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生活中的一切关系
在萨姆特要塞燃起烽火、南北方武装冲突爆发一年后，弗吉尼亚州弗兰特罗亚尔的露西巴克在她的日记中写到：“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内战将用一个新南方取代旧南方，用自由取代奴隶制，用贫困取代财富。战争促使政府、经济和社会转型，也因此挑战了个人身份的根基。
战前南方白人男性和女性对自我身份的定义和理解总是离不开以下范畴：首先是种族，用以区分束缚和自由、优等和劣等。其次是性别，用以区分独立与依赖、家长与从属。*后是阶级，在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美国，阶级之别在南方社会中更加微妙、更加隐匿，但是在财富、权力、教育和品味的差异中，在荣耀和教养的归属中，阶级依然清晰可见。当然，南方白人也承认其他的身份；他们可以是长老会教徒、浸礼宗教徒、卫理公会派教徒，或者是路易斯安那州人、弗吉尼亚人、南卡罗莱纳人，或者是辉格党、民主党。但是，与旧南方在种族、性别、阶级方面的等级差异相比，这些身份区别都不显著，对社会或个人也不具有根本性意义。南方人在定义自己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先想到黑或白、男或女，因为这些属性不仅定义身份，也决定生活选择和追求。在南方白人心目中，种族和性别是生理上的区分。相比之下，阶级差异并非像生理差异一样一成不变。但也正由于这种流动性，人们不得不格外关注社会地位及其改变，因为阶级身份需要不断地维护和声明。种族、阶层和性别上的差异体现在人们的肤色、衣着、发型、语言以及既定行为上，它们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权力的首要决定因素，又是自我定义的基础。
随着女权倡导者开始挑战传统的性别观念，北方开始重新审视关于性别的设定。这一行动至少比南方提早了一代人的时间。相比之下，1861年以前，方兴未艾的19世纪女权运动在南方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南方大众对于女性的理解还停留在生物学范畴，因此女性角色显得理所当然、不可改变。在很多南方捍卫者眼里，这种对比本身即证明了南方文化的优越性——北方的生活方式之中隐藏着危险的苗头。区域辩护者和奴隶制度支持者乔治菲茨休在1854年警告道，女人在“自由社会中的处境，每况愈下”，“这是有问题的”。菲茨休担心，北方的民主化、废奴主义和女权主义，是对等级制度的一种挑战，*终必然会颠覆婚姻制度。他宣称，“北方诸州的人们认为家庭奴隶制是不正义的、邪恶的，他们一直在努力更改或者废除婚姻关系。”面对北方正在进行的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菲茨休代表他的地区断言道，“女性只拥有一种权利，那便是受保护的权利。享受受保护之权利，即有服从之义务。丈夫、贵族兼主人……大自然为每个女人都安排好了。”他还补充了一句，就像大自然为每个奴隶都安排好了主人一样。
内战撼动了整个南方社会，推翻了奴隶制，削弱了种植园主的财力和政治权力，自然也会威胁并改变这三个相互交织的等级关系。这种社会变革导致了当时一份报纸所称的“蜂拥逃离家长关系”的热潮，而此前白人男性正是凭借这种“家长关系”一直牢牢地占据着社会金字塔的塔尖。但是，与社会权力的显性变动相比，定义并体现这一统治地位的那些范畴本身所受到的挑战也同样重要。当白色不再是全部，而仅仅是自由*的颜色，那它又意味着什么呢？当男性一败涂地、穷困潦倒，再也无力反击；当男性无法保障生活、保证安全，那“男性”这个词又意味着什么呢？当依赖和无助的想法本身都成了无法承受的，“女性”这个词又会包含什么意义呢？1864年7月，有人写信给《蒙哥马利广告日报》：“我们在经历一场大革命”，“社会就像波涛起伏的海洋：所有关系都被打乱了，所有人都孤立无援。战争的剧变不仅引起了社会混乱，也导致了概念和情感上的错位，迫使南方人重新思考身份背后*根本的理念，以及决定他们在世界上地位的内在逻辑。”
内战在我们国家历史和意识中占据独特的重要地位。它促使人们去探讨、辩论自由的含义及其对白人和黑人的不同意义。这是我们美国人长期关注的问题，也是美国宪法沿革中的核心主题。近年来，史学家对于个人层面的转型更加关注。他们仔细考察南方黑人如何要求和定义自由，如何采取行动促成其自我解放。然而，关于战争的学术和通俗作品虽多，却鲜有作品关注战争如何打乱人们的性别预设，并产生持久影响。这本书意欲通过探寻内战对女性群体的意义来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这是南方邦联中一个享有特权、受过教育、拥有奴隶的群体，她们能言善辩、长于自省，她们的日记、信件和回忆录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了解她们经历和内心的独特窗口。
战争通常是为了改变现状。但内战不同于其他战争，其爆发的背景和目的都使其在美国历史上产生了不可比拟的影响。内战参战人数和伤亡人数之多都是*的，开启了战争史上的新纪元。独立战争中，在役的美国人从未超过三万，而内战中的人数接近一百万，死亡人数超过六十万。几乎所有冲突和破坏都发生在南方土地上。战争对南方带来的影响、对人力和资源的高度调动、南方作为战争后方重要性的凸显、战争后方和前线的频繁转换，这一切都使邦联女性亲历内战并获得重要经历。除了邦联边境偶有特例之外，北方妇女没有受到战争的蹂躏，没有被要求为战争做出重要贡献，也没有遭受南方人在邦联经济削弱的那种物质匮乏的困境。
内战挑战了南方独特的种族等级制度，因而也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传统的女性概念。从冲突一开始，南方白人即对性别的含义进行了*的探寻。他们先让女人为家庭和国家的生存负担起*的责任，然后又像米利奇维尔《邦联同盟报》那样，担心这些变化很有可能导致“女性失去性别特征”。一开始，战争被视为男人光荣且独占的领域，这一看法加剧了男性和女性的传统分歧，但很快就引发了关于性别范畴和身份认同的广泛的不确定性。正如一个德克萨斯州女性所说，女人逐渐发现自己可以“试着去做男人的事”，养家糊口并且管理奴隶。面对战争带来的需求和意外的恐慌，必须开始修正长久以来对女性的定义。对南方来说，战争引发了传统女性身份的瓦解。用《蒙哥马利广告日报》记者的话来说，这种改变如同“地震、旋风和风暴”一般突如其来、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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