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卡明斯基 丹尼尔凯尔曼 再见列宁改编为电影 赵兴辰译 著作 诙谐讽刺 现代/当代文学文学 外国文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与卡明斯基》是德国畅销作家丹尼尔· 凯尔曼的第二部小说，从此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界的声誉。2016年，小说由《再见列宁》主创再度携手改编为电影，延续了诙谐讽刺的影像风格，在德国及欧洲上映后广受好评，《我与卡明斯基》也再度登上德国畅销书榜单。

　　塞巴斯蒂安·策尔纳是一位极度渴望成名的艺术评论记者。为了寻找职业生涯的突破，他决定前往瑞士，争取成为知名画家卡明斯基生前最后一部传记的作者。塞巴斯蒂安想尽办法获得了与卡明斯基独处的机会，并在他的授意下，带他踏上寻找初恋情人的旅途。在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外后，塞巴斯蒂安才获知，原来卡明斯基早就接受了另一位记者的采访，自己则是从头至尾都被耍得团团转。

　　丹尼尔· 凯尔曼，德国作家，评论家。1975年出生于慕尼黑,后考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与德国文学。1997年出版首本小说《贝尔宏姆的想象》。2003年，小说《我与卡明斯基》为他赢得世界声誉。2005年，刚满30岁的他出版《丈量世界》。该书被译为40多种语言，销量突破200万册，被誉为“”二战后德语文学伟大的成就之一。2006年，丹尼尔· 凯尔曼凭借本书获克莱斯特文学奖。2008年获托马斯·曼文学奖。

　　1

　　我醒了，检票员正在敲包厢的门。才刚过六点，半小时后我们就要到目的地了。我听见什么了吗？是啊，我喃喃自语，是听见了。我费劲地坐了起来。原本我横躺在三张椅子上，这节包厢里只有我自己。我的后背酸痛得厉害，脖子也感到僵硬。先前的梦里一直是火车隆隆的行驶声，掺杂了一些走廊上的动静和不知哪处的站台广播。我一再从不愉快的梦中惊醒。有一回有人边咳嗽边从外面撞开了包厢门，我不得不赶紧起身去把门关上。我揉了揉眼睛，向窗外望去：下雨了。我穿好鞋，从箱子里拿出老旧的剃须刀，打着哈欠往外走去。

　　一张没有血色的脸从厕所的镜子里凝视着我，头发凌乱不堪，面颊上还印着坐垫的花纹。我给剃须刀插上电，没反应。我打开门，看见检票员还在车厢的另一端，大声喊道，我需要帮助。

　　他走过来，带着若有若无的微笑瞟了我一眼。剃须刀，我说，毫无反应，显然是插座没电。当然有电，他回答。没有，我说。当然有，他说。没有！他耸耸肩，表示也许是线路出了故障，他无能为力。但这是最起码的啊，我说，解决这种问题简直是对一个检票员最低的期望了！不是检票员，他说，是列车乘务员。我表示对我而言都无所谓。他问我这话什么意思。无所谓，我说，这种多余的工作随便怎么叫都无所谓。他不许我这样侮蔑他，警告我小心一点，不然他会甩我耳光。他真的敢动手试试，我说，反正我一定要去投诉的，他得把名字告诉我。他说他可不这么想，还说我很臭，而且快秃了。然后他转过身，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关上厕所的门，望着镜子发愁。镜子里的人显然不是秃头。真是怪了，那个白痴是怎么看出来的。我洗了把脸，走回包厢，穿好夹克。外面的铁轨越来越密，电线杆和线缆彼此交错，火车在减速，已经能看到站台了：广告板，电话亭，拖着行李的人们。火车刹车，然后停住。

　　我沿着走廊往车门的方向挪动。一个男人挤过来，故意碰到了我，我使劲把他撞到边上。检票员站在站台上，我把行李箱往下递。他接过箱子，瞧了瞧我，咧开嘴笑笑，然后任凭箱子“嘭”的一声跌落在沥青地上。“不好意思咯！”他嬉皮笑脸地说。我下了车，拿起箱子径直走了。

