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和近事

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的名作

生动好看的文笔堪与作家媲美

一本深受读者欢迎的常销书

**修订版，增补5万字篇幅

序 

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 

炎黄子孙之我见 

长城的价值 

天堑何曾限南北 

古来北京知多少 

天涯何处罗马城

永恒的矛盾：追求与现实之间

汉魏故事：禅让的真相

江陵焚书一千四百四十周年祭

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

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

重读《明史·海瑞传》

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

世界上不止有中文

悠悠长水

“开风气者”与“为师者”

浩劫中的忘我追求

长水琐忆

忆康桥风雪时

科举、考试与人才

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主人意识

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

国以人兴，教以育人

纳税人的义务和权利

正确认识国情

中国人口：二十一世纪的忧思和希望

移民·移民文化·上海文化

从移民史看民工潮

我们应该怎样纪念“七·七”

环境保护的人道原则和乐观精神

新版编后记

《往事和近事》是葛剑雄先生的名作之一，也是一本典型的常销书。书中既有事关中国历史地理和统一与分裂话题的文章，又有读书尤其是读史书的札记或感想；既有对师辈的回忆和怀念，又有对社会热门话题的直陈己见；还有若干篇什，以专业背景，谈论人口、移民和环境等世人瞩目的问题。全书不乏学术性，又接地气。内容精湛，视野开阔，历久弥新，广受欢迎。

天书、祥瑞一类把戏在中国史上并不少见，但像宋真宗这样亲自策划、制造的倒也不多。平心而论，真宗算不上是昏君或暴君。在对抗辽国入侵时他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寇准的意见，毕竟还亲征前线，比以后宋徽宗在金军进攻时望风而逃、宋钦宗一味求降要强得多。天书运动的真正导演是奸臣王钦若，他在辽军入侵时曾主张迁都金陵（今南京市），被遣往天雄军（今河北大名县）驻防后，在强敌面前只会紧闭城门，修斋诵经。他对敌国束手无策，侍奉皇帝、打击政敌却游刃有余，而真宗严重的虚荣心使他有了可乘之机。本来，澶渊之盟被视为宋朝的胜利，力主御驾亲征的宰相寇准在真宗心目中是大功臣。可是王钦若却大进谗言，说这是“以万乘之尊为城下之盟”，而寇准是将真宗当作赌博的“孤注”，不顾皇帝的死活为自己捞取名利。这一招果然有效，从此寇准圣宠日衰，不久被降职为地方官。自从听了王钦若的话，真宗将澶渊之盟视为奇耻大辱，却又没有挽回面子的办法，于是王钦若献计：“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封禅必须要有“天瑞”，但既然以往就有“以人力为之者”，那么只要真宗“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他还进一步让真宗“解放思想”：“陛下以为《河图》、《洛书》真有其事吗？无非是圣人利用神道设教罢了。”当真宗问直学士杜镐《河图》、《洛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这位饱学的老儒也如此回答。但真宗还怕宰相王旦会反对，让王钦若去做说服工作。在得知王旦愿意顺从的信息后，真宗亲自召王旦欢宴，散席时又特赐酒一樽，让他带回去与妻儿同享。王旦回家后发现，樽中装的竟全是贵重的珍珠，他明白了皇帝的真意，更不敢再有异议了。至此，王钦若的奸计得售，达到了排斥寇准和摆布真宗的双重目的。真宗在向全国臣民撒下了天书降临的弥天大谎后，就像染上毒瘾一样，再也无法自拔，只能按照王钦若的导演不断地表演下去。他既需要欺骗臣民，也需要欺骗自己。以万乘之尊，他绝不会有承认错误的勇气。相反，在王钦若之流制造的祥瑞遍全国、颂歌响天下的狂热中，真宗“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虚荣心似乎真的得到了满足，陶醉在虚幻的“大好形势”下。

其实，直接参与王钦若阴谋的人极为有限，多数大臣只有附和而已，但首相王旦的态度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真宗担心的是王旦的反对，实际要是王旦能与平时一样坚持正确立场的话，这场闹剧确实是演不成的。

