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三部曲 奇石 江城 寻路中国 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译文纪实 中国纪实 纪实报告文学书籍 上海译文出版社

《江城》2011年度畅销书《寻路》姐妹篇，纪实三部曲序曲。《江城》在美国畅销超过十年，是美国人了解的图书。带你重新认识。《江城》获Kiriyama环太平洋图书奖。《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纽约客》、《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国家地理》、《华盛顿邮报》多家外媒联合推荐。

《江城》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2001年，也就是《江城》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这并不是一本关于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
他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海斯勒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
海斯勒散见于各大杂志的旅游文学作品，数度获得美国旅游写作奖。他的纪实三部曲中，《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时代周刊》年度亚洲图书等殊荣。海斯勒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的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作者说明

第一章 顺江而下
城市
第二章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插旗山
第三章 跑步
白鹤梁
第四章 大坝
乌江
第五章 鸦片战争
白山坪
第六章 暴风雨

第二部
第七章 暑假
神甫
第八章 中国生活
老板
第九章 钱
老师
第十章 农历新年
土地
第十一章 又一春
长江
第十二章 溯江而上

致谢
回到涪陵
译后记

第一章顺江而下我是从重庆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的。那是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长江上空星斗闪烁，漆黑的水面却映不出微弱的点点星光。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以码头为起点，蜿蜒行进在窄小的街道上。星光下，这座城市不断向后掠去，显得陌生而又迷离。
我们有两个人，被派到这里教书，都十分年轻：我二十七岁，亚当？梅耶二十二岁。我们对涪陵几乎闻所未闻。我只知道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将因新修建的三峡大坝而淹没，还知道涪陵多年来都不对外国人开放。除此，我知之甚微。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这里居住过。后来，我在城里遇到一些长者，他们记得在20世纪40年代，亦即1949年解放前，这里有美国人生活过，但这样的记忆又总是模糊不清。我们抵达时，这里还住着另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教了一个学期。但我们只见过他一次，等我们安顿下来没多久，他就离开了涪陵。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这座小城中仅有的两个外国人。涪陵约有二十万人口，根据中国的标准，这是一座小城市。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我们到校一周后的某天，学校所有的人都在大门口参加了集会。那个暑假，一个由学生和老师组成的小分队从涪陵步行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即将返回学校。
当时正值纪念长征六十周年。所谓长征，是指在其国内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几乎要被国民党消灭的关键时刻，所进行的长达六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越过中国西部的群山和戈壁，行军至一个安全地点。之后，他们从延安开始，稳步地积蓄力量，直到最后让革命席卷整个中国大陆，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整个学期，学校开展了很多特别的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要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要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12月份还组织了一次长征歌咏比赛。为了参加长征歌咏比赛，所有的系都花了数周时间排练歌曲，然后在大礼堂演出。因为长征题材的曲目有限，所以许多参赛歌曲都是一样的，这就使得评委打分有点为难。同样让我搞不懂的是，由于演出服装数量不足，也只能像曲目一样由大家共享。历史系表演的时候，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打着红领带，光彩照人。然后他们走下台，迅速地把衬衫和领带换下交给政治系的学生。政治系的学生穿戴完毕，冲上舞台，把别人刚刚唱过的歌曲再唱一遍。到晚会结束时，衬衫已变得汗渍斑斑，每一位观众都听熟了所有的曲目。音乐系获胜了，像以往一样，英语系排名倒数。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中，英语系从未获胜过。没有以长征为题材的英语歌曲。
暑期的延安徒步行并不是比赛，但涪陵小分队的返回却是整个长征纪念活动中最重大的一件事。队员们在炎炎烈日下行走了一千多英里，到最后只有十六个人坚持了下来。其中有十三个学生，两名教师：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和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位职位不高的管理人员，步行到中途就哭了鼻子，但最后还是因为有恒心和毅力在当地博得了好评。所有的队员均为男性。有些女生也想一同参加徒步活动，但学校认为，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集会的前一周，学校的李校长去西安见了参加徒步活动的学生，因为在那艰难跋涉的最后阶段，他们遇到了麻烦。
“学生们出了点问题，”当我问及怎么回事时，英语系的系主任傅木友说，“我估计，可能是他们随身带的钱用光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有涪陵一家生产宏声牌香烟的卷烟厂资助，他们还是用光了所有的现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行一千英里，来到延安，却以破产告终，这种特别的纪念方式让我惊讶万分。
不过李校长早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汇集到校门口的广场上。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师范专科学校，成立于1977年，学生只有两千人左右。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教育体系破坏很大，这所学校是在那以后成立的院校之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种师专学校差不多位属末流。花三年修完课程，学历低于大学本科，几乎所有学生都来自四川的农民家庭。毕业之后，他们要回到家乡，在偏远的中学里当老师。
对许多学生——尤其是新生——而言，这所学校叫人兴奋不已。校园与涪陵主城区隔乌江相望，很少有学生曾在如此大的城市附近居住过。每到周末，学校就有电影、竞赛、舞会。时常也有像欢迎长征徒步队员的那种政治集会，学生们总是在广场附近地区集合，闹哄哄地翘首以待。
