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见淮安史料四种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六辑] 32开平装 淮安地方掌故笔记 反映淮安经济、学院、科考等情况 凤凰出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勖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５日赍志而殁，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言1

凡例1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日记二十九年己酉日记

梓里待征录

春宵寱剩

静思轩藏书记甲编

淮安自古以来就是黄淮、江淮间的重要城市。到明清时期，淮安更成为朝廷的漕运指挥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转输中心和淮北盐集散中心。据同治《重修山阳县志》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船，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船不经此地，亦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属咽喉要地也。”张兆栋、孙云修，何绍基、丁晏等纂《（同治）重修山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5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60页。淮安甚至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沿岸的四大都市。其地位之重要、经济之繁盛，可见一斑。

伴随着经济的繁荣，淮安的文化事业也很发达。在历代科举考试中，淮安共有3名状元、2名榜眼、3名探花、200馀名进士。清代淮安的书院以丽正、射阳、勺湖、奎文“四大书院”最为著名，另外还有崇实、袁江等书院，可见文教之兴盛。淮安涌现出如阎若璩（1636—1704）、阮葵生（1727—1789）、潘德舆（1785—1839）、丁晏（1794—1875）、鲁一同（1805—1863）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文人。同时，也相应地出现了如丁氏、李氏、鲁氏、潘氏、邱氏、汪氏、王氏等文化家族，均有家集存世参徐雁平编著《清代家集叙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

清代的漕运，在经康、雍两朝整肃后，漕弊悉除。至乾隆中期以后，漕政又日趋败坏。嘉、道两朝虽然尽力整顿，最后以失败告终参陈涛主编《淮安漕运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36页。。咸、同年间，漕运式微、河运地位下降，淮安等运河沿线的城市逐渐衰落。

本书收录《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日记二十九年己酉日记》、李元庚《梓里待征录》二卷、杨庆之《春宵寱剩》八卷、宋焜《静思轩藏书记甲编》等四种稀见淮安史料。基本都成书于淮安衰败之时，可以视为对当年盛况的一种追忆。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日记二十九年己酉日记》一册，稿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作者佚名王聪明《客寓清江浦：日记所见晚清画家游幕现象考论》认为日记作者为浙江平湖人黄荫亭，可备一说。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文中言及“朱觉恬乔梓”“家觉恬翁”，推测作者亦姓朱。记载道光二十八年（1848）七月初七日至二十九年（1849）闰四月十二日作者游幕淮安的行迹。

据日记内容可知，作者以画师的身份游幕。在作者的交际圈中，亦有不少画家，他们时常一起聚会，切磋画艺：道光二十八年

八月初二日赴蒋仲蓠兄第十集画会。

十月初五日胡筼谷具柬，招集画会。

十月初八日于湘山先生招饮，集同人画叙。在座者：周筱村、汤乐民、程小松、朱石梅、朱菊垞、杨石卿、沈筱云、周春谷、朱小山、蒋仲蓠、黄石舲、汪笠甫、王诗席。

十月十八日戈望槎兄招集画。

道光二十九年

四月十八日归至望槎处，应重集画社。

四月廿一日胡稚枫招集画。可知其聚会频繁，尤其在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初五至十八日、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八至廿一日这两个时间段。“第十集画会”，说明画社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考虑到日记仅存十一个月的内容，该“画社”的活动频率可能更高。另外，十月初八日的聚会，加上作者共有十四人之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淮安文化氛围的浓厚。

日记中较少记录作者写作、阅读、评论诗文，似乎其文化水平不高。但有些许阅读记录，如下：谈及郭止翁所属宋人小集，系竹垞老人钞本一事。

与柳翁看《随园诗话》，中有洪稚存、张船山《一生行》两首，读之奇快。

至徕山书铺，购得《儒林外史》，夜与柳翁、一山观。

姚柳翁招看袁子才文集《游黄山》诸胜及《浙西三瀑布》，此身如登云雾，快哉！

友蒲……带到于秋泉兄信，及赠余新刻《灯窗琐话》。

《儒林外史》十六本，葆弟带去。涉及到善本古籍的收藏和对小说、游记、诗话的阅读。作者唯一的购书记录，是购买《儒林外史》。友人赠送的《灯窗琐话》为随笔性质的诗话，收录颇多浙江文人，与作者的身份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阅读《随园诗话》和袁枚文章时，都是与友人姚柳荫同看，《儒林外史》则是与姚柳荫、李一山同看。就作者的情况看来，没有独自阅读的记录。可以推测古人的阅读方式，有集体阅读的现象。

许印林是日记中出现的为数不多的学者。许瀚（1797—1866），字澜若，一字印林，又字元翰、符翰，号培西，室名攀古小庐，山东日照人。据田琦《许瀚交游考述》梳理，许瀚与桂馥、潘德舆、王筠、汪中、张穆、汪喜孙、何绍基、龚自珍、丁晏等人都有交往田琦《许瀚交游考述》，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其著述多与校勘、音韵、金石相关，是著名的校勘学家、文字音韵学家、金石学家。

