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 历史学堂 [日]仲正昌树 著 暴凤明 译 二战反思 战争责任 国家道歉 战后日本 德国 上海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战争责任和国家道歉的问题，日德两国国内与邻国之间都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冲突和争议。而在战争结束八十年之后的今天回看，德国反思历史的态度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赏，日本却仍不时陷入历史问题的舆论纷争。二者之间为何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

作为出生于战后日本的德国思想史研究者，作者在本书中尝试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呈现出这一问题的方方面面。尽管德国和日本的战后思想看似相似，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这既因为两国在近现代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上的不同，也受到战后国际格局的影响。作者从战胜国对二者的定罪处置、对战争责任理解、战后国家形态、战后两国所处的地域性周边环境等的不同入手，尤其侧重介绍两国知识分子思想以及其对国民影响力度的差异，为我们理解日德两国历史问题态度差异提供了全面而深刻的视角。作者也希望日本社会能在了解这些历史脉络差异的基础上，更多向德国学习和借鉴，以解决与东亚邻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仲正昌树

1963年生于日本广岛。东京大学大学院地域文化学博士，现为金泽大学法学类教授。专攻社会思想史、比较文学史。著作有《货币空间》《后现代的左回旋》《“隐藏之神”的痕迹》《“法”与“法外之物”》《法的共同体》《历史与正义》《“不自由”论》等。

中文版序 李雪涛

序言  两种“战后”

第一章  两种“战争责任”

“国际军事审判”是骗局吗？

背负“违反人道罪”的德国

国家的责任与个人的责任

一亿总忏悔

受害者？加害者？

“普通的德国人”的加害者属性

第二章 关于“国家形态”

“国家形态”是否发生了变化

被割裂的“国家形态”

通向民族主义的“特殊道路”

日本的“特殊道路”

“历史学家之争”与身份认同

“宪法爱国主义”和“护宪和平”

后传统身份认同

不可能成为代理战争的“教科书问题”

“战败后论”的“扭曲”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实践”

作为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

在日本“一切皆马克思主义”

文明与野蛮的连锁

“哲学”陷入“理性”的陷阱

丸山真男式的视点

1968年革命与分裂的左翼思想

沟通的理性与共同幻想

第四章 “后现代主义”的状况

后现代主义的引入与批判性智慧

德国的后现代主义

批判理论的“原点”？

在日本传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新学院派的表演

媒体理论与“知识分子”的黄昏

普遍性与故事之间

结语

德国与日本 与战后思想相关的主要事件

第一章 两种“战争责任”

 “国际军事审判”是骗局吗？

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面临追究“战争责任”的最初契机是联合国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基于纽伦堡和东京的两个国际军事审判，这两个国家的“战争罪行”受到审判，战争罪犯受到“惩罚”，这是在传统国际法和国际政治领域中无法想象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毋庸置疑，如果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内违反了该国制定的“法律”，那么就会受到该国基于“法律”的制裁措施。反过来说，可以将“国家”视为一种权力体系（即“主权”），用来确保该国国民以及在其领土内活动的人们遵守“法律”。

然而，在国际关系或国家间关系中，不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超国家主权”或“超主权”的绝对权力，在超越国家主权的层面上，强制各个国家遵守国际法（各种条约、协议或国际惯例等）。此外，就国内法而言，如果存在对其解释方式的争议，法院将裁定“正确的解释”方式，但在国际法领域，没有拥有绝对权威的、作为最终上诉级别的法院。联合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这种角色，但实际上联合国既没有实际的强制执行力，也没有法律权威。此外，战后初期的“联合国”只不过是“United Nations”的字面意思，即与德国、日本等轴心国作战的“诸国民联合”（即“同盟国”），并没有超越国家主权的权威。

当然，在不存在绝对主权的国际关系中，当发生争端时，特别是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没有最终裁决哪方是“正确”的权威。在战争的胜败实际上已经确定之后，战败方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赔偿（reparation）”来解决纷争。虽然看似是战败方的错，但这并不是通过法律辩论审判的结果，而只是事后对“胜者为王”的正当化。这与国家根据刑法或民法来判断谁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解决”国内纷争的方式根本不同。

