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集 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丛书 32开精装 自号“阳明子”着重选录其代表性的哲学作品(语录)外 也选入了文学性的

书名:王阳明集

丛书名: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丛书

著译者:吴格

开本:32开

页码数：232

装帧：西式精装

ISBN号：978-7-5506-3177-9

出版时间：2020-06-08

定价：36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自号“阳明子”，后世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王阳明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卓越的哲学家之意，她的散文诗歌也颇具特色。本 书是是《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丛书》中的一种。该丛书前身为2011年出版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该书除了着重选录其代表性的哲学作品（语录）外，也选入了少量 文学性的散文和诗篇，加以复旦大学吴格先生的导读，注释和翻译。

吴格，字致之。浙江义乌人，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古籍版本学、古籍校释学。

导读

语录一

语录二

语录三

语录四

语录五

语录六

语录七

语录八

语录九

语录十

语录十一

语录十二

语录十三

语录十四

语录十五

语录十六

语录十七

语录十八

语录十九

语录二十

语录二十一

语录二十二

语录二十三

语录二十四

从吾道人记

梁仲用默斋说

示弟立志说

惜阴说

书中天阁勉诸生

书朱守乾卷

书正宪扇

新建预备仓记

何陋轩记

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

浚河记

悔斋说

示徐曰仁应试

客座私祝

瘗旅文

教条示龙场诸生

与汪节夫书

高平县志序

提牢厅壁题名记

擒获宸濠捷音疏

因雨和杜韵

罗旧驿

兴隆卫书壁

猗猗

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

书庭蕉

别湛甘泉

龙潭夜坐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五十七。因曾于故乡阳明洞聚徒讲学，自号“阳明子”，当时及后世学者都称他为阳明先生。

阳明的先祖王性常，明初曾任兵部郎中，后赴广东督运军粮，归途遇海盗殉职。此后数代，皆在乡耕读，没有出仕。祖父王伦，守着祖上遗留的数箧图书，啸咏竹林，被人目为晋代陶渊明一流的人物。父亲王华，早年也备尝贫苦，与夫人郑氏艰难起家，虽然在成化十七年（1481）中了进士第一名，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景况略有好转，不久又因阳明得罪权臣刘瑾，被迫致仕，抑郁以终。这样的家庭传统，对于阳明刻苦自励、锐于进取、独立不羁、敢于藐视权威之精神的养成，具有相当影响。

阳明自幼天资聪颖、深思好学，相传年仅五岁，听祖父朗读诗书，即能默记在心，跟着背诵。十一岁时，因父亲在京任职，随祖父前往探亲，路过镇江金山寺，祖父与客人即景赋诗，正在沉吟未就之时，阳明却已将诗作成：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众客大为惊异，又出题叫他咏蔽月山房。阳明稍加思索，朗声应道：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便见山小月更阔。

不仅才思敏捷，气魄非凡，从中又透露出阳明善于观察与思辨的性格特征。

到了北京，阳明接触到京师的文物和父辈友人，眼界扩大，性格更为豪迈不羁。父亲为他延请塾师，严加管教，作封建时代士子读书求仕的准备。阳明对科举时文颇感厌烦，有一天问塾师：什么是第一等的事情？塾师答：那当然是读书登第（考中）了。可是阳明却不以为然，说：登第恐怕还算不上是第一等的事，还是读书学做圣贤更重要！父亲身为状元，这是千万学子梦寐以求的理想，阳明小小的心灵里，竟未觉得了不起，而认为只有通过读书成为圣贤，完成自己的品德与人格，才是天地间第一等的事，才算是天地间的第一等人。这种强烈地希望成为“圣贤”的理想，此后主宰了阳明的人生。