　　我向一个穿制服的人询问怎么转车。他打量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拿出皱巴巴的小簿子，不慌不忙地伸出食指在舌头上沾了一下，开始翻找起来。

　　“您没有电脑吗？”

　　他疑惑地盯着我。

　　“这无所谓，”我说，“您接着找。”

　　他翻啊翻啊，叹了口气，继续翻着。“城际特快，六点三十五分的，八号站台。然后换乘……”

　　我快步向前走去，没时间听他絮絮叨叨。我感到步履沉重，毕竟我根本不习惯这么早起来。八号站台停靠着我要坐的那列火车。我上了车，走进车厢，挤开一个胖女人，在最后一个靠窗的位置放好行李，这才一下子坐了下来。几分钟后，火车开动。

　　一个打着领带的瘦削的男人坐在我对面。我向他点点头，他也礼貌回应，随即眼神就往别处溜去。我打开行李，拿出笔记本，放在我们中间狭小的桌面上。我差点把他的书推下去，幸亏他及时接住。我得抓紧时间了，这篇稿子三天前就该写好的。

　　汉斯·巴林，我写道，通过他数次……这样写不好！屡屡企图通过对重要人物，不对，社会名流，更不对了。我再想想……历史性人物，嗯对，经过粗劣调查的认识，让我们感到乏味透顶，就这样，现在他又要故技重施了。他新出版的这本艺术家，不，画家乔治·布拉克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法国画家，立体派代表人物。的传记，即便被称为失败之作都已经算是一种赞美了，而且是过誉，此书……我把铅笔抵在唇间。下面该写到重点了。我想象着巴林的那副嘴脸，一边看着自己的稿子，没有丝毫灵感。真是没什么意思。写这篇文章比我设想得还要无趣。

　　或许是我太疲惫了。我揉着下巴，胡茬扎得人不舒服，必须要刮胡子了。我放下铅笔，把头靠在车窗上。外面下起了雨。雨逆着火车行驶的方向飘打在玻璃上。我眨了眨眼睛，雨越来越大，溅开的雨滴中幻化出面孔、眼睛和嘴巴，我闭上眼，听着哗啦哗啦的雨声，不知不觉间打起了瞌睡：有一瞬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只觉得是在一处宽阔而空荡的域间游移。我睁开眼睛，雨水像一层膜似的贴着窗面流动，滂沱大雨中树木被压得垂头丧气。我合上笔记本，放回行李箱里，忽然发现对面的人在看的正是汉斯·巴林所著的《毕加索最后的岁月》。这让我很不爽，仿佛遭人奚落了一番。

　　“天气太差了！”我说。

　　他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

　　“这书不怎么样，对吧？”我指了指巴林那本烂书。

　　“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

　　“因为您不是专家。”

　　“是这样啊。”他边说边翻页。

　　我枕在靠垫上，昨晚的夜车让我背痛到现在。我拿出烟。雨势渐歇，轻雾中第一次浮现出了山峰。我用嘴唇从烟盒中叼了一根烟，弹开打火机，卡明斯基的那幅《火与镜：静物》突然闪进脑海，丰富的明亮色调交织成一种混合体，从中升腾起一簇跳跃的火焰，仿佛要从画布上喷薄而出。是哪一年的作品呢？不知道。我赶紧准备一下。

　　“这是禁烟车厢。”

　　“什么？”

　　对面的人都没抬眼看我一下，指了指车窗上的警告标志。

　　“就吸几口！”

　　“这是禁烟车厢。”他重复了一遍。

　　我随手把烟扔在地上，用力踩灭，气得咬牙切齿。那好，既然他这样，我也不会再跟他说话了。我拿出康梅纽的《注解卡明斯基》，一本印刷粗劣的口袋书，附着一大堆令人生厌的注释。雨已经停了，云缝中透出几丝蓝天。我依然十分疲惫。但不能睡着，我一会儿要下车了。

