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的困惑:思想者篇

这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思想者有何困惑，并如何做解惑努力事迹的图书。里面介绍了23位杰出的古代思想家。困惑是思想流变代代不已的基因。一代代英哲留下了自己的结论也留下了自己的疑问，于是下一代便有了思考的基点与目标。

卷首语·思想者的困惑  ◎范.炯

孔.子

       古中国理想的浮沉………………………………………李向平  001

墨.子

       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荣.真  013

孟.子

       在王道与人格之间………………………………………李向平  025

庄.子

       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傅.杰  037

荀.子

       凝视人性的荒野…………………………………………李广良  050

司马迁

       担荷岁月的受难者………………………………………范振国  059

王.充

       划破混沌的极光…………………………………………张世明  085

鲍敬言

       横迈时空的预言家………………………………………万绳楠  100

陶渊明

       永远的南山梦……………………………………………刘新风  107

范.缜

       迷狂世界的清醒…………………………………………张晓虎  122

李.白

       脱去尘浊的飞扬…………………………………………朱蓓蓓  136

杜.甫

       百年歌自苦………………………………………………刘明华  148

苏.轼

       时代的“幽人”…………………………………………成复旺  160

徐.渭

       眼空千古的独行者………………………………………陆玉林  179

李.贽

       “询问者”与“道德英雄”……………………………李向平  190

金圣叹

       悲凉的妄想者……………………………………………陈.飞  204

方以智

       繁霜如雪孤南征…………………………………………杨.林  227

李.渔

       无可告诉的戏剧人生……………………………………鲁培康  241

戴名世

       恃才·骂世·触讳………………………………………朱端强  257

纳兰性德

       浸染于古国的忧郁………………………………………李.雷  270

汪.中

       “盛世狂生”的诅咒……………………………………张晓虎  287

阮.元

       一代名儒的探索与困惑…………………………………黄爱平  301

王国维

       昨夜西风凋碧树…………………………………………徐.枫  310

古中国理想的浮沉——孔子

◎李向平

“半部论语治天下”。唯有中国才会发生这样的奇迹。幸亏孔子本身不能被一分为二，不然，中国人将会继续坚信这样的奇迹。

千百年了，孔子的生平事迹几乎是家喻户晓。只要是中国人，不论识字读书与否，大抵都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孔子。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尊孔或批孔，则更使孔子深入人心。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也不管你是引以自豪还是不屑一顾，历史与社会的事实就是如此。孔子的身影曾经覆盖过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孔子的思想曾经主宰过无数中国人或脆弱或坚毅的灵魂。独尊也好，如神般崇敬也罢，抑或是必欲打倒而后快，中国人还是把孔子给牢牢地记住了。当年为劝说诸侯采用自己思想主张的孔子，不能不说是席不暇暖而形象渺小，没想到给伟大的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痕迹，留下了汗牛充栋的笔墨官司和众说纷纭的是非议论。再过几个世纪又怎样？历史依然故我：孔子还会活着，痕迹不会消失，笔墨官司仍将继续打下去。

面对着这一文化奇迹，不得不使人生发出思古之幽情，引申出忧今之深意。    

那是在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在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其祖先本为宋国的名门贵族，后因躲避战乱迁居鲁国，从而失去优越的贵族门第。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虽也做过鲁国的陬邑大夫，但孔门已难以复兴。孔子出生时家道是贫贱的，青年时代他做过管理仓库和牛羊的小官；虽然后来曾为鲁国代理司寇，但为时甚短。总的说来，孔子一生主要是在周游列国、聚徒讲学与修订典籍中度过的，政治上难能春风得意，基本是一个在野的知识分子。

那是在公元前479年，孔子在一肚子宏愿未能实现的惆怅中悄然死去。他所处的时代，依然还是礼崩乐坏，高岸为谷，正在急剧动荡之中。陈旧的政治道德制度已经崩坏，新型的社会价值秩序尚未建立。一切都变得无序，一切努力都有可能失败，也都有可能成功；有可能销声匿迹，也有可能名垂千古。存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孔子，不但努力过而且是孜孜以求。从他死后所产生的影响来说，他成功了，并彪炳史册，万古流芳。    

