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孩子，我全面停止了模特工作，我不认为在未来我还能继续这项事业。就算我接到了模特工作的邀约，遍布全身的瘀伤也只能让我选择放弃。我母亲的话起了作用，从那以后他没有再打过我。之前他在动手时从不回避孩子们，我仍然记得，那时两岁的托斯卡和四岁的金博尔躲在角落里哭泣，而五岁的埃隆为了阻止他，会打他的后腿弯。他的停手让我终于松了口气，这时候孩子们还小，他们也许还能够忘记这些可怕的过去，而我以后只需要忍受他的辱骂就行。虽然我的肉体不再受伤，但他对我的言语辱骂变得 严重了。好吧，至少我不用再承受身体上的伤痛了。之后莱蒂打电话过来询问我是否有空接模特工作，我终于没有了瘀伤的顾虑，于是回复可以。这件事让我的丈夫大发雷霆。他曾经跟着我去了一场走秀，全程他都站在一根柱子后面盯着我工作。当他到了后台，看到发型师正在为我做造型的时候，他差点儿对这个“竟然敢碰我头发的人”动手。对他来说，我的一切都应该被他牢牢地把控在手中。
他告诉我，如果我胆敢离婚，他就会用剃须刀割开我的脸，并且朝孩子们的膝盖开 ，这样我就只能带着三个残废的孩子生活，再也无法从事模特工作。这一切真是让人毛骨悚然，我没能早点提出离婚就是因为我真的害怕至极。
而且我不知道我能否离婚。当时南非的法律并不保护女性，男人虐待女人不能构成离婚的依据，也没有成功的先例。事实上，当时的人们，包括被洗脑的我在内，都有一种观念：男性对女性实施家暴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是男性。
在南非通过“不可挽回的婚姻破裂”的法律的那一年，我告诉自己：“终于可以离婚了。”突然间，逃离的曙光出现在我眼前。
我必须先决定逃去哪里。我本可以和我母亲待在一起，但我丈夫会去找她麻烦，我不能让她身处险境。之前我们卖掉了我父母家旁边的 度假屋，然后在德班附近一个偏僻的地方另外买了一栋房子。我决定带着孩子们去那里生活。
很幸运，我还有一个容身之处。处理离婚事宜期间，我丈夫的律师建议他把这套德班的房子划归我的名下。
他对律师说：“不，我不会让她名下有任何东西。” 律师指出他的名下还有一套大房子、一艘游艇、一架飞机和六辆车。如果离婚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并开始走诉讼程序，他可能会失去一切。
而我却回复说：“我不在乎，我什么都不要。” 他问我：“你确定把所有财产都给我吗？” 我说：“是的，你都拿走。” 他对律师说：“好吧，那把德班的房子给她。” 当这栋房子过户到我名下时，我的内心终于感受到了一丝丝放松。尽管这套房子只付过首付，我每月还需要还三百美元的 月供。
但不管怎样，我现在已不再是弱势群体。法律条款已经改变， 而我和我的孩子们也有了新的去处，这些都可以确保我可以成功离婚。
我对支付抵押贷款也很有信心，因为我还有一点儿积蓄。我的丈夫在娶我的时候是一个穷光蛋，他通过进入电气工程行业完成了财富积累。尽管我这点儿钱跟他的比起来不值一提，但我认为，只要这笔钱足以支撑我在前几个月养活孩子们和支付贷款就够了。
在婚姻存续期间，我的丈夫始终让我胆战心惊。现在走到了法院。
法官微笑着，对我的态度 轻佻。
他说：“你丈夫真的愿意和你离婚吗？” 我回答道：“他已经签署了文件。” 我不能撒谎说他真的想离婚，他也的确不想，但他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除了孩子们我什么都没有要，但法官判决他必须给我他的收入的百分之五，并且支付孩子们的教育、医疗和牙科费用，不过后来他一毛钱都没有给过。同时，法官裁定，为了孩子，他必须给我一辆四门汽车。尽管他将我的卡车据为已有，而且自己还有五辆豪华轿车，但他竟然找来了一辆市面上 的丰田花冠， 车里没有空调，而且只有升降车窗。 他说可以给我一辆捷豹或奔驰，条件是每个月都要让他检查一次车况。
我知道这是另一种他试图控制我的方式，所以我选择了丰田。这辆车对我来说已经够好了，我可以不再被他打扰，也能开着这辆车去我想去的地方。
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的确很幸福。
接着，我马上就投入事业中。营养学在南非很受重视，德班的医生们高兴地把病人送到我这里，同时我也开始了模特的工作。
我和孩子们带着很少的现金就到了多伦多。靠着勤奋的工作， 我们曾经在约翰内斯堡生活得很舒适。但因为资金被冻结的关系， 在加拿大的我们只能一切从头开始。
那时我们四个人都在念书。以交学费的名义，每个月我在南非的会计能够给我们汇出一小笔款，这笔钱可以被用来支付我们的食品开支。每周我会花十个小时去做研究员的工作，这笔薪酬被用来支付房租。此外，我一到加拿大就开始做模特，我们的其他花销都是用这份收入来应付的。
同时我也立即开始了在加拿大的大学工作，忙得晕头转向的我根本没时间去帮托斯卡找学校。
托斯卡只能靠自己，她收集了一大堆学校的介绍册，这样她就可以从中选择在家附近的一所学校。在解决了学校问题之后， 托斯卡回到家里，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在家根本无事可做。因此她去了旁边的一家汉堡包连锁店找工作。
他们问托斯卡：“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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