十五岁的时候，阳明游历了长城居庸关等处，周览形胜，“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阳明所处的时代，各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不断发生，南方的黔、桂、粤、闽、赣等地，时有动乱出现；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落不断南侵，对中原造成极大危害。阳明受时势的影响，加以父亲任职兵部，因而也喜欢谈兵，“每遇宾宴，常取果核列阵势为戏”。兵书以外，阳明又博涉孔孟经书、程朱理学、佛道等书，用以扩充自己的知识。这一时期的阳明，志向远大，兴趣广泛，生命中蓬勃着强烈的求知欲，精神上表现得十分执着和狂放。对于凡能接触到的学问，他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有时竟至痴迷的地步。十七岁时赴江西南昌迎娶新妇，成婚之日，漫步走进当地一座道观，看到一位道士在打坐，激起好奇之心，便向道士叩问养生之道，并随着静坐练习，以至忘却了回家，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寻回。二十一岁成为举人后，阳明在京师研读宋儒朱熹的理学著作，为了体会朱熹“格物致知”的学说，与友人坐在父亲官署内的竹林前苦思，要“格”竹子的理。未能获解，坚持不辍，友人在三日后病倒，阳明坚持到第七日，也终因劳思过度而致疾。按照朱熹的说法，世间的一草一木都包含着各自的道理，通过“格物”就可“致知”，阳明未能领悟，就转而用心于诗文词章的创作。三十岁以前，他在京师与诗坛领袖李梦阳、何景明等人诗酒倡和，“以才名相驰骋”；回到故乡，则与同乡喜好诗文者组织诗社，连素来自负的老辈也都对他表示钦服。但是诗文成就并不能满足阳明的志向，“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他内心渴求的，仍是所谓“希圣希贤”之学，但苦于未能找到入手的途径，深感朱熹所说的“物理”与自己的意识难以沟通，苦思既久，抑郁成病，偶然听到道士谈养生之道，一度产生了入山隐居的念头。

弘治十二年（1499）春，二十八岁的阳明考取了进士。次年，授为刑部主事，从此步入仕途。当时边疆地区时有战乱，阳明考察形势后，立即上疏陈言边务，向皇帝提出“便宜八事”：“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蔽。”封建时代的官员上疏言事，除了向统治阶级建言立策，也含有向皇上显示自己才具谋略的用意，纸上所谈，虽合于事理，却未必都能见诸实行。从阳明日后参与军事行动时所建立的“事功”来看，他对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深有积蓄并能亲身实践的。

此后数年中，阳明的主要活动为：二十九岁时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曾奉命到江北审问囚犯，对冤案多所平反。公事完毕后游安徽九华山，作赋言志，气势磅礴，要做超越宇宙、独往独来的异人。三十三岁时前往山东主持当年乡试，回任后改任兵部主事。三十四岁时，与著名学者湛甘泉在京师订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并开始与友人、学生一起讨论有关“身心”的学问，被人认为是好奇立异。

正德元年（1506）武宗即位，这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昏君，骄恣横暴，无恶不作。当时宦官刘瑾擅权，南京科道戴铣等人上章谏阻，违背了武宗旨意，被逮捕入狱。科道官员本有犯颜上谏的职责，阳明出于义愤，抗疏上救，结果触怒刘瑾，受了廷杖四十的酷刑，死而复苏，也被下在监狱。不久，被贬到万里之外的贵州龙场驿去做驿丞。次年夏天启程赴黔，刘瑾余恨未消，遣人跟踪，图谋在途中加害阳明。阳明行至浙江，弃衣于钱塘江畔，托言已投江而死。一路辗转跋涉，历经艰危，终于在正德三年（1508）夏到达龙场，时年三十七岁。

阳明中年遭贬远谪龙场驿，是人生的重大转折，也使他的思想发生蜕变，并进入成熟期。按照孟子的意见，一个人要成为圣贤，必须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磨炼，而这种磨炼，除了主观愿望以外，还须客观环境的造就。阳明谪戍以前，少年时才气蓬勃，青年时志向远大，曾致力于诗文创作，又钻研佛道之学，尤其对朱子“格物致知”学说下过苦功，希望能以自身的内心体验，完成个人的哲学观和道德修养，但是始终没有成功。他感到苦恼的是，朱熹所说的事物之“理”，与自己的本心，总是不能融而为一。再说，照着朱熹的格物穷理方法，即使把竹子、草木的“外理”格得明明白白，又能对内心产生什么影响？长久积压的疑团，经过在龙场的艰苦磨炼和思索，终于获得了解答。