　　没过多久，我嘴上叼着烟，手里拿着还在冒热气的咖啡，冷得瑟瑟发抖，穿过火车站大厅。到了厕所，我给剃须刀插上电，没反应。竟然这里也没电。一家书店门前的旋转刊架上摆满了口袋书：巴林的《伦勃朗》，巴林的《毕加索》，当然，橱窗里还有硬面精装本的《乔治·布拉克或立方体的发现》。我走进一家药店买了两把一次性刮胡刀和一罐泡沫剃须膏。区间列车几乎无人搭乘，我把自己惬意地嵌进了绵软的座位里，随即闭起眼睛。

　　醒来时，我发现对面坐了一个年轻女子，红发，丰盈的双唇，一双纤细修长的手。我打量着她，她却好像一副没注意到的样子。我等待着，在她与我眼神交汇的瞬间，我立刻对她微笑。她转头望向窗外，猛然间却开始心神不宁地把头发往后拨拉，丝毫掩饰不了自己的紧张。我继续边看着她边微笑。几分钟以后她站起来，抓起皮包，离开了车厢。

　　蠢女人，我心想。也许她现在在餐车的某个角落等着我，我可不管，我根本不想站起来。空气很闷，薄雾缭绕中山峦忽远忽近，岩壁上轻悬着稀薄的浮云，村落在眼前飞逝，教堂、墓地、工厂，摩托车沿着乡间小路徐徐而过，然后又是草地、森林、草地，一群身着工装的人往路面上铺冒烟的沥青。火车停住，我下了车。

　　只有一个站台，弧形的屋檐，一间挂着百叶窗的小房子，以及一个留着髭须的铁道员。我问他我的车次，他说了些什么话，但我听不懂方言。我又问了一次，他尽量重复解释了一遍，我们无可奈何地看着彼此。随后他引我走到火车时刻表的黑板前。显然，我刚错过一班车，下一班则是一个小时以后了。

　　我是车站餐厅里唯一一位顾客。要去上面那边？还有好长一段路呢，老板娘说。她问我是不是要去那儿度假。

　　恰恰相反，我回答，我要去那儿拜访曼努埃尔·卡明斯基。

　　现在不是季节，她说，不过我会遇上几天好天气的。这点她能向我保证。

　　我要去拜访曼努埃尔·卡明斯基，我又重复了一遍。曼努埃尔·卡明斯基！

　　她并不认识，她说，肯定不是本地人吧。

　　我告诉她，卡明斯基已经在这里住了二十五年了。

　　那就对了，不是本地人嘛，她说，她早就知道。厨房的门突然打开，一个肥胖的男人端出一碗浮着油光的汤，放在我面前。我有些担心地看着这碗汤，嘬了一小口，然后我对老板娘说，这里风光真好。她骄傲地咧开嘴笑了。在乡下，置身在大自然中，甚至是这里，在这个火车站里，远离一切，跟普普通通的人打交道。

　　她问我，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必跟知识分子混在一起，我解释道，那些顶着大学文凭整天装腔作势说大话的人。在这里只会碰到依然亲近着动物、大地和山川的人。他们早睡早起，过好日子就行，不必费脑筋思考。

　　她皱起眉头瞥了我一眼就走开了。我把饭钱算好放在桌上，走进干干净净的厕所，开始刮胡子。这件事我向来是不太在行的，泡沫里逐渐混入了血迹，我用清水冲掉泡沫，几道深色的刮痕出现在我这张突然泛红的光洁的脸上。秃头？不可理喻，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用力甩甩头，镜子里的另一个我也做着同样的动作。

　　这辆列车很短，小小的火车头后面只有两节车厢，木头椅子，没有行李架。车上有两个身着宽大工作服的男人和一位老妪。他们一直盯着我，说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两个工装男人哈哈大笑起来，火车离开了车站。

