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同盟:拿破仑之后的欧洲与门罗主义

2022年以来，俄乌局势一直牵动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心。俄乌冲突不仅给冲突双方带来巨大损失，也对欧洲安全格局形成重大冲击。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是造成这场冲突不断升级的主要推手。 美国对于欧洲事务的干涉，可以追溯到深刻影响欧洲的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安全体系亟待重建之时。俄罗斯帝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极力邀请美国加入神圣同盟，参与欧洲事务，但年轻的美国拒绝了。 神圣同盟的盟约非常奇特，它没有明确规定每个成员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只要求各国君主在内政和外交中担负起“上帝要求人类承担的责任”即可。空洞无物盟约不仅难以执行，无法预见的政治后果也让欧洲诸国君主心中充满猜忌。 亚历山大一世从小接受启蒙教育，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会与崇尚启蒙思想拿破仑结盟了。而在1812年打败拿破仑之后，亚历山大一世却愈发像个蛮横的专制君主，一心建立起一套由他掌握的欧洲调停机制——制约法国的野心，保持普奥之间的平衡，同英国保持稳定的外贸关系。其中为关键的是拉美国入局——利用英国和美国的矛盾，让美国成为其外交盟友，一起反对英国的政策。美国一旦参与欧洲事务，就不便承认南美的叛军政府。欧洲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手伸过大西洋，继续殖民美洲。美国早就意识到，欧洲各国总是回避棘手的欧洲问题——因为利益纠缠，问题往往变得异常复杂，所以就团结起来对美洲指手画脚。作为反击，美国于1823年出台了著名的国家战略“门罗主义”，声明“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打着反对外部干涉的旗号，服务于美国自身向西部的领土扩张。 《神圣同盟》一书虽然体量小，但意义重大。它清楚地表明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竭力缔造神圣同盟的目的和用意，阐释了门罗主义及其与神圣同盟的关系。其中尤为值得赞赏的是克雷森指出，要从亚历山大一世的成长经历、对他有重要影响的人和事来理解其政治理念的演变。克雷森是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官，因工作之便可以接触到丰富的资料，对于美英俄等国的利益纠葛、欧洲安全体系重建过程阐述得非常清楚。《神圣同盟》将欧洲神圣同盟的建立与美国“门罗主义”的推出两个重要历史事件结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了欧美历史相互纠缠的关系，揭示了这段历史对近现代世界的深刻影响，对于研究欧美关系、看清当今欧洲乃至世界的局势有重要辅助作用。

目录

引言                                            >>>001

第1章  神圣同盟的影响                          >>>057

第2章  神圣同盟的早期政策：美洲君主制          >>>083

第3章  亚琛会议                                >>>103

第4章  美国与欧洲政治体系的重建（1815—1820）  >>>125

第5章  国际会议时代                            >>>143

第6章  欧洲与门罗主义                          >>>169

附录1  1818年亚琛会议拟定的领土保障协议        >>>199

附录2  拿破仑战争后的世界革命：特罗保会议       >>>203

在第七次向国会致国情咨文时，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了门罗主义。再过几个月，我们将迎来它的一百周年纪念日。虽然在次世界大战后，门罗主义主要针对的三个欧洲大国—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国—都一蹶不振了，但门罗主义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而俄、普、奥三国的衰落，也导致1823年美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再次出现—借用门罗总统的话说，这个问题本质上是“文明世界的现状及其对我们的影响”。

门罗总统和亚当斯国务卿的外交班底一百年前需要商讨解决的国际问题，与当前（本书中的当前、现今等词语皆指的是本书的写作时间——1922年）的国际问题仍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今，我们依然要商讨：现今的国际局势，能否说服美国放弃因地缘关系而采用长久以来被普遍接受的孤立主义原则？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摒弃这一保障原则的限制？同时，我们力图在友好国家的诚挚邀请下，加入旨在维护全面和平的协议，那么我们应参与到什么程度？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再次援引门罗总统的话：“准确了解美国和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大国的谈判和交易‘确实’相当必要。”

美国的外交政策倾向于回归“传统偏见”，即专注美国利益，远离欧洲事务。这一趋势令一战结束以来的同盟国的政治家大伤脑筋。笔者认为，重新研究催生门罗主义的历史事件，将证明美国近期的表现与其外交策略是一脉相承的。美国国务院与俄罗斯帝国外交部皇家档案馆近公开的材料显示，早期的谈判与当前的谈判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当年欧洲的政治家，如何试图说服美国放弃多年来的孤立主义政策，特别是理想主义者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诱惑美国政府加入神圣同盟的努力，几乎已经被美国的外交史遗忘了。