八位女生穿着白色短衫和黑色裙子，斜挂着印有校名的红色绶带，在大门口以立正势站着。她们被称作迎宾小姐，是从学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几位迎宾小姐全都个子高挑，长得十分漂亮，但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在正式场合，她们代表着学校，站姿标准，步态优雅大方，为大人物们端茶倒水。
关于涪陵，我还听说过一件事：这里的女子因貌美而声名远扬。至少在成都的汉语课上，他们是这样给我讲的。其中一位老师是东北人，她是一位纤弱的女性，颧骨很高，说起话来轻言细语。哪怕是在炎炎夏日，她也会用双手捧着一只茶杯，仿佛藉以取暖。我们叫她尚老师，尽管从未去过涪陵，但她十分肯定地说那里的女子长得很美。
“因为那儿的山和水，”她说，“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出美女。”
在成都我碰到过一位涪陵人，她也给我讲了同样的事情。“但那儿的人有时候脾气不好，”她提醒我说，“因为那儿天气太热，而且山很多。”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这表明中国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当我看到那些呈梯状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把它变成了缀满令人炫目的石阶的水稻梯田；而中国人看到的是人，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刚到学校的那几天，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我所有学生的成长都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我很想知道，四川这种地势崎岖不平的自然环境怎样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不知道未来的两年里，这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到达的是涪陵市的市长。他乘坐一辆黑色奥迪来到学校大门口，一踏出车门就对热烈鼓掌的学生频频挥手致意。当地的电视台也来人了，正对着这位在9月的炎热中嘘嘘喘气的身材矮胖的人录制新闻。他快步穿过广场，来招呼亚当和我，同我们握手，欢迎我们来到这座城市。
我们在涪陵参加的大大小小活动中，第一件事总是这样——欢迎新来的美国人。在长征集会那天，我们原本要去郊游散步，因此极随意地穿着短裤和T恤，只是出于好奇才停下了脚步。穿戴不得体地出现在那种场合，真是十分愚蠢的错误，我们早该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想成为被注目的焦点而只是旁观，很难。
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到达时，学校的大喇叭里响起了爱国歌曲。他们穿着白色的T恤衫和迷彩服，显得疲惫不堪，脸上胡子拉碴，肩上挂着用旧的军用帆布包。领头的队员手举一面褪色的红旗，走在迎宾小姐身后，红旗上印有校名和宏声卷烟字样。迎宾小姐分成了两列，每列四人，齐步行进，头不摇晃，目视前方，手臂大幅摆动。其他队员带着自豪和骄傲的笑容向人群挥手，成单列跟随行进。大家鼓着掌，跟在他们身后进入了大礼堂。那儿挂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热烈欢迎涪陵师专该校2001年更名为涪陵师范学院，2006年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译者宏声卷烟万里长征徒步考察队胜利归来！亚当和我弯腰低头坐进了礼堂后面的位置，以期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坐在我们周围的学生低头耳语，并转过头来盯着我们看。这种注意一下子就扩散开去，不一会儿，礼堂里的每一个人都伸长了脖子看我们两个——我们则在座位上压低身体，把休闲帽使劲拉下来遮住脸部——很快，窦副校长走上前来，领我们坐上主席台。他实在是无可奈何，不然观众的注意力就要全部分散到我们这边了。这也是我们经常被要求去参加当地一些活动的原因之一：这种方法能够确保引起人们的注意，简便易行。
我们被安排和市长、党委书记以及其他干部坐在一起。我们坐下的时候，人群中发出高声的欢呼，长征徒步行队员们也鼓起掌来。迎宾小姐给我们端上了茶水。我低着头，努力想把两条光腿藏到桌子底下。干部们作了讲话，表扬了长征徒步考察队的队员们，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正在纪念的那段历史。所有的讲话都十分震撼有力，就像在那些描写政治强人的老电影里看到的情景一样，而窦副校长的讲话更是无人匹敌。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小个子，体重五十多公斤，身体瘦削，臂膀单薄。但他用起麦克风来却得心应手——起初的声音极为柔和平缓，就像一个老师在对一群孩子说话；继而提高音量，慢慢加快了手势，纤细的双手对着人群挥舞，似在责备他们；最后则是声若洪钟，双臂凸鼓，两眼放光，喇叭轰响，讲的人和听的人此刻平等了，结成了同志、爱国志士、人民的公仆。人们起立喝彩，雷鸣般的掌声响成一片。
我听他提到了亚当和我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并宣布我们受“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的派遣来到涪陵。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一起为人民服务，建设祖国——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自豪地站起身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由干部们戴上一朵缀着红丝带的塑料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这样的塑料花，又有人向我指着一位正在台前等待的长征队员。他微笑着弯下腰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向他表示歉意，并很快地为他戴上了塑料花，以期减少我穿着短裤的曝光时间。人们又一次欢呼雀跃起来，我向他们挥手致意，人群中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坐了下来，感到脸在发烫。
仪式结束后，人们一起合影纪念这次集会。从照片上看，长征徒步行的队员和干部们显得极为自豪，分三行站立，排列整齐，褪色的红旗飘展着，颇有久经沙场的革命队伍的风范。队员们穿着干净的白T恤，胸前佩着塑料花，飘着红丝带。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最重要的几位干部在前排与我和亚当站在一起，窦副校长和韦书记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笑容，我们也笑得极为勉强。亚当穿着凉鞋，我则穿了一件灰色的旧T恤，我们赤裸的大腿与一排整洁的裤子相比极不相称。其他干部脸上也没有笑容。照片中没有女性。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把那张照片拿给朋友们看，想给他们讲讲这件事情。但从哪儿讲起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文革”后的大学要纪念长征，难度不亚于给他们讲解山坡如何被改造成梯田。最后，我只好这么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集会，我们能参加是个意外，因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共产党的集会大多不欢迎和平队员。我只能讲到这里——那就是我这张照片的故事。
当然，整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是和平队的志愿者，但又不全是；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也不全是。一切都不全是看上去的那样，就像我在涪陵开头的那些日子，什么都不确定，仿佛总有半步之遥。
……

