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离开我的摇篮，世界已经面目全非。” 大约在两百多年前，当夏多布里昂回到湿漉漉的布列塔尼故乡时，曾经这样感慨。因为在那里，作家再也寻找不到“儿时的圣马洛了”，小时候曾在船舶的缆索间玩耍，现在港内看不到船；而自己出生时的公馆也已经变成了旅店。故乡，游子梦里的天堂，和作家远去的岁月一起，一去不返。
作为一个异乡人，我曾经在一个雨水涟涟的季节穿行大西洋边的圣马洛。那几天圣马洛正在举行一场帆船比赛，满街都是敲锣打鼓的人。到了晚上， 是热闹非凡。
孤身一人，远在异国，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认真读过夏多布里昂的许多作品，但对他笔下“望不见故乡，望不见童年”的伤感却一点也不陌生。无论是在那次旅行之前，还是之后，我都体会到了那种因失去故土家园而 的刻骨铭心的疼痛。
和夏多布里昂不同的是，在我的疼痛里不仅有失去故土的惆怅， 有失去故土的羞耻。一切是那么猝不及防地发生了，而且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年代里，这里没有硝烟蔽日的战争，没有饿断人肠的饥荒， 没有手握刺刀一进村子就牵猪抢鸡的日本兵。
故乡的方尖碑 我在江南乡下生长了17年，和我的农民父亲一样，曾经向往城市没有泥水的生活。然而当我终于提着笔杆子进城，发现这里不过住着一群有房屋没家园的可怜虫。只有乡村，才是游子栖息灵魂与双足的地方。疲惫的时候，我不必像城里人一样去桑拿房或歌舞厅，我只要买张还乡的车票便可以了。
回到村子里，就像回到电影《海上钢琴师》里的那艘轮船之上。望着童年的老房子，无论在外面的世界有多少挫折困苦，即使失去一切，都有信心从头再来。又因为，我原本一无所有，或者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不幸的是，2000年以后，当老家的房屋被移民建镇的风潮 淹没时，我栖居乡村的信心与骄傲已荡然无存。曾经生养我的村庄如今变成一片废墟，我从此成了一个在心灵上既没有城市又失去了村庄的流浪汉。(《寻访罗曼·罗兰》) 在法国克莱蒙西寻访罗曼·罗兰时，我同样暗自感叹。
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此后几年间在老家发生的一件事比拆房子还要严重，那就是村子里的一些古树被远道而来的树贩子连根盘走。坦率说，尽管我也时常遭遇人生的挫折，但很少失去内心的安宁。然而，当我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老家的古树早在几年前便被人强买一空，其时内心不可不谓翻江倒海，无以诉说。
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柠檬树》(Lemon Tree)的以色列电影：巴勒斯坦女果园主萨玛，为了保卫自己的果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新邻居、以色列 长告上法庭，因为以色列当局出于安全考虑要砍她的果树。尽管以色列当局表示将给予萨玛足额的补偿，但在她看来，这些柠檬树不仅有自己的记忆和生命，同时也是她与父亲甜蜜生活的见证者与给予者，而这一切是任何钱财都无法补偿的。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些难以割舍的人与事。对于我来说， 能牵动我的故乡之物，便是村边晒场上的那棵老树。它有几十米高，不仅在我孩提时代给了我昂扬挺拔的斗志，同样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几百年历史；而当我有朝一日离开故土、远足他乡，它又是那样温情满满，成为游子望乡之时的归所。就像《乱世佳人》里陶乐庄园里的大树，总会让离乱中的孩子挂念，梦萦魂牵。
没有树，土地会失去灵魂。在我眼里，晒场边上这棵高大挺拔的古树之于这个村庄的价值，无异于方尖碑之于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即使是出于审美或者某种心理层面的需要，它也应该永远留存。记忆中，这棵大树同时支撑起了这个村庄的公共空间。尤其是在耕作季节，劳累的人们多会在这里休息、闲聊，而那些伸出地面的巨大树根也为大家提供了天然的长条板凳。据村里的老人们说，早在几代以前，曾经有人想卖掉这棵树，一位有公益心的老人便自己掏了钱将这棵树买了下来，目的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忙完农活时有个好地方乘凉。
就是这样一棵古树，被树贩子里应外合，名义上以“2000元”( 初是1000元)的价格在光天化日之下连根刨出，然后运走。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在这棵大树旁，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着“双抢”。而现在，虽然表面上我在城市里过得意气风发，掸去了泥土，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心底的家园。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近几年，越来越多离开乡村的游子写下了“故乡沦陷”的文字。他们站在中国与世界的不同地方发问——为什么我们曾经“热爱的故乡”，变成了一个自己不愿回去或回不去的地方？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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