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传 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丛书 16开平装 本书为《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丛书》之一种 字弱侯 号漪园澹 明代著名学者,

书名：焦竑传

从书名：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丛书

著译者：罗晓翔

开本：特16开，170*240（图书尺寸），718*1005（原纸尺寸）

页码数:120

装帧:西式平装

ISBN号:978-7-5506-3071-0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定价:68

本书为《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丛书》之一种。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澹园，生于江宁（今南京），明代著名学者，著作甚丰，著有《澹园集》《焦氏笔 乘》《焦氏类林》《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老子翼》《庄子翼》等。

罗晓翔，美国杜克大学历史系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副教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明代南京城市社会与城市性研究”“明清江南城市记忆与都市心态研 究”等多项。

目录

引言状元焦竑与晚明南京…………………………………………………001

第一章家庭背景………………………………………………………………001

第二章入仕之前………………………………………………………………015

第三章宦海十年………………………………………………………………031

第四章优游林下………………………………………………………………050

第五章学术成就………………………………………………………………067

结语历史洪流中的个人与家族……………………………………………085

参考文献…………………………………………………………………………090

附录明代的南京……………………………………………………………093

南京古称金陵、建邺、建康等，是素负盛名的“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与北京、西安、洛阳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南京在历史文化上的独特性，体现在曾多次承担过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复兴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使命。在历史文化的视野下，把南京置于国家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探寻这座城市对于中华文明所起到的作用，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座城市像南京这样，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500多年的建城史，450年的建都史，使得南京在历朝历代都涌现出许许多多为中华数千年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他们广泛地活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科技、曲艺等方面。在这些“立德、立功、立言”的杰出人物的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标记，印证着历史人文精神的深邃。虽然这些历史身影已随着逝去的时代而远去，但他们留下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印记，作为后来者追慕先贤、思索人生、承继前行的路标，仍然是南京乃至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历史文化脉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加快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

2014年初夏，南京市政府根据“十二五”规划文化建设中提出的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出于充分挖掘、利用南京在历史名人资源方面的优势，彰显南京独特的历史名人文化，进而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目的，要求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及其下属单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南京历史文化名人展示工作的实施方案。

客观、科学地界定南京历史文化名人，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系统梳理罗列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成立的南京市博物总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具体承担了起草《南京历史文化名人展示工作实施方案》的工作，在经过了近一个月披沙拣金般的梳理与遴选后，研究所的同志们按时交出了一份包括近400位待选的南京历史文化名人小传的征求意见稿。此后，在南京市委、市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下，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就如何实施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的弘扬与展示工作认真调研，反复斟酌，并召开了多次由市领导与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博物院等专家学者参加的专题论证会，最终在集思广益达成的共识的基础上，甄选出首批共79位在南京乃至国内外都有一定历史地位、在彰显南京历史文化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南京历史文化名人，并确定了在深入挖掘其内涵的基础上，采用雕塑创作、遗址与博物馆建设、遗迹修缮、深度挖掘出版、文艺创作等5种向全社会推介展示这些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的方式。

这其中的深度挖掘出版方式，指的是在采撷、整理文献史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以南京历史文化名人为系列的名人传记或故事，适用于那些历史文献和地方志书中虽有明确记载，对南京历史文化发展也有较大影响，但其相关遗迹、遗存尚不确定的南京历史文化名人，藉以系统地呈现南京历史文化，进一步增强南京文化软实力与综合竞争力。采用深度挖掘出版方式予以宣传推介的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的人选，包括三国时期的书法家皇象、佛经翻译家支谦，东晋时期的道教学者葛洪、美术家戴逵、名僧暨佛经翻译家法显，南朝刘宋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史学家范晔、文学家刘义庆，南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画家陆探微、诗人谢朓、美术评论家谢赫，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批评家钟嵘，唐代诗人王昌龄，明代文学家宋濂、学者焦竑、书法篆刻家文彭，明末清初的竹刻艺人濮仲谦，清代文学家方苞，近代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共计20人。该项工作由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负责。

