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与明清文学论稿 安徽大学文学院文典学术论丛 16开精装 本书所收论文主要是作者关于明清文学研究的心得 探讨的是明清文

书名：徽学与明清文学论稿

从书名：安徽大学文学院文典学术论丛

著译者:耿传友

开本:16

页码数:392

装帧:西式平装

ISBN号:978-7-5506-3092-5

出版时间:20191201

定价:128

本书所收论文主要是作者关于明清文学研究的心得，主要探讨的是明清文学史的某些具体问题或理论问题，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徽学与明清文学的交叉研究；二是一些重要作家作 品的实证研究；三是王彦泓文学史意义的揭示及相关文献研究。

耿传友，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致力于明清文学以及安徽地域文化研究。

目录

总序……………………………………………………………吴怀东1 

序…………………………………………………………………朱万曙1 

视域的偏离和重合

———徽学与中国文学关系论略……………………………………… 1 

论明清徽商传记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 20 

明代徽州文人结社综论………………………………………………… 37 

汪道昆与明代隆庆、万历间的诗坛……………………………………… 58 

《儒林外史》原貌新探…………………………………………………… 76 

《儒林外史》原貌再探

———兼答李鹏飞先生……………………………………………… 93 

《随园轶事》真伪考……………………………………………………… 112

 关于《随园集外诗》的真伪问题………………………………………… 132

 再谈《随园集外诗》的真伪问题

———兼答王英志先生……………………………………………… 150

 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并非篡窃的文学经典

———与潘承玉先生商榷…………………………………………… 174 

《全明词》订补六则……………………………………………………… 186 

王次回:一个被文学史遗忘的重要诗人……………………………… 195 

王彦泓《疑雨集》成书及版本考述……………………………………… 210 

王彦泓《疑雨集》窜入的伪作、编年及其他问题……………………… 218 

王次回《疑云集》辨伪…………………………………………………… 238 

族谱中所见王次回家世资料…………………………………………… 251 

论晚清民国王次回诗歌的流行………………………………………… 258 

“造就香奁一代才” 

———读国学萃编社刊行的《疑雨集题辞》………………………… 286 

“俱非才子不能道” 

———《才子牡丹亭》批评视野下的《疑雨集》与《牡丹亭》………… 304 

艳诗该如何对待

———由袁枚、沈德潜之争谈中国艳诗的历史命运……………… 318 

王彦泓诗论

———兼及文学史研究的观念问题………………………………… 337 

家谱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价值

———以《三旌义门王氏族谱》为例………………………………… 368 

后记…………………………………………………………………… 373 

吴怀东

这套丛书是安徽大学文学院一批在岗教授各自的专题论文集,内容涵盖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学科,是诸位专家多年研究心血的沉淀,其学术质量、学术贡献都得到各自学术领域同行专家的认可,对此读者自有公论,无需辞费。我们集中推出,既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对我们这个团队多年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的一个小结,在此我们郑重感谢诸位专家的辛苦劳动,感谢凤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这套丛书以刘文典先生的名讳命名,至关这套丛书的撰述动机乃至我们学院的学术追求,值得郑重说明。

如果将民国时期建立于当时安徽省会安庆的安徽大学算作1958 年重建于今天省会合肥的安徽大学的前身,安徽大学的校史已近百年。出生于合肥的刘文典与安徽大学及安徽大学文学院有着深刻的渊源:早在1927 年,刘文典就受邀主持安徽大学的筹建工作;1928 年,安徽大学正式成立并招生,刘文典任预科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并实际主持校政。刘文典主政安徽大学,是安徽大学的荣幸和精彩开始,而刘文典主政文学院,更给文学院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崇高的起点和正确的方向。

刘文典,原名文聪,字叔雅。原籍安徽怀宁,1889 年出生于合肥。1906 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为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所欣赏。1907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 年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爆发后, 他于1912 年回国,在上海于右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1913 年再度赴日本,1914 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孙中山先生秘书。1916 年,刘文典回国,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1923 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后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撰写了《三余札记》。1927 年参与筹建安徽大学;1928 年11 月,安徽发生学潮,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回到北京,就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1939 年,刘文典完成《庄子补正》、《说苑斠补》等著述,著名学者陈寅恪为《庄子补正》作序, 云:“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 抗战期间,刘文典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抗战结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云南大学任教,直至1958 年因遭批斗而突发急症,病逝于昆明。