王旦的出身、经历、能力、品行可以说是完美无瑕的。他出生在一个三代仕宦的家庭，父亲王祐是宋初名臣。王旦二十三岁进士及第，出任知县，仕途平稳，二十一年后升至参知政事，连续当政十八年。生前位极人臣，死后也备尽荣哀，以后还被配享真宗庙廷，所立碑上由仁宗御笔题为“全德元老”。

真宗亲征澶州时，留守开封的雍王元份得了急病，王旦奉命赶回代理留守。临行时他要求真宗召来寇准，并提出：“要是十天之内未得到捷报，我应该怎么办？”真宗沉默了好久，才说：“那就立太子为帝罢。”王旦敢于向皇帝提出如此敏感的问题，足见他的无私无畏。果然，他回首都后直接进驻皇城，严密封锁消息，直到欢迎真宗回京时，家人才惊奇地发现他居然是从城里出来的。

他深知寇准的忠直，尽管寇准一直在真宗前说他的坏话，他却总是赞扬寇准。真宗感到不解，王旦说：“我任宰相日久，政务上的缺漏必定很多，寇准对你一点不隐瞒，更说明他对陛下忠诚，所以我更器重量他。”寇准被罢相后，托人向王旦要求使相一职，王旦惊奇地说：“将相的职位岂能自己要求？我不接受私人请托。”寇准十分忿恨。不久任命下来，竟是有使相一职的，寇准向真宗谢恩，说都是陛下的恩德，真宗告诉他是王旦举荐的结果，寇准深感惭愧，慨叹自己远不如王旦。寇准到任后过生日时大摆宴席，平时也超标准地享受，被人告发，真宗大怒：“寇准什么事都学我的样，这还了得！”如果有人稍加发挥，这完全够得上大罪。王旦却不紧不慢地说：“寇准人倒是贤能的，可就是呆得没有办法。”真宗的气消了，也就不再追究。

而对王钦若这样的奸臣，王旦力劝真宗不要任命他为宰相。直到十年后王旦逝世，王钦若才如愿以偿。但他对王钦若也留有余地，当王钦若因与人在真宗面前争吵，引起真宗愤怒时，王旦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劝真宗按正常途径处理。虽然王旦不得不带头庆贺天书降临，但对那些借献祥瑞钻营的人却不屑一顾。当陈彭年通过副相向敏中送上一篇文章，王旦不看一眼就用纸封了。向敏中请他看一下，他说：“还不是想通过献祥瑞往上爬。”太监刘承规深受真宗宠幸，临死时请求封为节度使，真宗对王旦说：“要不他死不瞑目。”王旦却不为所动，反问道：“要是以后有人要当枢密使（国防部长），怎么办？”真宗只得作罢。

王旦家中经常宾客满堂，却从不接受私人请托。他了解了值得推荐的人后，总是秘密报告皇帝，即使被采纳后也从不声张。直到他死后史官修《真宗实录》，才从档案中发现很多官员都是他推荐的。谏议大夫张师德是新科状元，两次上王旦门都未见上，以为被人家说了坏话，托向敏中向王旦解释。当讨论任命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一职时，王旦说：“可惜呀！要不该是张师德的。”原来王旦一直在皇帝面前称赞张师德，但见张师德两次上门，很不以为然，说：“中了状元，本来就前程无量，应该耐心等待。要是大家都靠走门路，没有门路的人怎么办？”他不顾向敏中的一再请求，还是决定暂缓提升张师德，“聊以戒贪进，激薄俗也”。

王旦的政治技巧也可谓炉火纯青。他到兖州执行公务，太监周怀政同行，想找机会与他见面，他必定要等随从到全，穿上公服在办公室会见，谈完公事后就退场。以后周怀政因罪被杀，大家才佩服王旦的远见。一次发生蝗灾后，有人拾了死蝗虫报告真宗，真宗给大臣看了，第二天大臣们就带着死蝗虫要求在朝堂展览，然后率百官庆贺蝗灾的结束，只有王旦坚持不同意。过了几天各地上报，说飞蝗蔽天，真宗看着王旦说：“要是真让百官庆贺了，岂不让天下人笑话？”一个算命人因为对宫内的事说三道四被杀了，在抄他家时发现了大批官员向他问吉凶的信件。真宗大怒，要御史立案追查，王旦说：“这是人之常情，再说他们也没有谈公事，算不上犯罪。”真宗的气还不能平息，王旦就拿出自己问过卦的纸来说：“我年青微贱时也不免问过卦，一定要处罚，就将我送监狱罢。”真宗说：“此事已经揭露了，总得有个交代呀！”王旦说：“我作为宰相是要执国法的，岂能自己犯法？希望不要声张出去让别人抓把柄。”真宗碍着王旦的面子，答应让王旦处理。王旦回到办公处，立即将这些材料全部烧毁。果然真宗又改变主意，派人来取，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有关官员因此而逃避了一场灾难。