《许瀚日记》存有道光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三十日的记录，比较简略。《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日记二十九年己酉日记》在此期间内记载了与许瀚相关的内容，颇可补《许瀚日记》之缺失：道光二十八年

七月廿四日许印林先生偕杨石卿来，晤于于野草堂，后同至师圃轩，谈良久。

九月初三日后偕伯平至红桥，晤许印林先生。

九月廿一日是日，晤菊垞于昼堂处。汤乐民、许印林、励子章、吴稼轩亦在座。

九月廿二日微雨。晨，偕一山至许印林先生寓，访高伯平兄，未至。因同一山、蓉轩至都天庙，拜朱菊垞，亦不值。晤汤乐民兄，谈良久，看仕女数幅。后与一山分袂，与蓉轩至励子章处，伯平亦未到。时稼轩、丙如、印林及汪小园俱在座，时已午刻。归署□，琴翁、□翁持螯，后再至子章处，伯平已来。纷纷送行者，不能畅晤，坐良久，印翁、子章、稼轩、丙如、蓉轩同至都天庙前，与伯平分袂。予同伯平进都天庙，晤周筱村先生。时筱村从徐州来。略叙后，同伯平走至臧家马头对河。过渡至青龙庵前，登舟。时柯仲补、屠蓉轩先在舟中，与伯平匆匆话别。适许印翁亦来。时天将薄暮，□即雇小车至大桥口。天已晚，归寓已晚饭后矣。途中又遇鲁通甫先生，亦送伯平行者。

九月廿六日午后，杨石卿、许印翁来，坐晤良久。

十月十一日午后，为许印林画，以祝印林之尊翁梅轩先生寿。

十月十三日午后，偕一山至许印翁处乞书，适印翁染恙，不晤。

十月十六日伯平又附一信，属交许印林先生。薄暮面致，印翁抱恙未愈，晤于榻前。至上灯时，迎风归寓。

十月十九日饭后，养恬来，言明日有徐家埭胡蘅洲欲回里，可属其带信。喜出意外。适许印林先生交到致伯平信，并封于郭止翁信内。真真凑巧。

十月二十日养恬来，偕往许印林先生处，适石卿在座，晤良久。同至都天庙，晤汤乐民兄。（页眉：许印翁属交伯平信一。）

十月廿八日晨，养恬来，不值。后至许印翁处，谈良久。印翁为题所属之《曹景完碑》及《周丕箕敦盖铭》。又至豫和店，晤吴通甫先生，印翁处、通甫处。皆言蓉轩至稼轩处事。稼轩今晨放棹至吴门，并欲至嘉兴。蓉轩至稼轩处，印翁、通翁。皆云已与稼轩言定，即日可去。……是夜，蓉轩、仲蓠来，仲蓠约三十早陪许印翁。（页眉：转送许印翁鸭一、养恬一。）

十月三十日（午后）蓉轩持许印林翁所题《周丕箕敦盖铭》释文、朱菊垞画鹅各件来，言印翁即日欲旋里。汤乐民兄来，看所属各友集画山水小册。蒋仲蓠兄招陪印林、乐民饮，因冗忙，不去。其中，七月廿四日、九月廿一日、九月廿二日、九月廿六日、十月十一日、十月十三日、十月十六日、十月十九日、十月二十日、十月廿八日、十月三十日的《许瀚日记》均存世许瀚著，崔巍整理《许瀚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02—312页。，但几乎没有相似的内容，且完全没有《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日记二十九年己酉日记》作者的出现，可以看出许瀚与该画家明显处于不同的阶层，双方对各自的定位不同，因此在各自日记中记录的侧重点便不同。这也是将相关日记对读的特点和必要性所在。

另外，《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日记二十九年己酉日记》于此段日期之外，仍记载与许瀚相关之事，更具史料价值。罗列如下：道光二十八年

十一月初一日后至许印林处送行，并晤蓉轩、石卿。印翁言，为推荐蓉轩于山泉处，极好极好。但未知可得否。

十一月初三日（页眉：印翁是日开车旋里。）

十一月廿三日午刻，接到许印翁自青口寄来一信，言养恬馆事已就。

十一月廿四日写家信第十六号，封内附养恬信，关照许印翁荐青口书院。

道光二十九年

正月十三日午后，写信复许印翁，信托丽生至清河县加官封，递至山东涛雒场朱子良处，转寄日照县者。

正月廿三日得养恬从官封系嘉兴府马封。寄来一信，内有属递许印翁一信。（页眉：印翁信最难寄。 此信寄至青口镇蒋勤泰宅上。 青口镇，在赣榆县城外十二里。）

二月廿二日许印林先生来寓，未晤。

二月廿三日晨偕一山、春谷同至海防彭公馆，答拜许印林先生。印翁言养恬十四日到青口，适遇印林先生，同叙于青口。余托袁薇生兄带去之信，亦十四日到印翁处，尚为凑巧。寄子良处转交信，云未交到。（页眉：印翁处看米南宫诗画长卷，图名《登海岱楼》，的是真迹，希有之宝。）