考虑到社会影响并兼顾大多数人的接受程度，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与南京市博物总馆的主要领导认为《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丛书》的编撰和出版工作应尽可能达到如下几点要求。一是实事求是，科学取舍。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收集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求内容的史料性、思想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对涉及政治、民族、宗教等重大敏感问题，在史料取舍与叙述上，谨慎科学处理。二是主题突出，详略得当。在具体的文字内容上，应包括上述各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平事迹、主要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尽可能将每个人物的成就及其与南京之间的关系或联系，在书中予以浓墨重彩地展示。三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丛书的篇幅不宜过长，避免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编撰行文应言之有物，但在行文中仍然务需严谨、规范，所使用的材料要求有来源、有依据，注重和突出面向大众的宣传、推介效果，争取较强的可读性，力求做到雅俗共赏。四是图文并茂，引人入胜。作为一部介绍历史名人的图书，在诸方面要凸显其文化特点和艺术魅力，每本书宜在行文中都配附一定数量、与书籍内容相关的图片，做到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这样一套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性质的读物，自然不宜高头讲章般的满是庙堂之气，但学术层面的严谨和求实，也都必须遵循而丝毫马虎不得，因而对于编写工作的要求其实是相当高的，所以寻找合适的作者自然也就成了让人头疼不已的事。在这一方面，南京市博物总馆下辖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我们编纂这套《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丛书》不仅仅是为了让来者见贤思齐，心追范式，更主要是为了让后人通过读史而能自省，深入发掘、总结、提炼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优秀精神，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转变为现实中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东西，从而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尽一份绵薄之力。

鉴于《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丛书》所涉部分历史人物可资参阅的史料极其有限，加之编写时间匆促，本书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在此诚恳希望专家读者多加指教，以便有机会再作修改与补充。

2018年3月

第一章家庭背景

焦竑出身于明代南京的一个军户家庭，先世为山东日照人，明初隶南京旗手卫籍，从此定居南京。卫所军户是明代南京城市居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在都城内外安扎四十九卫、二所，正军人数曾高达二十万。四十九卫之中，有亲军卫十七，旗手卫即为其中之一，其地位大约仅次于锦衣卫，主要驻扎在城东皇城周边。隶籍于各卫所的军人来自不同地区，可谓五方杂处。这些军人移居南京后，组建家庭、生子繁衍，逐渐由移民变为土著。永乐迁都后，南京卫所规模有所下降，但建置并未改变，并一直延续至明末。

至于焦氏，由山东日照迁往金陵，则源于焦源从军。元末朱元璋起兵后，常遇春于至正十五年（1355）归附，而焦源为常遇春部下。焦家的这位先祖，后以军功封诏信校尉。校尉即卫士，只是一个低品级的虚职。焦源子名焦朔，成年之后亦从军效力，并因作战勇猛而受到朱元璋的赏识。焦竑曾作一首七律，题为《白沟河》：“风烟莽莽白沟河，欲问奇功迹已磨。芦荻几家今若此，貔貅万灶夙曾过。承家我愧桓荣祖，破虏谁还马伏波。钟鼎空存人自远，耳孙无那泪滂沱。”在这首诗的题记中， 焦竑写道：“四世祖从大将军破胡于此，高皇帝亲为改名，进秩上都尉，语具家乘中。” 

“家乘”即家谱，可见焦氏家谱中对这段祖先事迹有较为详细的记述，然而如今家谱已不可寻。所幸晚明南京人周晖在《续金陵琐事》中提到了这段“天子改名”的轶事。周晖曾为焦竑弟子，他对此事的了解当源于焦竑。据载，明太祖朱元璋为亲近大臣改名，在当时被视为异典。某日，太祖亲临奉天门，召旗手卫千户焦朔，赐名为庸，“此更是恩典之异也”。这段历史也被记载在旗手卫黄册之首。焦朔不仅得到天子赐名，而且“进秩上都尉”。上都尉是古代的一种官号，从品秩上说是五品官，对应到明代武职，就是千户。当时卫所军官共分为三级，分别是指挥、千户、百户，皆为世袭。而千户又分正副，明初规定各卫所设正千户一员，正五品，副千户二员，从五品。焦庸得到的职位，应当是从五品的副千户。这比其父焦源的“校尉”地位已经提高很多。可以说，焦源、焦庸两代人以武功起家，奠定了金陵焦氏一支的基础。

焦庸去世后，子焦武袭职；焦武去世后，子焦昱袭职。焦昱生子焦文杰，字世英，即焦竑之父。

焦文杰是焦氏迁居金陵的第四代，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卒于万历十二年（1584），享年八十二。三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焦文杰或依祖父母或伯父母长大。多年之后，焦竑成为状元，并与日照焦氏宗族取得了联系。他在给日照宗人的书信中回忆了父亲年幼时的艰辛生活，称正德、嘉靖之际，由于饥馑、瘟疫相继爆发，金陵焦氏一门凋谢，只剩焦文杰一人。当时焦文杰年幼孤立，不能赴日照省祭于宗族祠堂、墓地，从此便与山东焦氏断了联系。每念及此，一家人都相当羞愧。