　　山路很陡。地心引力将我牢牢抵在椅背上。火车大转弯时，我的箱子倒了，两名男子中的一个笑出声来，我愤怒地瞪了他一眼。而后还是一个转弯，紧接着又来一个，我感到头晕。身旁突然有条峡谷豁然开朗，摇曳着奇异蓟类植物的草坡蜿蜒倾泻而下，底部是爪状的针叶林。火车穿过隧道，峡谷转换到了我们右侧，再过一条隧道，又回到了左边。空气里满是牛粪味。闷闷的压迫感塞住了我的耳朵，我咽了一下口水，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但过了几分钟又好像塞住了一样，而且一直持续着。再后来就看不到树林了，只有环绕的高山牧场，以及对面斜坡外山峦叠起的轮廓。再一个大转弯之后，火车停了，我的行李箱最后一次倒下。

　　我跳下车，点燃一根烟。眩晕感渐渐消失。火车站后面是一条村路，几步之遥有幢两层楼的建筑，斑驳的木头大门和转开的百叶窗：美景旅馆，早餐，美食。一颗麋鹿的头颅从窗户里幽幽地望着我。没办法，我已经订好房了，其他地方都太贵。

　　接待柜台后面站着一位高个子女人，头发高高挽起。她特意把话说得很慢，很使劲，即使这样我还是得凝神细听上一会儿才能懂。有只毛乱蓬蓬的狗在地上嗅来嗅去。“请把行李箱放到我房间，”我说，“我还额外需要一个枕头、一床被子。纸张！很多纸张！另外，从这儿去卡明斯基先生家怎么走？”

　　她把肥厚的双手往柜台上一搭，盯着我看。炸毛狗好像有了什么新发现，发出吵闹的啃咬声。

　　“他在等我，”我说，“我不是来观光的游客，我是他的传记作者。”

　　她做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狗鼻子凑到了我的鞋上。我努力克制住自己想要踹它一脚的冲动。

　　“那个房子后面，”她说，“沿那条路往上走。半小时吧，看到带尖塔的房子就是了。雨果！”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她是在叫狗的名字。“常有人来打听他吧？”

　　“谁？”

　　“我也不知道。游客啊，仰慕者啊，诸如此类。”

　　她耸耸肩。

　　“您到底知不知道他是谁啊？”

　　她没反应了。雨果哼哼着，有什么东西从它嘴里掉了出来，我尽量让自己不要去看。一辆拖拉机轰鸣着开过窗前。我向她道谢之后走了出去。

　　路从主广场的前半部分向上蜿蜒，从几幢房子边上绕了两圈，又从一片土黄色的碎石地中穿过。我深吸一口气，向前走去。

　　情况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没走几步路衬衫就粘在了我的身上。草地灼热到要冒烟，烈日高悬，搞得我满头大汗。我气喘吁吁地停下步伐，才刚刚过了两道弯而已。

　　我脱下夹克，披在肩上。夹克滑落，于是我用袖子把它绑在屁股上。抹掉就快滴进眼睛的汗珠，我继续走过两个转弯，感觉真得歇一歇了。

　　我就地坐下。有只蚊子嗡嗡作响，声音很响，持续围绕在耳边。几秒后脸颊上开始发痒，草地上的潮气浸湿了裤子，我站了起来。

　　爬山最重要的是必须找到步调和呼吸间的准确节奏。但我就是找不到，我得不断停下来休息，很快就全身都湿透了，呼吸急促，发丝黏糊糊地贴在脸上。轰鸣声突然响起，我惊慌地蹿到路边，一台拖拉机从我身旁开过。驾驶座上的男子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头随着发动机的震颤而晃动。

　　方便搭个车吗？”我大声喊。他压根没理我。我试着追在后面，差一点就要跳上车了，但还是摔了下来。追不上了。只能眼看着他越开越远，身影越来越小，消失在下一个转弯的路口。空气里的柴油味却久久没有散去。