龙场位于贵州北部丛山峻岭中，是由贵州通往四川的驿程上的一个小站，瘴疠侵人，荆棘遍地。当地居民大多为言语难通的苗民和少数来自中原的亡命之徒，文化落后，生活艰苦。从中原来到这里的迁客，十有八九不能适应当地的艰苦生活。阳明身受廷杖，远谪异乡，本是九死一生之人，此时自觉已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听说刘瑾仍对自己憾恨不已，他特意造了一口石棺，自誓说：吾唯俟命而已。表示自己不仅放弃了常人的得失计较，连生死的念头都已打消，于是“日夜端居静穆，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也即排除了胸中的杂虑而进入气度恢弘、无所粘滞的境界。苗民以洞穴为居处，阳明教他们构筑木屋；随从的人相继病倒，阳明却安然无恙，他为病人劈柴挑水做饭，又咏诗歌，唱俚曲，杂以诙谐笑谈，给他们以娱乐安慰。阳明深夜内省：如果圣贤处于我的地位，他们将怎样对付这种环境呢？恐怕也只是像我这样做吧！突然他大彻大悟了，长期以来苦恼着自己的忧虑顿时消去，他欢呼着跳跃而起，惊喜交集，从此对“格物致知”有了自己的解释。这就是阳明的“龙场悟道”。

那么，阳明所悟到的是什么呢？他从自己的经历中，体会到了个人的“心”的巨大作用——他处在这样的逆境里而能做得和圣贤同样地好，不就是受到自己的“心”的启示、依据“心”的要求去做的么？可见“心”的作用何等伟大！在阳明看来，“心”的这种作用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也即人的本性。他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是说，原先以为圣人的道理存在于外部世界，因此循着朱熹等先儒的教导，努力到外事、外物上去苦苦寻求；而现在才明白，圣人的道理本来就存于我们心中，“吾心即道”，所以也就无需向外事外物去探求。由此，他又引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结论，这也就是阳明“心学”的基本命题。这样，阳明将我国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发展到了极致。“心学”所以在阳明手中得到这样的发展，一方面与阳明自少年时代以来就怀有的自我扩张、希圣希贤的强烈愿望有关，一方面则由于他身处艰危，主观意志高度昂扬，以个人的修养、毅力和学识平衡了自我，战胜了困难，因而就将主观意志的作用加以绝对化了。其实，阳明在龙场的困厄中所以能奋发自强、克服困难，保持身心的健康，固然是受其思想，即所谓“心”的支配，但其所以能这样想而不是那样想，仍然取决于其以前所受的教育。阳明把一切归结于人的先天本性，是过于片面化了。

阳明在龙场驿的次年，又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作为其“心学”体系中的重要论点。“知行合一”说的提出，一是不满于当时读书谈道者的知而不行，言不符实，有心改变学风；二则仍是从龙场的艰苦生活体验中获悟，是对其“求理于吾心”说的发展。阳明所说的“知”，即每个人生而具备的“良知”。阳明所说的“行”，则含义较宽泛。从他所说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知孝知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悌”来看，则“行”包含了与“知”相对立的“实践”之意。但从他“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的表述来看，“行”与“知”又都指人内心的认识活动，是“良知”显现与扩充过程中精神活动的两种形式。而阳明所说的“良知”，则指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道德心理，是一种融合于人们经验习惯与性情行为中的善良、仁爱、正义的秉性。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的道德心理产生于实践，阳明则强调其主观性。

正德五年（1510），由于刘瑾倒台，阳明结束了谪戍生涯，升任江西庐陵知县。在庐陵七个月间，他慎选里正，设立保甲制度，这是首次担任地方官的施政试验。不久，升为刑部主事，后调吏部主事，又升员外郎、郎中，再度成为京官。正德九年，阳明升为南京鸿胪寺卿，活动范围又回到南方。这一期间，追随阳明讨论学问的学生逐渐增多，每逢师生讲学，旁听者数以百计。