诚然，这也很使人纳闷：孔子生前的奋斗为什么只能获取死后的成功与美誉呢？

孔子活着的时代，周王朝周天子的威信与地位已经一落千丈，其无上权力逐层下移到诸侯、大夫手里。整个社会丧失了权力和秩序中心，众多的诸侯国不断地被吞并、被消灭，一些氏族贵族保持不了传统的世袭地位，而新兴的统治阶级迅速富裕壮大，在军事上要求兼并侵吞以扩张发展自己的统治势力。

一方面，是天子、诸侯、大夫政治等级森严分明的周礼统治秩序的彻底崩溃，另一方面，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都处在一种动荡无序的暂时状态，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在期待政治道德秩序的重新建构。统治者在显示实力收买人心并大肆进行军事兼并，企图充当整个天下的统治者；被统治者则在希望尧舜般的圣王再世，并已分别依附投靠在各大政治势力门下，希望早日结束这带来痛苦和灾难的动荡年月。所以，当时的社会理想无一不染上政治色彩；知识分子的任何努力也都只能在各诸侯国君之间进行，任何文化理想也都摆脱不了这时代与社会的规范甚至是局限。

作为当时知识分子代表的孔子，自然是超脱不了这些规范和局限。孔子本人也不乐意去如此努力。他宁愿在政治理想方面守先待后、持平保守。所以，虽然那有着森严分明政治礼仪秩序的周王朝社会已经崩溃，任何恢复和重建周代礼制的设想与企图都将是无济于事，但是，孔子却始终持守着自己固有的社会理想与政治寄托，始终以周王朝的德治礼仪作为自己的理想，主张维护由周礼所构筑起来的政治统治秩序。也正因为政治方面的这种态度，孔子在经济上也希望维持原有的经济结构，宁肯平均贫困也不要贫富分化过于激烈，反对追求财富与权贵，以免除经济力量对于君臣父子既定秩序及贵族人格尊严的损害与破坏。

孔子思考问题对待人生世事的基本态度是信而好古，宁愿依恋相信历史而不肯轻信顺从时代及其演变。在他的心目中，周王朝社会秩序及周公的制礼作乐的过程已被充分理想化了。不论身旁的社会与时代是怎样动荡、裂变，孔子总是固执己见，我行我素，迷信政治贤人周公及周代礼制。只要是过去几日未能梦见周公，孔子就会心神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将当时毫无政治道德秩序的时代与昔时周朝礼制社会比较，孔子无疑会喜欢过去周代由周公所建立起来的礼乐制度。况且，周王朝统治者承袭了夏、商两代的文化道德，从而使得周王朝时期的礼乐德治大放光彩灿烂无比。这也难怪孔子一再强调自己是信从周礼、崇拜周公，述而不作。倘若在心灵深处所寄托的理想不可能在现实世界里通盘实现的话，要么就是放弃以往的追求而守株待兔；要么就是殚思竭虑地在现实世界进行努力。

孔子无疑是属于后一种类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尽管是异常的困难、艰苦，甚至要承受无数次的失败所带来的沮丧和打击。可幸的是，孔子没有绝望，以天下为己任，不知老之将至而不遗余力。