简单而庄重地回顾刘文典的经历是要说明,他从革命家实现华丽转身而成为杰出学者。乍看起来,这两种身份似乎没有什么相关性,其实, 革命是改造社会最激烈的方式,而在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培养优秀人才、开启民智为人类生存、发展而求解,何尝不是改造社会的重要而有效的方式? 放眼刘文典做出选择的那个时代,他的选择并非特例、孤例。同样是同盟会会员出身的蔡元培,于1916 年受命出长北京大学,其就职演说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路。1915 年,自由革命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因其于1916 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这份杂志也随之迁到北京并易名为《新青年》出版,并立即产生巨大轰动效应。正是在刘文典所处的北大时代,开放的学术孕育了伟大的思想文化,影响中国百年命运的新文化运动因此而蓬勃展开;也正是在这种自由而激进的氛围里,推动近代以来中国实现变革、真正改变中国国运民心的伟大组织———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刘文典及其并世知识人,遭遇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其时,传统文化面临断裂,中外交流、对撞剧烈,工具理性严重冲击价值理性。他们做出了艰难选择。他们以学术报国,努力开启民智,在学术方法上实现了古典与现代、中与西的融汇,从而走在时代前列,建构了百年来中国学术乃至思想的基本框架,这种学术精神、学术品格和学术方法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我们不排除学术研究对于个人具有劳动交换而谋生的性质与功能———“ 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 但是,社会之所以需要知识和思想,需要我们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根本上需要我们像马克思那样“为人类而工作”(《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正因如此,马克思才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地狱的入口处一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的墓碑上,便镌刻着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知识者正是通过科学地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解释世界”, 发现真理以影响大众从而“改变世界”。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两千多年前就倡导“为己之学”,反对“为人之学”(《论语·宪问》)。宋代著名思想家张载说,知识者应该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作为自己的信仰。一百年前的1919 年,现代学术大师马克斯·韦伯说:“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以学术为业》)这也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一生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在1927 年所说的“吾侪所学关天意”(《挽王静安先生》)的核心内涵。现代大学是现代社会生产知识与思想的专业“工厂”,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决定现代大学地位的就是其卓越知识与思想的生产能力。“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大学的知识者应该具有最纯粹的学术信仰,是人类文明的研究者、创造者和守护者、传播者。学术信仰、学术精神,就是深入地研究世界、勇敢地发现真理并追求真理。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对堪称“乾嘉学术第一人”的戴震学术特点的评论,其实可为今日学界之镜鉴:“戴君学术…… 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 不可易矣!”(《文史通义·内篇·书<朱陆>篇后》)在“地球村”的时代,中国亟需面对真问题的真学术,因为,没有严格的“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 必然不会有方向正确且真正有效的“经世致用”。

时间已经走到二十一世纪,可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中西关系史来看,我们仍然面对刘文典所面对的时代命题—— 国家要强大,民族要复兴,人民要幸福,人类文明要交流互鉴。如今,人类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产生颠覆性突破的关键时刻,世界上的国家关系到了数百年来最大转折的十字路口,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迎来一个重新审视的历史机遇期,创新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虽然我们研究的不是现代科学技术,也不是实用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可是,我们研究的学问至关民族精神的塑造和每个人的精神生活,至关中国的“软实力”提升和中国之崛起:如果没有汉语,中国人必然无法沟通、交流,文化必然无法传承;如果缺少文学的滋养,中国人的心灵将无处安顿,人将因为单纯追求物质利益而沦落。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语言文学,责任重大,使命崇高,任重道远,这也是我们时代所有中国语言文学研究者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奠定刘文典在现代学术史上地位的就是《淮南鸿烈集解》,此书已被公认为《淮南子》研究的学术经典;刘文典当初受命负责筹建安徽大学,社会各界看重的正是其超卓的见识、杰出的学术成就和重要的学界地位。安徽大学文学院既然是国学大师刘文典亲手开创的学院,理当继承前辈高尚的学术品格,弘扬前辈执着的学术精神,开展“高深学问”之研究以丰富时代精神生活,甚至引领社会进步,并在此过程中确立我们学院的研究特色甚至优势,彰显我们的贡献。应该说,曾经在非常艰难的环境里,在资源严重不足的条件下,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我们在某些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与特色已得到学术界认可,但我们学院的整体研究特色还不够鲜明,学科的综合实力还有待于提升。如今,在伟大的新时代里,我们文学院的全体同仁必将进一步“澡雪精神”,坚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态度,“衣带渐宽终不悔”,努力创造出能够引领学术发展、不负先贤的学术成就、思想成果。