　　半小时后我站在高处，呼吸艰难，神情恍惚，紧挨着一根树干。回头望去，只见斜坡迅速沉向深处，而天空正在急速向上蹿升，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紧紧依靠着树干，直等到眩晕感终于慢慢过去。脚边杂草稀稀落落，地上有些石子。面前的小路蜿蜒而下。我战战兢兢地沿着小路走，十分钟后走到了一处徐徐向南延伸的岩石盆地，上面伫立着三幢房子，有一片停车场，以及一条通向谷底的柏油马路。

　　真的，一条宽阔的、柏油铺就的大路！而我竟然选了那条崎岖难行的小道，多绕了一大圈。我本来明明可以搭计程车上来的。我记恨起老板娘，她以后会为此感到抱歉的！停车场上，我一辆辆数过来，一共九辆车。第一个门牌上写着“克鲁尔”，第二个门牌是“君策博士”，第三个，“卡明斯基”。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必须让自己相信，他真的住在这里。

　　这幢房子很大，但不好看。两层楼，有个耸起的装饰性尖塔，对青年风格建筑青年风格建筑是新艺术运动在德国发展的分支，于1891年至1905年间在欧洲兴起，因慕尼黑《青年杂志》而得名，其旨在反对普鲁士建国时期的学院派精神，打破因袭传统的格式。的拙劣模仿。花园门前停着一辆灰色宝马，我羡慕地望着，这样的好车我也想开上一次啊！我把头发往后撩，穿上夹克，摸摸脸上的疤痕。日暮低垂，面前草地上的影子被拖得细细长长。我按了门铃。
　　

　　2

　　脚步声靠近，钥匙转动，门突然被拉开，一个女人系着脏兮兮的围裙，面露困惑地打量着我。我告知姓名，她点点头，关上了门。

　　正当我打算再按一次门铃的时候，门又开了。来的是另一个女人，四十多岁的样子，高挑，瘦削，一头黑发，一双极似亚洲人的细长眼睛。我报上名字，她做了个手势请我进去。“我们还以为你后天才到呢！”

　　“是我提前到了。”我随她穿过一段空空的走廊，尽头有扇敞开的门，里面传出此起彼伏的交谈声。“希望我没给你添什么麻烦。”我故意给她机会，让她向我保证我肯定没有给她添麻烦，但她不说。“你应该告诉我有条马路可以通到这儿的！我是沿着山里的小路爬上来的，也许会摔得很惨呢。您是他女儿吧？”

　　“米莉娅姆·卡明斯基。”她冷漠地回答，同时推开了另外一扇门。“请在这里稍等！”

　　我走进去，一张沙发，两把椅子，窗台上有个收音机，墙上挂着一幅暮色山间的风景油画。应该是卡明斯基中期的作品吧，五十年代初。暖气上方的墙面被熏出了一片烟色，天花板上荡着几条落满灰的蜘蛛网，在悄无声息的风中轻轻摇晃。我正想坐下，米莉娅姆和她父亲走了进来，我立刻就认出他来了。

　　我完全没想到，他竟是如此矮小，如此不起眼，何况还身形臃肿，与以往照片中清瘦的形象相去甚远。他身着一件毛衣，戴着黑色镜片的不透明的眼镜，一只手搭着米莉娅姆的手臂，一只手拄着白色拐杖。肤色很黑，布满皮革似的皱纹，干瘪的脸垮了下来，双手显得特别大，头发凌乱地炸开着。他穿了一条都快要磨破的灯芯绒裤子，一双球鞋，右脚的鞋带没系，拖在地上。米莉娅姆把他扶到椅子旁，他摸索着把手坐了下来。她站在一旁，仔细盯着我看。

　　“您叫策尔纳。”他说。

　　我有些迟疑，这话好像不是个问句，我必须克服掉这毫无缘由的一阵胆怯。我伸出手，马上遇见了米莉娅姆的目光，又把手收了回来。显然，一个愚蠢的错误！我清了清嗓子。“塞巴斯蒂安·策尔纳。”

　　“我们在等您。”