抱定着这样一个从周、复周的政治理想，孔子为此而四处奔波，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含辛茹苦。他诚恳而又急切地向各诸侯国君贡献自己的政治方案，分析天下形势而陈述周礼尚可恢复重构的各种可能性。然而，孔子没能得到当时统治者的信任和赏识。统治者不相信孔子的那一套会有助于他们去兼并土地平定天下，也不相信昔时灿烂光华的周朝礼乐能够推导出一个可以重建强盛王朝的圣明天子。在这方面，孔子是彻底的失败主义者。困于陈、蔡，被围于匡，饥寒困苦，奔波几十年如一日，心中抱定自己的思想理论与治国方案。*后未见有被重用被采纳的可能，孔子只好疲惫不堪地回到鲁国，继续收徒讲学，同时，整理和传授古代文化典籍。孔子希望他的无数学生以及由他整理传授的文化典籍，可以延续他的理想和追求，影响和作用于后世中国。从这方面讲，孔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可以看出，孔子的政治理想具有某些历史根据，却在现实世界难以实现，光辉高悬而不可即。孔子或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更有可能，他并不认为是他理想的遥远空高而难以实现，而是他的努力和奋斗未能达到理想实现的崇高程度。作为一个智者，孔子对自己的失败有过深刻的回顾与反思。然而，如何重新选择努力的方向？如何奋斗才能使自己的理想如期实现？这些问题，曾使孔子大伤脑筋。

没有统治者的重用和赏识，周游列国其道不行，唯有一帮门徒紧紧尾随。念天地之悠悠，孔子也真感到自己孤苦伶仃。不过，孔子追求、期望的并不是个人的困苦解脱，也不是灵魂的被拯救。他的心灵支柱、精神寄托是上古圣王尧舜禹的美好治世，是郁郁乎文哉的周公周礼。个体的命运及其灵魂拯救的问题，似乎在孔子的心目中不占据重要的位置。孔子要把这些问题放在信而好古、圣王崇拜、政治道德秩序的重建的各个过程中来处理。在孔子看来，个人的命运以及精神灵魂，不能作为当时迫切的问题来对待。相对于圣王统治的恢复、政治道德统治秩序的重建，个人的灵魂能否得救乃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再说，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恢复过程本身，就已包含有个人的心灵的*后寄托。

孔子之所以是那样的崇敬周公，是那样的神往周朝礼制，就是因为在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中、在西周王朝的政治道德的统治秩序中，个人与社会已融为一体，个人的道德修养已属于西周王朝的政治统治过程；周天子无疑是天下百姓的父母家长，其道德圣贤无疑是至高无上的。个体的命运问题、灵魂得救问题由此而得到顺乎情理的化解与融释，别无神灵可以主宰，天下就是天子为圣为贤，社会政治秩序也就是生命意义与精神价值的体现。由此，个人的存在问题又何苦要舍近求远、舍人间而求苍天呢？

西周以前的商殷王朝，曾有一个受人崇拜的上帝，可以福佑人间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一切，也可以降临灾难以惩罚人们对它的不敬。但这个上帝，不像西方基督教所崇拜的上帝，它没有获得完全的人格化，天地宇宙人间人类也不是由他所创造的。所以他不是天上人间的*主宰。它只是服从统治者的安排，管理风霜雨雪、春夏秋冬，或者是将统治者神化。同时，商王朝的统治者又十分相信自己的祖宗神，以为祖宗神与自己具有牢固深刻的血缘情感，更可信任，更为可靠。所以在商王朝的末年，统治者干脆自己也称“帝”，只相信祖宗神，而不喜欢一个叫作上帝的东西君临自己的头上发号施令。

周人灭商之后，周王朝的统治者眼见上帝挽救不了商王朝的命运。但为证明自己统治天下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周朝统治者也不得不重建相信“天命”的信仰体系，来作为政治权威的基础。不过，周代统治者更清醒理智，仿佛已明白对天的信仰不过是政治上的统治手段，眼巴巴地仰望苍天，到头来只会咎由自取。因此，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家们另设妙计，以德配天，以德敬天。这也就是说，天命所关怀的是那些修养有德、治国有道的人。于是，西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和一系列政治方略，无一不是在天命信仰的关照下，实际上又是沿袭着伦理道德的种种规范而建设起来的。国即是家的扩大形式，家族伦理也就是国家政治的统治手段；统治者（周天子）是一国之主也是天下之家长。统治者可以摆出一副父母官教化儿女的道德形象；被统治者作为子民则有祈望在上父母多多赐予阳光雨露的心安理得。这里，政治统治秩序往往就包含有对于个人命运存在问题的关注和监督，也不允许有关个人的思索询问飘溢出道德政治礼制的范围之外。