正德十一年（1516），因闽、赣等处“寇乱”，阳明被荐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南、赣，福建汀、漳等处。阳明至赣以后，推行十家牌法，编选民兵，使地方实行联防自保，然后移文各地官军会合，十四个月之后，平息了先后延续数十年的闽、赣等地“寇乱”。正德十三年（1518），阳明又率军前往粤北“征寇”，不到两月，获胜班师。这期间，阳明以一介书生掌握统兵大权，实现了他少年时代建功立业的向往。对于各地的“寇乱”，他剿抚兼施，恩威并用，每平定一处，就奏请在当地设立新县，然后立社学，定乡约，行保甲，修书院，整理盐法，劝谕百姓，对安定地方、巩固中央政权统治，立下汗马功劳。连年征战之暇，阳明仍不忘讲学，门人薛侃、欧阳德等随侍左右，时时同老师讲论“心学”，薛侃并在正德十三年八月将阳明与学生讨论问答的语录《传习录》上卷刻印行世。面对连年征战的成绩，阳明并不自矜，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可见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道德人格的完成，并将它置于世人所乐于称道的“事功”之上。

正德十四年（1519），明王朝分封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宸濠平素野心勃勃，结交宦官，招纳党羽，久已蓄谋起兵。由于朝廷的姑息，武宗的昏愦，终于酿成震动朝野的叛乱。阳明当时正在江西，见宁王起兵，未等奉到朝廷命令，就倡义平乱，传檄各府县官员率义师共赴丰城会合。虽然事起仓促，兵力远远少于宁王，由于调度有方，指挥若定，仅用四十天时间就收复南昌，并与叛军激战于鄱阳湖一带，大败敌兵，生擒了宸濠及其伪官，随后又克复九江等地。他所建立的“事功”，与历史上其他贤哲相比，实属罕见。

平定宸濠叛乱，并未给阳明带来进一步作为于时代的机遇。武宗身边的佞臣嫉妒阳明的功绩，百般谗毁，乃至诬告阳明要拥兵造反。阳明的学生冀元亨甚至还被诬陷下狱，死在狱中。阳明经历了风波患难，更加坚信他的“良知”学说，因为良知是明是非、知善恶的，只要听凭良知的指引，就能心地坦荡，顺应事理，置生死祸福于度外。五十岁时，阳明在南昌正式提出“致良知”的口号，作为讲学宗旨。不久以后，他返归家乡，专意讲学。四方学者，北自京师，南至广东，不远千里来浙江求学的，有数百人之多。学生们在绍兴建造了阳明书院，门人南大吉收集阳明论学语录，续刻了《传习录》中卷。

“致良知”说是阳明心学发展的顶峰，是阳明对“龙场悟道”所得的“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和“知行合一”说的高度概括。阳明认为，“知善知恶是良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在不同场合，阳明又将“良知”说成是“道”“天理”“本心”，总之它是人人心中都具有、“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的天赋本性。而“致良知”的“致”，则是恢复、扩充，使良知达到极致的意思。通常，人的良知不显露，是由于他们的良知受了“私欲”的蒙蔽。去除私欲，恢复本性，就是“致良知”的功夫。将良知运用到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都变得合理，也是“致良知”的功夫。阳明晚年对于良知的学说坚信不疑，反复譬解，凡有论说，万变不离其宗，都以“致良知”为指归。

王阳明集

语录一

语录一

本篇是阳明对“知行合一”的解说。“知行合一”是阳明学说中的重要论点，曾与学生反复讲习辨析。按照阳明的意见，人心中本有一种“良知”，良知的本原，就是“知行的本体”。知与行，本来是合一的，一个人的认识与行为不相符合，并不是知与行真的分而为二，而是良知被私欲“隔断”了，去除了私欲，知、行自然就合而为一。良知是知善知恶的，这是“知”的一面；良知又是好善恶（ｗù）恶的，这是“行”的一面。一个人真正做到好善恶恶，说明他不仅具有辨别善恶的“知”，而且已将“知”表现为“行”，知与行的过程始终相随，因此不可分隔。对于这种“知行合一”的认识，梁启超曾加评论：“此语最令人无所逃遁，凡吾辈日言爱国而无所实行者，皆未知国之可爱也。推之一切，皆如此。”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①，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②，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③。”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④，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⑤。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⑥。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⑦，说：如好好色⑧，如恶恶臭⑨。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⑩？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个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① 爱：徐爱，号横山，王阳明的学生和妹夫。会：领会。