作为学科概念,徽学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由于当时从事徽学研究的主要是历史学学科的学者,徽学自然而然地被归属于历史学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徽学的丰富内涵得到越来越多的体认,进入21世纪,对徽学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趋势不断加强,除历史学外,哲学、文学、语言学、法学、艺术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学者也开始将目光投向徽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① 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力量进入徽学研究领域,彰显了徽学十分广阔的学术前景,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需要回答的问题:徽学的学科性质到底是什么? 它和历史学、哲学、文学等相关学科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如何利用这些相关学科的学术资源开展徽学研究? 我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这里想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学术积累对这些问题略作探讨,为徽学发展稍尽绵力。

一 陪客和配角：作为交集的徽州文学

要认识徽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首先需要对学界已有的有关徽学内涵和学科属性的思考和探索进行梳理,这关系到研究方向和内容的规定。

① 参见李琳琦、孟颖佼:《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004年,时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的朱万曙老师主编了《论徽学》,①该书共收录30篇论文,从中可以看出学界在徽学内涵和学科归属研究上取得的成果和认识上的分歧,此后仍不断有学者撰文对徽学的内涵和学科属性提出看法。综合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目前对徽学的学科属性及其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将徽学归入历史学学科。具体又可分为以下几类:1.徽学是“一门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地方史学。”②2.徽学是“自徽州文书发现以来,一个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新学科。”③3.徽学不仅仅是地方史,主要是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体, “更多的应当归属于历史学中的专门史或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范畴”。④ 4.徽学属于专门史学科中的区域史。⑤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虽都把徽学作为历史学学科的分支,但对徽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学者恪守学术畛域,还不习惯于用文学作品来说明历史,有意无意将文学资源排除于徽学研究之外。有的学者意识到徽学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性和综合性特征,在勾稽研究资料时也能注意到诗文集甚至笔记、小说中的徽文化信息,但他们的学术目标是为了解决历史学领域的问题,对与徽州相关的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有时也会瞥上两眼,但很少主动吸收。简言之,徽学的学科性质既然被确定为历史学,文学研究就只能是徽学研究中的陪客,而非徽学学科体系的构成部分。

(二)将徽学列入综合学科。在教育部下达的批准首批15家人文社

①朱万曙:《论徽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歙县县委常委王德琪同志的讲话》,《徽州学丛刊》创刊号,1994年10月。

③ 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原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被收入朱万曙《论徽学》。

④卞利:《唯物史观与徽学研究的发展》,朱万曙《论徽学》(下编),第52页。

⑤ 徐国利:《徽学学科理论基本问题再研究》,《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文件里,徽学被列入“综合学科”,目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但在论及徽州文学在徽学中的地位、徽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时,存在一定分歧。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1.徽州文学缺乏特色,文学研究在徽学中意义不大。如张海鹏强调徽学是在原徽州所出现的“既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并且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整合”,认为从研究角度来看徽学涉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艺术学、教育学、谱牒学、建筑学、医药学、民俗学以及一些交叉学科”,将文学予以忽略。① 张先生大概觉得徽州文学成就不够突出,未形成“派”,缺乏“典型性”,故文学研究在徽学中无足轻重,不值得一提。

2.徽州文学是徽州文化的基本内容,徽学不能让文学研究缺席。如刘伯山认为徽州的诗词文学“虽然难以断定它存在一个流派”,但徽州出现了一些文学造诣很深的杰出人物,“至少是存在一个庞大的创作群体, 影响甚大”。② 王振忠认为虽然“徽学”的核心是明清以来徽州的社会经济史,但徽州文化博大精深,“除了史学外,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侧面的研究均有待深入,唯有如此,方能全方位地支撑并推动一门学问的各个分支齐头并进”。③ 吴兆民虽承认徽州文学与徽商、徽派建筑等领域相比似乎稍显不足,但同时也指出,徽州文学毕竟是徽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在徽学中是不容缺席的。④ 朱万曙老师指出,徽学与中国文学的交叉向着两级延伸,一是对徽州地域文学的研究,二是与中国文学史相结合的研究,因为有一些徽州的文学家属于徽州地域,又超越了徽州地域,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乃至重要的影响。⑤ 

① 张海鹏:《徽学漫议》,原载2000年3月24日《光明日报》,被收入朱万曙《论徽学》。

②刘伯山:《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价值》,原载《徽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被收入朱万曙《论徽学》。

③王振忠:《徽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④吴兆民:《徽州文学概论》,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⑤ 朱万曙:《论徽学》,《论徽学》下编,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