存在分歧:自由意味着什么?

    ......

    目录:
    第1章 引论 001
    第2章 “眼中钉” 015
    敌意 017
    汉娜·阿伦特的生平 018
    以赛亚·伯林的生平 021
    对话犹太复国主义 023
    形而上学的自由联想 038
    纽约的“内战” 055
    俄国革命研讨会 071
    “生前是,死后也是” 075
    第3章 自由 079
    术语及区分 084
    伯林的自由理论 088
    阿伦特的自由理论 106
    消极自由、政治自由与个性 132
    结论 138
    第4章 非人性 141
    定义极权主义 146
    集中营社会:阿伦特论极权主义 153
    极权的心理:伯林论极权主义 173
    结论 198
    第5章 邪恶与审判 201
    艾希曼神话 206
    伯林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初看 211
    程序上的反对 215
    实质上的反对 233
    结论 260
    第6章 自由之岛 263
    伯林的英国 268
    争辩英国帝国主义 277
    阿伦特的美国 291
    争辩革命精神:美国1968 299
    自由和/或民族主义:匈牙利1956 303
    结论 321
    第7章 结论 325
    致谢 337
    附录 343
    缩略词表 347
    注释 353
    索引 449

    ......

    精 彩 页:
    引论 几年前,我把汉娜[·阿伦特]和以赛亚[·伯林]叫到一起……这次会面从一开始就搞砸了。对伯林来说,阿伦特太严肃、太自命清高、太条顿范、太黑格尔化了。阿伦特则把伯林的风趣误认为轻浮,觉得他不够严肃。
        ——阿瑟·小施莱辛格[1]1991年,美国哲学家诺曼·奥利弗·布朗写信给他的朋友、从前的导师以赛亚·伯林,[2]赞许地提到了 近出版的一本名为《恐惧共和国》的书。[3]这本书是对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复兴党(Ba?ath Party)的开创性研究,将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卡夫卡式”世界与其据称的20世纪前身相比较。在做这样的比较的时候,这本书借鉴了一些反极权主义的经典作品,包括伯林的《自由四论》和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4]伯林对这一对举颇为不悦。他回信给布朗,“我想那(《恐惧共和国》)是关于伊拉克恐怖的故事,这个就不说了。但让我深感不快的是,我的名字竟和汉娜·阿伦特小姐的名字连在了一起[……]告诉我,你真的明白阿伦特小姐跟我的某些根本区别吗——否则我们怎么继续交往?”[5]伯林在1991年给布朗的信中表达出了对阿伦特的强烈厌恶,其实这种恶感由来已久。它开始于半个世纪前,当时这两位思想家在二战时的纽约经介绍会面。我们对这次会面所知甚少,但他们的观点肯定不同,双方给彼此留下的印象也很糟糕。至少可以说,大约十年后,也就是1949年,当两位思想家在哈佛大学再次说话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善。安排这次会面的政治学家阿瑟·小施莱辛格后来回忆说,他俩的会面“从一开始就搞砸了”。[6]他们的道路在此后15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再次交叉,伯林继续在英国建立他耀眼的学术生涯,阿伦特则在美国确立了自己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太遥远的距离,如果从社会关系、文化或思想等方面来看的话。他们不仅有各种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学术联系人和合作者。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政治理论家伯纳德·克里克,他试图说服伯林认识到阿伦特工作的重要性。这位牛津哲学家从未被说服。相反,由于他对现象学哲学传统的深深怀疑,伯林将阿伦特的理论著作如《人的条件》(中国大陆版译为《人的境况》)斥为一堆“自由的形而上学联想”。[7]他的蔑视随着1963年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的出版而演变成终生的憎恶。伯林极力地赞同广泛的指控,即阿伦特傲慢地指责大屠杀的受害者,她提出了一个有严重缺陷的关于恶的解释。
        奇怪的是,尽管伯林对阿伦特及其著作不屑一顾,他还是继续阅读——或者 准确地说,略读——她的书籍和文章,包括被忽视的作品,如《拉赫尔·瓦尔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也包括她的主要作品《人的条件》《论革命》。[8]然而,他读得越多,就越相信他对阿伦特作品的评价是正确的。后来伯林将他深思熟虑的观点总结如下:阿伦特“没有提出任何论点,没有严肃的哲学思想或历史思想的证据。”[9]此外,伯林对阿伦特的敌意从未因她的死或随后的时间流逝而减弱。在上面引用的1991年给布朗的信中,伯林形容阿伦特“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眼中钉——无论是活着,还是在她死后”。他继续说:“她真的是我 厌恶的东西。”[10]阿伦特意识到伯林对她的敌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作家玛丽·麦卡锡,她多次抗议伯林对阿伦特的贬斥,以至于她和伯林的友谊因此被“毁掉”了。[11]与此同时,阿伦特本人也从未对伯林的敌意做出过回应。首先,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并且以此而自豪,尤其是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之后,她吸引了许多满怀怒气的批评家。她不可能回应所有人,在她看来,伯林并不是特别重要或值得回应的那一个。她知道伯林在英国、以色列和美国的地位和关系,但她认为伯林几乎算不上是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12]这部分是因为阿伦特认为德国哲学理所当然地优于英美哲学。尽管她尊重霍布斯,但她通常认为英国是一个哲学沙漠,认为罗素、摩尔等人发起的分析运动没有什么价值。在这方面,我们两位主人公的偏见是对称的:一如伯林无法欣赏德国现象学,阿伦特也无法欣赏英国经验主义。不过阿伦特认为伯林是一个博学的学者,尤其是在俄国思想史这个主题上。她有时在课堂上使用伯林的作品;[13]她幸存的个人藏书里有一本伯林的处女作《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环境》,以及他的四篇论文。[14]然而,这表明阿伦特似乎 仔细读过的伯林作品是他给Franco Venturi《革命的根源》写的导言。事实上,正是作为这篇导言的作者,伯林在阿伦特出版的著作中(而且是在脚注) 地出现了一次。[15]对她来说,伯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思想史家,也是她所谓的“犹太当权派”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成员。伯林对她的敌意被她对伯林的冷漠和偶尔的怀疑所抵消。
        不过事情不止于此。他们是同时代人,阿伦特出生于1906年,伯林出生于1909年。他们属于20世纪犹太移民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故事彼此重叠。[16]阿伦特和伯林分别出生于德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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