我们爱上一座城，是因为爱上了那里的一个人

我们怀念一座城，是因为怀念着这里的一群人

一条胡同的因缘，一座城市的生死，一种历史的记忆！

《华尔街日报》年度*佳亚洲图书！

彼得·海斯勒、冯骥才、伊安·约翰逊联合推荐！

北京，充满活力的中国之都，变化是不变的主题。 对中国人而言，北京是一切的中心：政府、传媒、教育、艺术和交通，甚至包括了语言和时间。自北京建城以来，她就是吸引外来人口、商人、学者和探险者的魅力之地，其中也包括了13世纪的马可·波罗：“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 这副“棋盘”的遗址仍留在北京城内，六十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和曼哈顿区差不多大，那些叫做胡同的狭窄巷子也依然存在。胡同之于北京，就如河道之于威尼斯。几个世纪以来，胡同一直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特点，即使现在的巷子还不到以前的八分之一。 北京并不是西方人眼中的城市。1962年，一名外国记者将这里定义为“史上大的乡村”。尽管这里有世界上第二繁忙的机场，近一百家星巴克和一条覆盖到城市核心之外的新的地铁系统，但在某些北京人的眼中，它仍是一个乡村。 过去十年，就像是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国家的首都那样，北京这个大乡村走向了国际。穿过天安门广场，一百多公里外的长城标志着这个城市宽广的界限。或许它的改变可以用这个小插曲来说明： 几年前我看到一个充满乐观意味的横幅，挂在一栋老楼的拆迁现场，上写：再现古都。 一天晚上，不知道谁悄悄地将第二个字的左半部分去掉，所以口号变成了：再见古都。 对于路人而言，这两个口号都可以是正确的，北京又处在八百年一次的再建与重生的循环之中。被改掉的横幅在几小时内就被扯了下来，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北京人不需要读它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变化——他们每天都身处其中。

迈克尔·麦尔 Michael Meyer，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来到中国，在四川省一座小城市培训英语教师。1997年他搬到北京居住了十年，并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他的文章多次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诸多媒体上发表。迈克尔·麦尔曾获得多个写作奖项，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奖 （New York Public Library），怀亭奖（Whiting）和洛克菲勒·白拉及尔奖（Rockefeller Bellagio）。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纪实文学写作。《再会，老北京》是他的首本书。

第一章 走过大前门

第二章 叫我梅老师

第三章 Mocky与我

第四章 “告别危房”

第五章 寒冬降临

第六章 拆之简史一： 燕都旧迹

第七章 《北京晚报》

第八章 幸福城中好时光

第九章 把感觉留住

第十章 春天

第十一章 拆之简史二： 皇城兴衰

第十二章 “去贫化”的贫民窟

第十三章 抢救老街

第十四章 夏日大回收

第十五章 过去时与将来时

第十六章 拆之简史三： 民国首都的现代化之路

第十七章 朱老师： 树的记忆

第十八章 “他有病了你不给他治，是你的责任”

第十九章 老寡妇的故事

第二十章 拆之简史四：“毛泽东时代”北京的工业浪潮

第二十一章 回音壁

后记 新北京，新奥运

致谢

译名对照表

参考书目

译后记 一封写给老北京的忧伤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