这就是孔子所崇拜的周礼。它很难用什么保守、顽固、落后的字眼来描述。苍天之下大地人间，孔子能寻觅到什么东西可做心灵的*后依靠？上帝没有，真主没有，只有往昔理想中的尧舜圣王，还有这已成为现实却又消失于社会中的周公周礼。

原有的信仰体系已经瓦解。春秋时代社会裂变，即便仅有对统治者神化对被统治者教化意义的天和天命信仰，都已动摇、颓败。原有的政治权威秩序已经崩溃。礼乐征伐已不出自天子，大夫专权，家臣骄横，一顶顶贵族王冠落地，那已伦理化的政治权威与已政治化的道德讲求，它们的内在联系则已分割、断裂。

孔子所烦恼的就是，古代文化的意义与政治权威的双重丧失。他所要努力寻找的，不仅是道德意义的，而且是政治权威的秩序。这是周公周礼压迫在他肩上的历史重担。

孔子在崇拜周公、神往周礼的同时，也就决定了他这副历史重担的分量和性质。他十分清楚，单纯恢复周礼已属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此，孔子很难也不可能以宗教先知或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在春秋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建设外在于政治社会的神学大厦，依靠上帝之类的神灵信仰来拯救痛苦于社会动荡裂变中的个人灵魂，构思一个超越于现实世界的彼岸天国理想，这都不是孔子的意愿与志向。虽然孔子也深深地感觉到，在沉重的历史与庞大的社会面前，个人的地位与作用太渺小、太软弱，个人的痛苦与磨难太难承受。有时，他也以天命自策，面对困厄与逆境大叫一声：苍天赋予我圣人之德，你们可奈我何。有时，他的高足因病死去，他会抚摸着学生渐渐冷却的手臂而喟叹天命的不公平。而在某些努力难获预期目的时，他会沛然而生畏天命畏大人的情绪心态，感到人世的无常与冷酷。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孔子常有的思想与情感，则是神怪鬼异不言不语，不相信天命。天是什么？不过是风霜雨雪四时交替，有必要去为它伤脑筋吗？死亡是什么？连生命的意义活着的价值都不知道，有理由有资格去思考死亡问题吗？世上有没有鬼神的存在，如何与他们相处交游？

孔子的周游列国，完全不同于耶稣基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几位宗教先知救世主的传道。他也做不了当时中国的救世主。他所以凄惶终日奔走诸国，所希望的只是得君行道。圣君不得，其道不行，他挽救当时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政治理想和治平天下的美好方略也将成为一枕黄粱。天下之兴亡治乱，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孔子一人担当起来。然而，在现实世界的困难窘迫之中，上帝天命不需要，孔子一个人独力难支已经倾斜的政治大厦。故而，在孔子的理想中，一是努力争取施以青睐的国君（统治者），以君行道；一是努力教化一度沉陷在因社会裂变而价值迷失的庶民百姓（被统治者）。

孔子的**理想只能如此。

既要寻求文化道德的价值与意义，又要重建社会政治的权威秩序；更为重要的却是，这权威秩序必须具有道德价值和文化意义，而价值意义体系也只能在权威秩序中来寻求。这也就是说，重新建立的政治制度必须具有价值信赖方可稳固实行，在社会变动之后的社会统治，必须通过价值意义体系的证明方可转变为合法统治。在权威系统中，信仰体系具有关键作用，它可以决定什么是合法或非法，因而就决定了权威系统的根本性质。在孔子看来，这也同时是统治者统治臣民百姓的根据以及被统治者为何要服从其统治的道德基础。