焦竑的祖父辈死于饥疫，以及其父年幼时的困窘，都体现出这个军户家庭捉襟见肘的生存状态。那么，一个卫所副千户的薪俸到底有多少呢？按照当时的制度，从五品官员每月俸粮十四石，每年共一百六十八石。尽管看起来不少，但这只是个账面数字。实际上，明代文武官员的俸粮是由本色米、折银米、折绢米、折布米、折钞米等不同项目构成。就焦家而言，在每年一百六十八石的俸粮总额中，本色米只有十二石。另有约五十石为折钞米，折算成大明宝钞约一千贯。宝钞发行于洪武时期，但很快就由于滥发而导致贬值。明代中期以后，宝钞已没有实际使用价值，几乎与废纸无异。除本色米、折钞米之外，剩余的一百余石则为折银、折绢、折布米，通共计算，折银约三十八两。因此，一个副千户的实际收入，只有每月一石多仓米与三两左右白银。

然而焦文杰在父亲去世后，却不能立即袭职并领取薪俸。明初规定，卫所武职袭替，必须先经过骑射比试，初试年龄为二十岁，中试后方可食俸，相关程序由兵部掌管。因此在焦文杰真正成为副千户之前，家庭生活更为贫困。他与寡母相依为命，仅仅能够糊口而已。到了嘉靖元年（1522），焦文杰年满二十，可以去兵部参加比试了，但前往北京的旅费却成了难题。这样的情况在明代南京军户家庭中并不鲜见。周晖在《金陵琐事》中就对武职袭替的不合理有过议论。为了筹集旅费，多数人家都要借贷，再用袭职后获得的俸粮来偿还。最后，数年之内的俸粮收入都落入放贷者的腰包，而军职之家一无所得。还有些人家借贷无门，甚至终身不得袭替。曾有地方官绅一再提议，南京武职袭替事宜可改由南京兵部掌管，这样就省去了往返南北两京的辛劳与费用。但实际情况却一直未能有所改观。日后焦竑为官时，也曾向兵部官员作此建言。作为一个副千户的后代，他对武职家庭的辛酸了解最深。

那么焦文杰最终是如何前往北京，完成袭替手续的呢？根据汪道昆（1524—1593）为其撰写的墓志铭，“大司寇周公具知人鉴，心壮之，授资以行，乃始得袭”（《明故武毅将军飞骑尉焦公墓志铭》）。“大司寇”指刑部尚书。根据明代南京刑部尚书年表，“周公”当为周伦。周伦，字伯明，苏州府昆山人，嘉靖四年（1525）由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改任南京，五年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六年升南京工部右侍郎，本年改兵部右侍郎，七年升兵部左侍郎，本年升南京刑部尚书，任至嘉靖十二年。由于周伦自嘉靖五年之后才任官南京，如果汪道昆的记载准确，焦文杰获得资助前往北京也不会早

于此时。也就是说，他完成袭替时，已年过二十五岁了。

在副千户这个职位上，焦文杰是尽职尽责的。据汪道昆所记：“故事，卫士以部卒戍钟鼓楼，保章以其徒属主漏刻，籍名而已，亡复谁何。公当戍，则以九鼎重地，声教系焉，藉令坐视陵夷，其何以耸观听？辄移文将作，葺而一新。部卒失伍，则以军法行罚，保章从属概毋贷。”（《明故武毅将军飞骑尉焦公墓志铭》）可见当时南京作为留都，尽管仍有钟鼓楼之戍卫以及钦天监人员掌管漏刻，但都是敷衍了事，有名无实。甚至连钟鼓楼圮坏失修，也无人问津。焦文杰却以“九鼎重地，声教系焉”，题请南京工部修葺钟鼓楼。对于玩忽职守的军士，则加以惩处，甚至对钦天监掌管漏刻之人员，也不纵容姑息。

焦文杰经历的另一大政治风波，是嘉靖三十九年发生的南京振武营兵变。振武营是在嘉靖倭乱局势最为紧张时，为加强南京周边防御力量而新建的军营，招募的士兵大多来自浙江。此前在嘉靖三十四年，有一小伙倭寇从浙江绍兴上虞登岸，一路洗劫浙、苏、皖三省，直逼南京城下。史载南京官兵遭遇的倭寇只有七十二人，结果双方对阵两天，明军方面死指挥二人、军士八九百，而倭寇七十二人虽然攻城不下，但却不伤一人，全身而退。此后在南京设立振武营，实属亡羊补牢，并未发挥作用。而倭警平息之后，振武营却不能解散，户部的军粮支出又平添许多。这就为此后的兵变埋下导火索。