门罗主义反对的欧洲政策，当年之所以引起诸多误解，是因为很多人不了解《神圣同盟盟约》1这个奇怪的协议，或者不了解神圣同盟与维也纳体系之间的关系，而后者是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外交重建的基础。神圣同盟成立之初，体现的是强大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高度理想化的个人政策。签订《神圣同盟盟约》的三个君主中，只有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一人真心信奉神圣同盟倡导的原则，盖章时没有任何犹豫。一系列有争议的协议，从《托普利茨条约》《赖兴巴赫条约》《肖蒙条约》，到《巴黎条约》和《维也纳会议后议定书》，终造就了维也纳体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提出为了欧洲和平而创建神圣同盟，各国之所以不得不接受，是因为各国都不能失去俄罗斯帝国的军事支持。此时，谁敢不迁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空洞的国际团结理论，就可能会导致大联盟的严重分裂。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俄罗斯帝国独裁者的愿望和目的或许要从其政策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来分析。但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亚历山大一世的政策是自相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奥地利帝国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和其他政治保守人物，认为亚历山大一世是个危险的空想家，是个“加冕的雅各宾”。几乎在同一时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与美国总统门罗制定了宪法性的政策，以保护自由政府原则不受亚历山大一世为维护君主制的合法性而进行的干预。要理解亚历山大一世矛盾的外交理念，就需要了解他的生平，特别是在其政治理念演变的各个阶段，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和事。……

继承罗曼诺夫家族的皇位时，亚历山大一世年仅二十三岁。恰尔托雷斯基奉命到首都圣彼得堡扮演——并非担任——俄罗斯帝国首相的角色，亚历山大一世兑现了他早先许下的承诺。亚历山大一世发现自己可以倚重身边的朋友——他们绝不会吝惜鼓励和支持自己，少年时代的密友、“非正式委员会”的成员，从欧洲各地回到了圣彼得堡。当年，为了保护亚历山大一世免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保罗一世将他们半流放似的远远驱逐。此刻，诺沃西利采夫伯爵虽然羡慕英国新颁布的宪法和自由的政治生活，但仍然急速归来。法国大革命的崇拜者斯特罗加诺夫伯爵因无限敬仰民主而踏上了向往的“民主国家之旅”，此时也调转方向返回圣彼得堡。在这些非正式的顾问中，亚历山大一世欢迎的当然还是昔日的恩师拉阿尔普。一接到亚历山大一世的召唤，拉阿尔普就快马加鞭地从瑞士赶来。

可惜的是，首先引起新政府注意的并不是“非正式委员会”朝思暮想的国内政治改革，而是一场国际危机。就在遇刺之前，保罗一世极不明智地改变了俄罗斯帝国的外交政策，与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结盟，致使英国对俄罗斯帝国、瑞典王国、丹麦-挪威联合王国的所有船只实施，俄罗斯帝国创立的“武装中立同盟”不得不再次恢复，以打破英国的封锁。1801年2月，西印度舰队也奉命进攻墨西哥湾丹麦-挪威联合王国的属地。同时，另一个中队在海军将领海德·帕克（Hyde Parker）和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的率领下驶向波罗的海。虽然丹麦海军军官费舍尔（Fisher）进行了英勇抵抗，1801年4月2日，英国舰队还是在哥本哈根战役中大胜。英国开出条件，要求丹麦-挪威联合王国与俄罗斯帝国解除盟约，但丹麦-挪威联合王国信守承诺，坚定地拒绝了。得胜的英军沿着波罗的海前进，扬言要占领喀琅施塔得和圣彼得堡。

于是，刚刚登基的亚历山大一世发现自己面临着严重的国际危机。时间紧迫，他根本无暇权衡诸如“北方大国”发誓要捍卫的“中立国的权利”问题。当务之急是，他必须找到快速、可行的挽救办法来维护俄罗斯帝国的利益，保卫一攻即破的首都。

亚历山大一世同意和解，哪怕这会令他脸上无光，因为这样能换来暂时的喘息，以便全力投入势在必行的国内改革19。亚历山大一世对战争有着近乎生理上的反感——尽管他深受大臣们所谓“阅兵狂热”症的影响，同时他也受到了恰尔托雷斯基理想主义的和平理念的影响。……

1803年，俄罗斯帝国不光彩地解除危机后不久，亚历山大一世任命恰尔托雷斯基为外交大臣，因为在俄罗斯帝国的外交事务上，恰尔托雷斯基的影响力越来越明显。虽然俄罗斯帝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堪忧，特别是与法兰西共和国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但恰尔托雷斯基还是宣布了一项和平计划和一项迎合亚历山大一世野心的外交政策：

我坚信自己有能力使俄罗斯帝国的各种力量顺应沙皇高尚的思想。俄罗斯帝国一向追求光荣和卓越，这种追求有利于全人类。实现伟大又长远的目标，既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追求，也需要耐心，还需要技巧。我坚信这种追求会让俄罗斯人民骄傲。我希望沙皇能成为文明世界的和平仲裁者，保护弱小免受欺压；希望他的统治，能开创一个公平正义的欧洲政治新时代。