　　这是在问我吗？“如果您方便的话，”我说，“我们可以马上开始。准备工作我都做好了。”真的，我已经奔波近两周了。我可从来没为了哪件事情投入过这么多精力。“您肯定会惊讶的，我找到了好多您的旧识。”

　　“准备工作……”他喃喃地重复着，“旧识。”

　　我心底有些不安。他到底听不听得懂我在说什么？他动了动下巴，头转向一边，目光仿佛越过我望向墙上那幅画。当然，这是我的错觉。我看着米莉娅姆，露出求助的神情。

　　“我父亲的旧识并不多。”

　　“也没那么少吧，”我说，“只说在巴黎……”

　　“抱歉，”卡明斯基说，“我刚刚才起床。我花了两个小时努力让自己睡着，后来只好吃了一粒安眠药，接着就起来了。现在我需要咖啡。”

　　“你不能喝咖啡。”米莉娅姆说。

　　“起床前吃一粒安眠药？”我问。

　　“我总是撑到最后的，为了只靠自己就把事情搞定。您是我的传记作家？”

　　“我是记者，”我连忙答道，“我为很多家重要报纸撰稿。目前正着手为您写传记。还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您，如果让我来安排的话，我们明天就可以开始。”

　　“是要写文章？”他抬起那双硕大的手搓了搓脸，下颏轻动。“明天吗？”

　　“您的工作主要是和我进行，”米莉娅姆说，“他需要安静。”

　　“我不需要安静。”卡明斯基说。

　　她用另一只手搭住他的另一边肩膀，从他头顶上方冲我微笑，“医生可不这么想。”

　　“任何帮助我都会十分感谢的，”我谨慎地说，“不过，您父亲肯定是我最重要的谈话对象，他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我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他嘟囔着。

　　我揉了揉太阳穴。事情进展得不太理想。安静？我也需要安静的，每个人都需要安静啊。简直可笑！“我是您父亲最坚定的追随者，他的画改写了艺术……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别胡扯了。”卡明斯基说。

　　我开始冒汗了。那确实是胡扯的，但我还没遇到过哪位艺术家是不相信这句恭维的。“我发誓，”我把手放在胸口，才想起来这个举动对他而言毫无意义，又赶紧放下。“没有比塞巴斯蒂安·策尔纳更崇拜您的人了！”

　　“谁？”

　　“我啊！”

　　“是这样啊。”他抬起头又垂下。一瞬间我竟误以为他看了我一眼。

　　“我们很高兴能由您来完成这项工作，”米莉娅姆说，“之前有好多人来自荐，但是……”

　　“哪有那么多人。”卡明斯基说。

　　“……您的出版人十分推崇您，对您评价很高。”

　　这点我是绝对不相信的。我只在克努特·梅格巴赫的办公室和他碰过一次面。他忙得焦头烂额，不停地走动，一只手从书架上抽书出来，随后再塞回去，另一只手在裤子口袋里丁丁当当地摆弄零钱。我跟他谈起即将复兴的卡明斯基浪潮：许多相关的博士论文正在撰写，蓬皮杜艺术中心打算办他的特展，他的回忆更是充满了文献价值，千万别忘了他曾经见证过什么，又与谁过从交往。马蒂斯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创始人。是他的老师，毕加索是他的朋友，大诗人理查德·雷明是他的继父。我向他表示，我和卡明斯基很熟，算得上是好朋友，要是他接受我的采访，肯定会坦诚地与我实话实说。不过现在还有那么一点不足，要是能够实现的话，所有关注就会立刻聚焦到他身上，不仅报纸杂志会报道，他的画也会马上价值飙升，传记必将畅销。“是什么？”梅格巴赫问，“还缺什么？”“当然是他死掉。”梅格巴赫又来回走动了一会儿，沉思着。他忽然停了下来，朝我微笑并点头。

　　“很荣幸他如此肯定我，”我说，“克努特和我是老朋友了。”

　　“您叫什么来着？”卡明斯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