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我十八岁那年夏天，母亲说了一句话，我花了很多年才 理解。
当时，她坐在我们二手车的驾驶座上，坚定地赞许道：“罗斯，你是出色的男人管理者。”我们正开车穿过布鲁塞尔，去一个叫莫伦贝克的街区，我当时的男友住在那里。我还没有驾照，而我母亲，一位单身寡妇兼全职公司行政人员，声称很乐意在没有工作时开车送我去约会，把它当成一段高质量的亲子时光。在我父亲去世，两个姐姐离家上大学后的三年里，我和母亲成了彼此 的“室友”，变得愈加亲密。就像其他比利时人一样，“车上的陪伴”，对她来说是一份宽容且慷慨的礼物。而让她比较遗憾的是，大部分时候她是送我去比利时法语区参加篮球赛，那里是后工业化的瓦隆乡下人迹罕至的角落，像金属箱子一样的体育馆周边散落着悠闲吃草的奶牛，篮球弹跳的声音在田间回响，却无人注意到。
但 ，赛季结束了，我要去见这三年间分分合合的男友埃里克。他邀请朋友来庆祝他从父母家搬进他的 间公寓。车开到一半时，我的诺基亚手机响了，一连串惊慌失措的语句从埃里克的来电中传来。
“我不会烹饪鸡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朋友们一小时内就要到了！请人过来这个主意真是太愚蠢了！我不应该这么做！都是你的蠢主意！”布鲁塞尔的灰色街道一闪而过。我安静地听着他的话，脑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画面：埃里克，一个相信如果不吃动物蛋白质就不能算正经吃饭的男人，买了鸡肉，准备做晚饭，然而他并不会做。而从八岁起就是素食主义者的我，显然也不会烹饪鸡肉。我很确定这不是我的主意，而是他自己想做的事，但我没这么说。
“ 不用担心，肯定会没事的。等我到了，我可以烹饪鸡肉。这 简单。你的冰箱里还有什么？你准备别的东西了吗？”我问。
“甜点。”他回答。这时，他平静了点。如果我感到愤怒，我不会让这种感受持续一纳秒。我应该给予他耐心、安慰和爱，而我也是这样表达的。
“太棒了！”我用轻快的语气说，“我超爱你做的甜点。好了，别担心其他的了。等我到了，我会做鸡肉，再做些配菜。我还带了香蒜酱，我们可以用它做点儿好吃的。”他的情绪变了，我几乎能听到他情绪的转变。他现在 平静下来了，不再恐慌，语速也变慢了，这说明他变得 放松、 快乐了。
“你还好吗？抱歉你经历了恐慌。”我继续说，给我的工作一个安全的收尾，“我很快就到。”他顺从地嘟囔，可能是在感谢。我说：“我等不及要见你了。”然后我按下按钮结束通话。
我把手机放到腿上，垂下肩，呼出一口气，卸下刚刚一直压抑的焦虑，同时为我的从容表现感到宽慰。我脑中甚至还没开始想该怎么烹饪晚餐。我 不知道要怎么做生鸡肉，想象那种肉乎乎的粉色食材就已经足以令我反胃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让我男友重新感到愉快、冷静、镇定。我一接电话就知道， 重要的是告诉他事态已经得到控制，哪怕事实上还没有真的得到控制，前面的具体烹饪活动则 是次要的。
我看向我母亲。她笑了。我记得她当时说：“你是出色的男人管理者。这件事你处理得很棒，让我印象很深刻。”“男人管理者。”她说完，我又重复了一遍。我从副驾座位上转身面向她。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个词，也没意识到这是我应该追求的东西， 不可能意识到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事。但我感到她在夸我，她的话里有某种转变、某种认同，甚至是某种新形式的尊重。
我们的话题转向了怎么烹饪鸡肉，以及用香蒜酱能做什么。
她教我烤鸡需要的时间和温度，甚至怎么切鸡肉。顺带一提，出于健康原因，我母亲也不吃肉，但她已学会怎样准备和烹饪肉类食品以取悦周围人的胃。
尽管听起来稀松平常，但我却难以忘记与母亲就香蒜酱、鸡肉和男人管理者而展开的交流。现在的我意识到，这其实是作为女性的我为男人的利益而进行的情绪劳动，并且我 因此获得肯定和褒奖。
当然，我那时不知道它叫什么。事实上，过了十年，我才在学术文本中读到“情绪劳动”和“情绪工作”这类词。还要过 久，“情绪劳动”才会进入大众视野，并被用来描述一种被忽视的工作形式，而我们理应在被它压垮前就认识到。但那天，我相信母亲说的那些话意义重大，因为事实上，这段简短的评价是我与母亲有过的 重要的母女谈话之一。这些话标志着我通过了一个从来没人告诉过我的秘密成人测试，我被接纳为女人了。
*****我可能是少数能明确意识到被上了这样一课的人之一，但世界各地的女性从小就被教育要管理、调整和控制自己的感受，以对他人的感受产生积极影响。女性被不断告知要微笑，并有义务让他人开心。女性不仅要对自己的情绪表达负责，还要对他人的感受负责。
这会发生在家庭中，女性会被期待要不知疲倦地投入精力、努力和时间，为家庭打造愉快的情绪氛围，例如，默默地营造或重塑个人情感、归属感或彼此的联结感，或悄悄承担起那些没人想做却对大家有益的杂务劳动。这会发生在关系中，女性被训练要管理易变的情绪和脾气，并一直要将他人的感受、经历和欲望置于自己之前。这会发生在工作中，女性被迫扮演本职工作以外的角色，比如为取悦他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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