对此，孔子有一整套的美好设想。由于他对于周公周礼的敬佩，其治国平天下的主要方略就是以礼治国。这个礼，同时包含有政治统治与道德教化两大方面的内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会乐意接受它们。在这个大前提下，政治的本质应当是正确、正当、正直，首先具有伦理道德意义的可取价值。作为政治权威、国家君主，就应当以身作则，以道德楷模的榜样来风教天下，于是整个天下便会对他肃然起敬。倘若为政以德，以道德规范作为政治统治的手段和工具，那么，臣民百姓也会像服从道德君子的谆谆教诲那样俯首听命，就会像群星拱护着北斗星那样无所不从。

孔子曾有一个异常漂亮的比喻，说君子的道德犹如风一般，小人的道德则与小草那样，一有风吹小草必动，必然会折腰垂首。所以，统治者勤精于道德讲求，则小民莫敢不敬，莫敢不服，莫敢不忠心耿耿。

这就是孔子的“德政”理想，也是他一生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假设政治上的统治治理都使用道德手段或伦理规范，注重对臣民百姓的恤养保惠以及伦理教化，所谓刑罚监狱等统治工具都可以废除不用，老百姓肯定会心悦诚服，自觉遵守国家法令政治规定，既有道德上的羞耻心，又有服从法令上的安分守己。如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都皆大欢喜共同进入大同理想实现尧舜盛世？

遗憾的是，理想终归是理想，不论是多么美妙多么伟大。    

孔子不能理解所有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是在矛盾中进行的，社会的进步财富的增加生产的发展，都必然要以大多数人付出沉重牺牲作为代价。这是不可抗拒却又回避不了的悲剧性的历史，二律背反。孔子更不能理解那些身为统治者的国家君主或专权大夫，他们就是历史悲剧性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的权欲贪欲就是要使大多数人成为牺牲品，但同时又是当时社会演变、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

孔子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自然不解个中三昧。他对于政治及政治统治者们抱有书生的可爱而天真的幻想，希望他们能推行德政实行教化，所以他老人家才会不辞辛劳地四处游说，寻找政治靠山以得君行道。他自己也试图投笔入仕，直接参与政治实践践履他的伟大抱负。可惜，那是一个绝不言及礼信道德的时代，那是一个讲究军事政治实力尔虞我诈的时代，那是一个大肆进行土地人口兼并杀人盈野的时代。孔子能不四处碰壁时时感慨吗？他也只好惆怅茫然却又我志不衰地回到老家，重操旧业，收徒讲学，整理古籍。

按理说，孔子的心灵无疑是异常的空寂，思想是难言的沉重，情感也会不可言状的苦恼。倘若没有那远大崇高的政治理想，他肯定会悉心构筑起一个神学大厦，做做宗教先知，悟道后大讲人生处处皆苦，世间时时不道德。他没有这样去想去做，也不可能。不然，中国人中将缺乏一位圣人；中国历史将失却几分光彩。    

孔子是个神圣的智者。周游列国其道不行后，他曾想到过率学生乘筏渡海一去不归，也想到过天下无道不如暂且隐居，有待来日大显身手于世间。不过，他毕竟留居在鲁国。他在沉思整个时代，忧虑整个中国，甚至为后世无数的中国人操心。

他所崇尚的周代礼乐制度为什么会分崩瓦解呢？他所设定的道德政治理想为什么得不到统治者的喜爱并付诸政治行动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周代道德文化失去政治作用，失去安定社会、约束个人行为的权威力量呢？

经过多年的观察体验和冥思苦想，孔子终于有了自我信服的结论：人心变坏了，精神堕落了，人的思想行为已不符合道德文化礼制。如欲救世，必在乎先正人心，先救人。周代的道德文化依然没有丧失它的价值和光辉，只要人心能够匡正，思想行为能够有所约束，精神上能够勤苦修养，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整个世道有救，整个中国有救。