1804年，恰尔托雷斯基担任外交大臣后不久，拿破仑下令抓走正在巴登大公国的孔代亲王路易·约瑟夫（ Louis Joseph）的孙子昂吉安公爵路易·安托万（Louis Antoine）。昂吉安公爵被拖到了法国边境，经过闹剧式的军事法庭审判后，在万塞讷城堡的护城河附近被枪决。在中立国领土上公然违背国际公约，以及伴随而来的司法谋杀，激起了全欧洲的愤怒抗议。这桩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令全欧洲悲痛不已。仅仅过了两个月，仍然沉浸在悲痛中的各国，就接到了拿破仑正式称帝的通告。拿破仑选择在这个时候加入欧洲君主的行列，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虽然他从执政变成皇帝不过是头衔的变化，但俄罗斯帝国坚决不承认他的皇位。只有奥地利帝国和卑躬屈节的霍亨索伦王朝害怕得罪拿破仑，默认了这位在法国大革命中崛起的将军成为法兰西帝国的皇帝。这正是欧洲强国再度联合的好时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承担起恰尔托雷斯基热切期望他扮演的调解人角色。通过《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Instructions to Novosiltzov），他们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各种设想和谋划终于初步形成。

《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中的一段话，涉及英、俄同盟应对法兰西帝国采取何种态度，如今看来这也很重要：

现在我要谈谈，我们必须用怎样的语言来与法兰西人民对话。我们虽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法兰西人民，但要通过公正、仁慈和宽容的原则让他们相信，英俄同盟做出的承诺是可靠的。之后，我们必须声明，我们宣战的对象不是法兰西民族而是法兰西独裁政府，就像对待任何欧洲独裁政府那样。

在亚历山大一世的计划中，丝毫没有提及他要建立一个超级极权主义国家（18世纪的哲学家视之为解决国际弊病的良药），也没有表现出要干预邻国内政的意思（这一政策后来导致立宪大国极为痛恨神圣同盟的主张）。

或许，以下才是《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的核心部分。在对历史上的人类组织方式进行短暂研究后，亚历山大一世找到了一个保障欧洲国家长久和平的方法：建立国际联盟，制订盟约。国际联盟的指导原则，即国际法的指导原则，以国际调停代替战争：

既然已经和平了，我看不出有任何障碍能阻挡我们达成一个更广泛的和平条约，使之成为欧洲各国交往的基础。我相信，如果没有个别国家之间签订的、将其他国家排斥在外的和平条约的干扰，一个广泛的和平条约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产生，并且英国和俄罗斯帝国将为之全力以赴。

早在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时，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设想。当时，由于政治危机紧迫和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不允许这种设想的推进，不过，很长时间以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外交基础。欧洲各国签订共同和平条约的条件已经成熟。虽然我们无法保证永久和平，但如果和平条约能够明确地体现并清晰地阐述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定，那么和平的进程将被大大推进。为什么我们不能制定一部国际法，来保障中立国的权利，保证在第三方全力斡旋前绝不发动战争呢？在通过恰当的方式审视了双方的不当之处后，调停者难道会故意让战火重燃吗？只有贯彻共同遵守的原则，真正持久的和平才有望实现。

有趣的是，是否要加入这个被倡议建立的“和平同盟”，由各国自愿决定。显然，亚历山大一世认为加入和平同盟的好处显而易见，欧洲所有文明国家必然了然于胸，心向往之：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爆发了影响深远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人们试图寻找一些办法防止战争再次爆发，“神圣同盟”应运而生。“神圣同盟”的主导者、“两面神”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自幼受启蒙思想影响，对内施行自由主义改革，但1812年打败拿破仑、挽救整个欧洲后，其执政理念陡然改变，成为革命、维护君主专制的保守主义者。他提出了创建“神圣同盟”和“欧洲协调机制”的外交构想，试图称霸欧洲，甚至插手美洲事务。 本书以亚历山大一世缔造“神圣同盟”的过程为主线，辅以对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的政策描述，解读了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格局，分析了亚历山大一世的心态转变历程，以及美国、英国、俄国之间的利益纠葛，诠释了没有具体内容、仅凭兄弟友爱结盟的“神圣同盟”为何会遭到反对，以及美国为何从孤立主义转向扩张的门罗主义。

威廉姆·佩恩·克雷森（William Payne Cresson，1873—1932），美国历史学家，伦敦皇家地理协会会员，美国国际法协会会员。192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著有《波斯：正在苏醒的东方》（Persia，The Awakening East）、《哥萨克人和他们的历史》（The Cossacks，Their History and Country）、《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神圣同盟：拿破仑之后的欧洲与门罗主义》（The Holy Alliance，The European Background of the Monroe Doctrine）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