王旦敬重寡嫂，与弟弟王旭极其友爱，子女的婚姻不讲门第。平时生活俭朴，用的衣被都是极普通的。他从来不买田置宅，认为子孙应当自立，否则有了田宅，反使他们争夺出丑。真宗觉得他的住宅太差，要替他装修，他说这是先人的故居，不能改变。他对家人从不发怒，饮食不干净或不合口味，只是不吃，却不怪罪。家里人试他，故意在肉汤中放了点墨，他就只吃饭，说今天正好不想吃肉。下一次又在饭中放了些墨，他又说今天不爱吃饭，给我做些粥吧。

可见王旦完全够得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贤相，不愧为道德的典范。王旦顺从真宗，为伪造的天书圆谎，并不是识不破王钦若的阴谋，更不是贪图一樽美珠，而是不敢与“指示”对抗。他可以千方百计化解真宗的怒气，保护寇准和其他官员；也可以巧妙地抵制太监的非分要求，拖延执行皇帝随心所欲的决定；但一旦意识到已经无法改变皇帝的决心时，就再也没有勇气不表示顺从了。固然，我们可以指责王旦的私心，但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要求臣下揭露皇帝制造谎言实在是难乎其难，何况皇帝说的谎正是他本来就应该有的“天命”！

王旦为自己的失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此他只能一次次带头欢呼庆贺，一次次奉着伪造的“天书”主持各种大典。他的良心受到强烈的自责，常常闷闷不乐，临终时给儿子留下遗嘱：“我没有其他过错，只有不劝阻天书这件事，是赎不了的罪。死后要剃掉头发，穿上黑衣服（僧服）下葬。”他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逃脱不了历史的评判。但宋朝社会付出的代价更加沉重，可以想象，这样大规模的巡游、庆祝、祭祀、建筑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样狂热的运动又给社会留下了多少创伤？从这一角度，我们是无法为王旦开脱的。

比起王旦来，寇准的失足更不光彩。他受王钦若排挤后当了十三年的地方官，再也耐不得寂寞了。天禧三年（1019年），巡检朱能与太监周怀政勾结，谎称在乾祐山发现了天书。乾祐山就在寇准的辖境，他女婿王曙与周怀政关系密切，劝寇准与朱能合作，寇准就将天书降临的“喜讯”上报朝廷，因而得到真宗的好感。王钦若罢相后，寇准马上获得了代理宰相的任命。当时有人劝寇准：“你的上策是到达首都附近后坚决称病要求改任地方官，中策是入朝廷后就揭发乾祐山天书的骗局，下策是再当宰相，这会毁了你一生的声望。”但挡不住宰相的诱惑，寇准将宝押给了朱能和周怀政。一年后，寇准受丁谓陷害罢相。一个月后，周怀政在权力斗争中被杀，丁谓与皇后揭发了朱能伪造天书事件，寇准被贬相州（今河南安阳市）。接着，朱能拒捕后自杀，寇准又被贬到道州（今湖南道县），真宗死后更被贬到了雷州（今广东海康县），一年多后死于当地。本来，受丁谓这样的奸臣排斥会受到舆论的同情，但与朱能伪造天书联系起来就成了寇准洗不清的污点。或许有人要为寇准辩护：上报天书无非是随大流，目的是复出，以便重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只要目的高尚，手段不妨卑鄙。我不想对寇准的政治伦理作出价值评判，但试问，要是他不与朱能之类划清界限，政治上还能有什么作为？他复出后一年就再次下台，不是很好的证明吗？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1965年成为中学教师，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师从谭其骧教授。获得历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留校工作。1996-2007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2007-2014年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统一与分裂》《中国移民史》《往事与近事》《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