所以，孔子提出并建立了他的“仁学”思想体系。其主要的内容是，整个社会应该建立在以血缘宗法为根据的情感心理原则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既有严格等级秩序又有某种博爱兼济人道关系的基础之上，整个社会内部应强调上下左右尊卑长幼之间的秩序、协调、友爱、团结，应该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君臣之间有礼，父子之间有孝，兄弟之间讲悌。如此，君主注重血缘亲族之爱，老百姓则会在仁爱的原则里敬畏君子。作为被统治者来说，为人尽孝为悌者是不会犯上作乱的；作为政治主宰来说，只要整个社会实行了孝悌仁爱，也就是实现了*完美的政治统治。

孔子以为，通过整个社会（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这般努力，就会把政治权威秩序理解为血缘亲子情感伦理的要求，就会令外在的政治统治手段、法令原则内化为个人的心理需要，就会把传统的礼乐制度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于是，时代、社会的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重建和谐的政治伦理关系。

概括地说，孔子的努力在几经失败之后，只能依靠着传统的礼乐制度，不去做社会原则上的改弦更张，而是从人心情理上入手，从整治人心开始，去寻求道德政治的建成之路。这样一来，本是外在的政治理想转化成为内在的心灵欲求。外在的政治理想仅仅依靠外在的努力已屡试屡败，所以孔子转而由外内求，同样可收到既寻求价值意义又重建政治权威秩序的双重作用，文化信仰与政治统治殊途同归。而且，更加容易为人们所理解所接受的却是，不论价值信仰还是政治权威，它们的重建或教化作用，都不是简单地服从跟随，而是人心的内在欲求。

正因为如此，每一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人，不论是政治权威还是必须恭行孝悌的庶民百姓，都必须严于克己，克制那造成人心麻痹堕落的私欲。只要能够自我克制，勤于道德心性的修养，注重心灵精神的纯净和自守，那么，整个社会便会共同臻于仁学博爱的境界，所谓政治理想和太平盛世便会自然到来，统治者也不会去凭借着外在法令*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被统治者则心悦诚服地接受政治权威，将孝悌仁义视为政治原则。

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可以说，这是孔子德政、仁学理想的集中体现。一方面是追究周代礼乐文化在当时失去作用的时代原因，一方面是为自己政治抱负的充分实现而另辟蹊径。于是，政治统治的权威与原则被引导和满足在日常生活的伦理心理的系统之中。寻求诸侯国君的赏识重用以及政治权威秩序的重建，由此变成了个人内在的成德成圣的问题。政治上的矛盾与失败会由此而归咎于心性道德修养训练方面的问题。所谓克己，就是自我克制，德性自我；所谓复礼，就是周代礼乐文化社会秩序的恢复；所谓为仁，也就是道德信仰体系与政治统治手段的相互黏合。

正是这仁学理想，首先斥除了人们的宗教欲求与彼岸意向，肯定了君臣父子夫妇的心理人情及贯穿于其中的忠孝原则，始终把庶民百姓的文化信仰、价值欲求局限在政治权威的影响范围之内，然后又希望政治主宰们也注意以仁学原则自我克制，从而以道德楷模伦理先知的模样出现在臣民的心目中，以免重新导致道德与政治的冲突以及国家政治与庶民百姓的对抗。

外在的礼制、权威、*，都由此而转换成为从属和次要的东西，根本和主要的却是人的内在伦理心理状态。人性的纯正美好与否，直接决定着政治的清明或昏浊，直接决定着权威秩序的安稳与动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内圣外王理想的*出现，同时也是孔子作为中国儒学创始人的奠基之处。

诚然，孔子也受着历史与时代的客观制约，不得不修正其理想和努力方向，变单纯的外王政治目标为内圣成德之学。对于周公周礼的崇拜敬从，使孔子不可能离开礼乐制度价值意义的寻求，不可能成为宗教先知救世主，而只能作为思想家和伦理楷模出现；春秋时代的政治斗争你死我活，道德礼仪只能成为大鱼吃小鱼的牺牲品或无形的阻碍，这使孔子的政治目标不可能迅速实现，仁学德政更不可能得到各个诸侯国君的采纳与推行。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孔子以天下为己任，不得不由外王（政治）而求内圣，由对当时统治者的诚恳期望转而去赞美远古圣王尧舜禹，祈求现实社会中的统治者去做圣王。