嘉靖三十八年，江南遭荒，粮食歉收，市场上粮价大涨，米价涨至每石白银八钱。前文提到，卫所军士的月粮中，包含了本色米与折银米。其中折银米的折算比例，是每石算银四钱，远低于市场米价。马坤为南京户部尚书时，又奏减折色银，军中怨声载道。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由于市场米价大涨，而军中发饷仍按照成例折算，二者差距更大，军士不满情绪愈发积聚。当时有人向户部提议恢复到每石折银四钱的旧额，也未有官员理会。加上户部侍郎黄懋官生性苛刻，各卫所军士领月粮时，一定要严查人数，发放月粮又拖延日期，终于导致哗变。军士先将黄侍郎的官府围住。黄某逃脱不及，被士兵抓住，当场殴死，其尸体被悬于大中桥牌坊上。军士们犹未解恨，一齐向黄懋官的尸身射箭发泄。次日，士兵们来到内守备厅，与守备及兵部官员谈判。兵部侍郎李遂说：“昨天的事我亲眼见到了，黄侍郎是在逃跑时翻墙摔死的，但是你们不应该侮辱他的尸体。” 这就意味着，兵部不会追究军士杀死黄懋官一事。另外，李遂又向士兵们承诺，在向朝廷汇报此事时不用“叛”字，以免后者被定罪为叛军，他们提出的月粮原额等问题也一并得到解决。最后，户部又拿出四万两白银分给众人，一场大乱才得以平息。

此次南京振武营兵变震动朝野。作为旗手卫副千户，焦文杰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旗手卫的驻地就在城东，正是爆发兵变的核心地区。当时各卫所闻风而动，从者如流。而焦文杰却拼尽全力管束住自己麾下的兵士。他手按宝剑，对兵士们说：“国家养兵二百年，对尔曹不薄，现在却发生了兵变逆反之事。如果你们不听劝说而任意妄为，我必以这三尺之躯与他拼命。”就这样，焦文杰成功弹压住了手下士兵。

尽管焦文杰对朝廷忠心耿耿，为官兢兢业业，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武职人员终究是没有前途的，祖辈挣得的副千户一职，根本无法提高家族地位。中国古代一向重文轻武，朝政基本由文官把持。有明一代，武官的地位也不断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兵部在袭替事宜上管理日渐松散，导致武职人员的数量不断增长。明初规定，各卫所设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二员。照此计算，南京四十九卫，共有正副千户一百四十七员。然而到了明末，仅旗手卫一卫，即有千户三十五人。在武官整体地位不高的情况下，群体规模的扩大只会导致其社会与经济地位的继续恶化。焦氏要想提高家族地位，惟有选择科举入仕这条道路。这一转型，就体现在焦文杰的下一代身上。

焦文杰共育有四子，长子焦瑞，次子焦靖，三子焦竑，四子焦晳。另有一女，后嫁给魏某，焦竑称其为“魏氏姊”。在焦文杰安排下，长子焦瑞最先走上了业儒之路。尽管焦瑞最终未能取得功名，但由于他学行卓著，地方史料中对其人其事多有记载。可以说，焦瑞为焦氏家族的身份转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焦瑞，字伯贤，号镜川，幼习举业，聪慧勤奋，弱冠即入应天府学。成年后，以教书授徒自给。周晖称其“为人清正，动以古道自律。家虽甚贫，容貌词气，不见一毫贫窘之状。藉受徒为生计，然来请业者，既较其旷日旷月之殊，又视其讲解文词之进益，有终岁不受一钱者。门人虽众，束脩自少。家以屡空告，先生不恤也。其克志励行，苦于安贫，类如此”①。顾起元也赞其能持“师道”，“方严端正， 不为苟合。课艺勉德，彬彬有条。经书性鉴，岁必一周。优劣劝惩，肃如朝典。以故士游其门，文行皆有可观。主人尊敬之如神明，少不合辄拂衣去”②。

焦瑞的一个特殊学生，就是弟弟焦竑。当焦竑开蒙之时，焦文杰即让焦瑞为其督课，且教导二人道：“当室之教，父为政，介弟之教，兄为政，故人乐有贤父兄。”（《明故武毅将军飞骑尉焦公墓志铭》）因此在兄弟之间，焦竑与长兄的关系尤为密切，在人格上受其影响也极大。可以说，焦瑞为弟弟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的确称得上“贤兄”。

焦瑞成家后，住在城北国子监旁边。当时与他交往最密切的，是李逢阳与黄尚质。他们三人比邻而居，每日谈论学问、过往交游，亲密无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