像那样，尽管之前并不存在超国家的最终上诉级别的法院，但联合国方面还是设立了“法庭”，试图以类似国内刑事案件的方式，在法律上审判德国和日本与战争有关的行为。联合国方面设立这个国际军事法庭，并不是为了能够以任意的标准对战败者进行审判装门面，而是确认这个法庭是基于（应该存在的）超越国家主权而存在的普遍“法律”。为此，他们在法庭开庭前事先制定了“法庭宪章”，规定了将要审判的犯罪行为和审判程序等。

的确，仔细想想，在几乎可以确定被告“有罪”之后，为了追认其“有罪”而事后制定法庭审判规则的做法似乎是有些奇怪的。现代刑法的原则是不应该基于事件发生后制定的法律来判罚定罪（即“禁止事后法”）。然而，国际军事法庭这个突然登场的存在，显然与这一原则相矛盾，因为在它出现之前并没有绝对的法律标准存在。日本的超保守派人士经常提出“东京审判并不是基于普遍的法律原则，而是由战胜国强行施加的虚构”，这一主张的依据便在于此。我也认为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无论对方多么残忍，根据事后制定的法律依据来判定其“有罪”恐怕是不太公平。

然而，如果一味坚持认为“基于实力至上、胜者为王的逻辑强行制定的法律是不合理的，不能被接受”，那么现存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家主权和法律体系，虽然程度不同，但基本上都是由强势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创造出来的，因此“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成为一种不合理。

事实上，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是由明治维新的胜利者们随意制定的，并不是通过全体“国民”的自愿“同意”形成的。就算是美国这样的共和制国家，独立宣言发布时是否真正所有“国民”都独立自主地协商同意也是无法确认的。事后被迫“同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事实上，认为在宪法（constitution）确立“国家形态（constitution）”之前就存在构成国家的“国民”，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任何“法律”在最初设立时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暴力”性的强制，关于这一哲学问题，拙作《法的共同体》（御茶水书房，2002年）的一章曾有所讨论，如果想深入了解，请参考该书。总之，如果一味坚持“强者胜利就是骗局”的逻辑，就会导致连本国已有的法律体系都被否定。这对右翼来说应该是得不偿失的。

我基本的看法如下：

由于胜利者事后制定“法律”的做法终归是不公平的，所以应该尽可能避免。但是，实际上，当谁也不曾预料到的大问题出现在“法律”真空状态下，“错误在哪里”，对此“谁应该负责”等问题不能确定的话，事态将无法得到控制。如果这一点十分明确的话，我认为事后重新构建适用于这种情况的“法律”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赢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得不允许的。尽管“法律”的创立方式本身可能是不公平的，但这与处于完全的无法状态下，强者纯粹通过暴力直接强制推行自己的意志相比，还是要好很多的。通过这种方式，赢家制定的“法律”是真的能带来和平，还是会引发新的争端，是无法立即知晓的。恐怕只能花时间来观察它所产生的效果。

我个人认为，迄今为止，联合国针对日本和德国事后制定的“法律”在两国，以及之后几个国家的“民主化”和“政治稳定”方面发挥了直接或间接的积极作用。当然，原本应该是这一“法律”制定中心的美国却时常做出违背它的行为，并且最近这种情况变得尤为明显，这是另一个问题。

在左翼人士中，有些特别短视的人经常强调，“在伊拉克战争等事件中，美国无视了自己制定的国际法规则，所以那些东西是无效的骗局”，但是按照这个逻辑来想，如果执政党的政治家、高级官员等当权者若无其事地违反了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那这些法律就变得无效，法治就会荡然无存。仅仅因为规则是强者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制定的，便全然无视其在现实中带来的“一定的积极效果”，进而企图全面否定那些规则的做法恰恰与超保守派指责东京审判是一种欺骗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

在日本，鲜明对立的反美左翼和超保守派常常会通过这种（非现实主义的）完美主义的辩论达到“几乎一致的结论”。这正是二元对立的情况。正如稍后所述，德国也常常出现以反美为核心的左右两派达成“共同步调”的现象，但德国的知识分子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国家所处的立场，而且在历史上，例如在一战战败之后，他们已经经历了类似模式的深刻讨论，因此我认为他们的讨论不会像日本那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