孔子为此主张，得道为仁乃是个体生命的自觉责任，而非他人社会的外在要求。从国君到平民百姓以至引车卖浆者流，皆应一视同仁，都必须把道德克制为仁为义引为自己生命存在的基础。

尽管在孔子所处的时代里，外王内圣的理想经由孔子的苦心经营已初具规模，可是这一理想始终还是保持着理想的形式，难以成为现实世界的建设蓝图。孔子终其一生直至溘然逝去，也未能成为天下君民共同景仰的精神导师，更不可能成为治理国家统治百姓的政治设计师。

在此理想与现实依然存在着不可缓解的矛盾的同时，孔子也并不完全摈除其外王政治目的，全然内向求己反观自心，但求为贤为圣。他为自己也为他的学生（更为后世无数中国人）制定了由内圣通向外王的捷径：学而优则仕。

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可能*后解决时，作为知识分子，不能改变自己的理想去屈从现实，却可以自我砥砺严格修养而等待举用。尽管孔子主张的学而优则仕，为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参与政治的路径与方法，但也难以保证学优者必能做到仕优；外王的目标能否真正实现，能否与内圣真正沟通，大都是无暇顾及的。倘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永恒存在的话，知识分子的外王问题（政治理想）也就自然转变成为出仕做官统治百姓的问题。    

外王的问题，孔子不可能把握；后世儒生即使高唱内圣外王的曲调，也只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而已。春秋战国之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事，只好让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这类人物去干了。至于外果否就是内圣者，各代儒生也不太怀疑。外肯定为内圣者，道德修养不达圣境如何能为天下之主！内圣者却不一定非外王不可。

实际上，到了这步田地，也就是外王理想的萎缩与内圣境界的自我压抑了。在孔子那里，外王理想又何曾得到过展开？内圣的境界又何曾不是以克己、自律、为仁由己作为主要内容？作为理想，它产生形成于当时的现实世界里；但自因孔子的努力使其具有雏形时，直至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社会中，这一理想始终没能保持正常的形态并且自在地展开。

然而，这就是中国理想。孔子能荣幸成为儒学的创始人，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当是这一中国理想的*初设定。它上承周公周礼的皇皇圣德，寄托有远古圣王尧舜禹的灿烂德业；下启两千年中国历史中道德与政治的绵延发展。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内涵，如血缘基础、心理情感原则、强调忠孝人伦、人道主义色彩和个体人格的注重等等内容，都无一不由这内圣外王的理想所涵盖。这一中国理想在千年历史中多经沧桑浮沉，成为儒学传统“有治人无治法”的原始根由，把道德政治常常混为一谈；弄到*后，是大谈内圣却使假道德假道学不胫而走，一切外王事功都是为了内圣，外王的作用成为次要的东西，圣者不圣、不王。但这毕竟是中国人的理想，是由孔子创设沿袭千百年的中国理想。

孔子能获得中国人的崇拜、赞美、歌颂，无不由此理想；孔子所遭到的抨击、批判、咒骂，也无一不是因为这个理想。为了这一理想，有些中国人还伪托着孔子的美名，干着自己的事情；也有些中国人顶着孔子的招牌，在利用、玷污着这一理想。谁是谁非，孰善孰恶，孔子不能复活再生。

或许，孔子的理想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在西方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也近似于孔子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柏拉图的理想国家也建立在伦理学之上，以为所有的人如果都讲道德和德性，就不必有法和国家，因为一个完全有德性的人受理性而不是受外在的政治原则所支配。在理想国里，理性应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受过哲学训练的人代表理性，应为统治阶级，即“哲学王”。在这里，哲学与政权融为一体。或者哲学家取得王权，或者是称为国王和君主的人具有足够的哲学方面的真正修养。  