② 宗贤、惟贤：王阳明的学生。决：决断，判明。

③ 试举看：试举例来看看。

④ 弟（ｔì）：通“悌”，弟弟顺从兄长。

⑤ 本体：本原，本性。

⑥ 着：让。恁：如此。

⑦ 与：给。

⑧ 好（ｈàｏ）好色：爱好美色。

⑨ 恶（ｗù）恶臭：憎恶秽臭。

⑩ 不成：难道……不成？

 紧切：要紧。着实：实在。

 某：自称之词，指代“我”。但也有可能王阳明在说这段话时自称“守仁”，他的学生在编《语录》时为了避讳改写成“某”了。甚么：什么。

 一行：一面。

 下落：着落。

 尝：曾经。

 会得：领会到。

 懵懵（ｍěｎɡ）懂懂：糊糊涂涂。

 思惟：思考。省察：省视察看。

 冥（ｍíｎɡ）行：暗中行走，犹言瞎走。妄（ｗàｎɡ）作：胡乱地作。

 悬空：凭空。

 躬行：亲身实践。

 揣摸：揣测，猜度。影响：近似。

 补偏救弊：补正偏失，匡救弊端。

 凿空：凭空。杜撰：无根据地臆造。

 济得甚事：成得什么事。济，成。

翻译

徐爱因未领会先生“知行合一”的教导，和宗贤、惟贤反复辩论，仍不能判断，就去问先生。

先生说：“试举例来看看。”

徐爱说：“现在的人尽有知道对父亲应当孝敬、对兄长应当顺从的，却不能真正去孝敬、去顺从，可见这‘知’与‘行’分明是两回事。”

先生说：“这已经被私欲隔断了，不是‘知行’的本体了。天下没有知而不行的事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就是要恢复知行的本体，不是让你只那样地就算了。所以《大学》指了个真正的‘知行’给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到美色，属于‘知’，爱好美色，属于‘行’。人只要一见到美色，就已经爱好了，不是见了美色又立个心去爱好。同样，闻到秽臭，属于‘知’，憎恶秽臭，属于‘行’。人只要一闻到秽臭，就已经憎恶了，不是闻到秽臭又立个心去憎恶。比如鼻子塞住的人，虽然看见秽臭的东西在眼前，鼻子里没有闻到臭味，也就不会很憎恶，他也就只是不曾知臭。这就如说某人懂得孝、懂得悌，必定是这人已经实行孝、实行悌了，那才可称他是知孝、知悌了，难道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就可称作知孝悌了不成？又比如知痛，必定是已经痛了，才知什么是痛；知寒，必定是已经寒了；知饥，必定是已经饥了。知和行，怎么分得开？这就是‘知行’的本体，不曾被私欲隔断过的。圣贤教人必定要这样才可称为知，不然就只是没有知。这是多么要紧切实的功夫！现在定要苦苦地将知、行说成两回事是怎么个意思，我要将知、行说成一回事又是怎么个意思，如果不明确圣贤立论的宗旨，只管争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又有什么意义？”

徐爱说：“古人将知、行说成两回事，也是要人明白，应该一面做‘知’的功夫，一面做‘行’的功夫，那样功夫才有着落。”