表面上看来，柏拉图的理想与孔子内圣外王的理想十分类似。但实际上是貌同而质异。柏拉图的理想世界乃超越经验世界，不受丝毫人间世俗关系的支配；伦理学上的至善，是理性所具有的*价值，而理性则来自于对永恒理念永恒存在的把握与认识，统治国家的“哲学王”别无其他寄托，归根到底，依据的却是超越现实世界的永恒理念。尽管柏拉图这一套以理念为世界模型的理想，实质上是人间神国的梦想，往往被人称为乌托邦，但是从其理想内容及其所有的依托而言，则使孔子所创设的中国理想大异其趣。

孔子以一平民身份提倡德治，主张仁学，但又颇感人微言轻无征不信，所以要强调远古尧舜禹圣王德业，以作为心灵上的依靠。同时，孔子崇敬周公鼓吹周礼，这也是他精神上的寄托。所以，他想做的是道德楷模，如能得君行道，不妨自己就做做“道德王”（圣王）。他不需超越现实世界的神学关照，恰恰相反，他极力主张入世出仕，在人间实现内圣，在现实中追求外王。这就不像柏拉图，没有高居于人间任何人群之上的价值秩序。孔子的理想世界就是现实世界。他一生的努力方向，不过是以克己内圣作为接受外在政治权威的心理情性根据，不过是以外王事功作为个体生命努力向善趋圣的途径。然而，孔子万万没有想到，德性内圣与政治外王搅混在一块，不仅是圣者难以自圣，而且对政治外王无力无法以德性原则来加以规范和制约。可以自信自称为圣者贤君。

对此，孔子无可奈何。作为一个智者，他老是努力于世俗人间君臣父子的伦常关系之中，太不愿意去思索去追问那可以超越君臣父子政治伦常之上的永恒存在，太不喜欢去建设去构筑那可以超越外王权威秩序的心灵价值世界。因此，栖遑终生艰辛一世，只好徒然喟叹：逝者如斯夫！天丧吾乎！究竟什么境界堪称内圣，什么模样的道德君子可以为王为君，道德君子又如何学优而仕成为天下主人，……诸如此类的问题，孔子自己生前也未必全弄清楚。他带着满脑子的困惑离开了他依恋不舍的人间世界。学生们辑录了老师的言语称为《论语》，以释心中困惑。然而，跟孔子一样，不但是他可爱的学生，而且还有历代的儒生，也追随着孔子困惑了两千多年。

《伟人的困惑》全二册，分为“古中国治国者卷”和“古中国思想者卷”，范炯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1版1印。卷首各有范炯所撰详尽导读，言近旨远，热情洋溢。两书分别遴选20位与23位历史人物，每人一篇，夹叙夹议，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不啻是43篇各具手眼精彩纷呈的袖珍版评传。所选人物，泰半大名鼎鼎（如刘邦、李世民、朱元璋，孔子、司马迁、苏轼），也有罕为人知的（如郝经，鲍敬言）。因出自众人手笔，角度各异，水平容有参差。但大多斐然可观，且不凡杰作（如《朱允炆：仁君梦的悲壮实践》，杨林撰；《金圣叹：悲凉的妄想者》，陈飞撰）。总之，这是两本有想法、有意思、有深度、有热力、有趣味——也有矛盾和困惑的读物，经受得住时间的淘洗，值得再版。内容上，保持原貌，一仍其旧，以示对出版社历史和同仁过往努力的尊重和怀念。在新的历史时期，它应该拥有更多的读者，带给人们全新的思索和启示。

范炯，1957年生，中州古籍出版社编辑。致力于编辑心理学和情绪史学的探索和实践，从人类命运、人类情感的角度关注历史和现实。10余年间，以极大的热忱投入编辑人生，沟通作者和读者，策划、主编了“新潮文史书系”、“中国梦”书系 、“新翻杨柳枝”书系 、“掌上文库”、《战争沉思录》、《天灾启示录》等大型丛书和著作多种，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范炯为人正直热切，天性纯真敏锐，富于才情、哲思和想象力，一生为热望的理想呼喊奔走，不幸积劳成疾，于1995年5月逝世，年仅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