先生说：“这就失掉古人的宗旨了。我曾说过：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结果。如果领会了这意思，只要说一个‘知’，已经有‘行’包含在内；只要说一个‘行’，已有‘知’包含在内。古人之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是因为世上有一种人，糊糊涂涂任意去做，从不知道思考省察，那只是瞎走乱做，所以必须对他说清‘知’的道理，他们才能‘行’得正确。又有一种人，不着边际地凭空去思索，一点不肯切切实实地亲身实践，那只是无实在根据地猜测，所以必须对他们说清‘行’的道理，他们才能‘知’得真切。这是古人不得已而补弊救偏的说法。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只说一个‘知’或‘行’字就足够了。今人却就把知、行分作两回事去做，以为必须先‘知’了，然后才能‘行’，所以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等到‘知’得真切了，再去做‘行’的功夫。所以就终身不‘行’，也就是终身不‘知’。这不是小毛病，它形成已经很久了。我今天提倡‘知行合一’，正是对症所下的药，这又不是我凭空臆造出来，知、行的本体原来就是这样。今天如能懂得这个原则，即使说知、行是两件事也不妨，因为在实行中仍只是一回事；如不能领会这宗旨，即使说知、行是一回事，又成得了什么事？也只是白说话。”

语录二

语录二

本篇是阳明对“《六经》皆史”的论说。《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古书，前人在文献分类中都列入“经部”，认为它们是古代的圣人为了“垂教立言”而特意编写的“经典”，在封建社会中具有不可怀疑的正统地位。明清时代的学者，开始认为《六经》是夏、商、周时代典章政教的记录，都应被视为古代的历史著作。通常认为，系统提出此说的是清代学者章学诚。从下文可以发现，阳明早在明代中期已提出了“《六经》皆史”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又是和他的“事即道，道即事”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提出这一观点的前提，是认为“事”都体现了“道”，“道”却不可能脱离“事”而独立存在。这也意味着只能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去求“道”，却不能凭空规定一系列原则，硬把它们作为指导现实生活的准则。这一观点，又为明代后期进步思想家李贽等人所继承和发展。

爱曰：“先儒论《六经》①，以《春秋》为史②。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③？”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④。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⑤，《书》是尧舜以下史⑥，《礼》《乐》是三代史⑦。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⑧？

① 先儒：已经去世的前辈儒者，多指距离当代较远或很远的儒者。《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六部儒家经典。

② 《春秋》：编年体的春秋时鲁国历史记载，据说由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叙事简洁，以下字意为褒贬。

③ 五经：这里指《六经》中《春秋》以外的五部儒家经典。或：或许。

④ 经：常道，规范。阳明认为，《六经》之所以称“经”，是因其所说的道理都是经久不变的至理。

⑤ 包羲氏：又作伏羲氏、宓羲氏，传说中的古代部落酋长，相传他曾教民渔牧，始画八卦，所以说《易经》产生于包羲氏时代。

⑥ 尧舜：唐尧和虞舜，远古时代的部落联盟酋长，传说中的圣明君主。《尚书》中《尧典》《皋陶谟》等篇记载了尧、舜的事迹。

⑦ 三代：夏、商、周三代。

⑧ 安：哪里，怎么。

翻译

徐爱说：“先儒论述《六经》，将《春秋》作为史书。史书是专门记事的，恐怕与其它五部经书所述之事、所用的体裁总有些不同吧？”

先生说：“以其所记的事来说，称之为‘史’；以其所阐述的道来说，称之为‘经’。事就是道，道也就是事。所以《春秋》也可称作‘经’，其它五经也可称作‘史’。《易》是包羲氏时代的史，《书》是尧、舜以后时代的史，《礼》《乐》是夏、商、周时代的史。它们记事的性质相同，所阐述的道也相同，哪有什么差别呢？”

语录三

语录三

本篇是阳明对“主一”的解释。“主一”是阳明提出的立身处世原则之一。他认为：“主一”并不意味着专注于某一件事情，而是要人们专注于“天理”。什么是天理呢？阳明曾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由于对于“良知”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对“天理”也就可作不同的解释。不过，阳明在本篇中把“一心在好色上”和“一心在好货”上斥为“逐物”，排除在“主一”的范围之外，从这点来看，他所倡导的“天理”，与宋代程朱理学提倡的“天理”实存在许多共同处。后来李贽把“好货”“好色”都作为“良知”的体现，则是对阳明学说的重大修正。

陆澄问“主一”之功①：“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②？”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③，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