三月十三日清明节。……是夜，蒋仲蓠招至家中叙饮，同席者：许印林、杨石卿、侯徕山、蒋春庭、胡保之、仲蓠及余，得七人。肴甚佳。畅饮至三鼓，步月归署。

三月十四日晨，至许印翁处，托寄养恬信，适晤伯平，以第四号信托附入竹报寄禾。（页眉：青口镇选青书院。）

三月十五日晨，养恬着储升带到青口来信，内有伯平前寄许印翁信，并原寄平安信一封。时储升欲至宝应，即欲南旋。午后，写信复养恬。信仍托许印翁加封。

三月十七日午刻，清江越闸天成局寄到八弟来信，并敬堂甥一信，原寄养恬，即加封，仍托许印翁寄青。

三月二十日是日，闻许印翁旋里，即欲来浦。

四月廿八日午后，至许印翁处，云至赣榆，不晤养恬，以新着人交至青口。印翁处晤谢云史先生。亦山东举人，岸然道貌，年约五旬。案头有法帖四十二册，皆唐时墓志，精妙之极。对许瀚活动轨迹（如两次返乡）、日常交游的还原，颇有助益。另外，对于许瀚的收藏，也有记录，如米芾的诗画长卷《登海岱楼》、唐代墓志法帖等。其馀诸事，多与书信的寄送有关。梁启超认为，“函札”是清代学者相互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4页。，艾尔曼也关注到书札交流对乾嘉考据学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作为学者的许印林与他人频繁的书信往来，可作为此论点之佐证。

《梓里待征录》与《春宵寱剩》均为辑录淮安地方掌故之笔记。

《梓里待征录》二卷，一册，抄本，南京图书馆藏。李元庚辑，其孙李鸿年编次。李元庚（1803—1874），字莘樵，淮安人，有《淮壖隅史》《山阳河下园亭记》《望社姓氏考》《餐花吟馆诗集》《李莘老诗存》等著作。

《春宵寱剩》八卷，两册，抄本，南京图书馆藏。署名为“宝群山香无隐庵梦花僧”，但据文中信息，推测作者应为杨庆之。杨庆之，字云五，号笏山，淮安人，咸丰中恩贡生。著作有《书汇纂》《五经随笔》《历代纪元》《淮山青云录》《一草亭诗文集》《骈斑歜枣簃诗话》《五弗措子》《一拳一勺》《就正草》等。

淮安经济繁盛之时，有“九省通衢”之称，南北的商人辐辏于此。《春宵寱剩》云：“淮北，纲盐都会之所，又南北通衢，茶马骈集。招之使来，以领官帖。自新安至者，朱、鲍、汪、程；山西则高、阎、李、乔；云南则何、周；其馀杜、梁、王、亢、许、崔，不知何省。”不仅列举了在淮安经商的各大姓氏，且以其来源地进行分类。可知，安徽、山西、云南等地的商人有较强的流动性。

与此相应，淮安出现了很多会馆，以凝聚同乡情谊、维护同乡利益。《梓里待征录》不仅记载了新安会馆、福建会馆、镇江会馆、浙绍会馆、定阳会馆、四明会馆、江宁会馆、江西会馆等，且有详细的地址。对还原当时的盛况、研究当时淮安的经济形势很有帮助。

经济的繁荣有助于促进文化的兴盛。就淮安的书院学风而言，在乾隆年间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诗古之学，乾隆初尚无应试者。……乾隆戊寅，李鹤峰因培学使按临淮，属先来檄文一道，四六体。”以学使为主导，逐渐改变了当地的风气，“于是人人欲握荆山之璧，家家思怀隋侯之珠矣”。另外，“经解之学，吾乡无专传。自兴化任子田大椿太史主讲丽正书院始，与门下士汪玉粲廷珍、杨景山登高诸先生讲论，始有萌芽”。此次转变，是以书院为主导。可见学使、书院等职位、机构对地方学术风气的导向作用。

淮安自古科举就很发达。以入学而论，“吾乡《肄雅录》一书纪入庠士名”，专记入庠生员的姓名，其中“一脉相承，无中断……者不十家”，并列举杨氏、邱氏历世入学者的姓名。《春宵寱剩》还有“父子同案”的条目，并记录兄弟三人、四人、五人甚至七人同为庠士者，颇为大观。文化家族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入学，更重要的是在科举考试中的发挥。《梓里待征录》非常关注科举与地域、家族的关系，有“两朝三鼎甲”“刘氏五代巍科”“李氏兄弟三科甲”“杨氏三代三贤书”“王氏同堂三拔萃”等条目，并认为：“有明迄今三百年，连发三鼎甲，可谓人杰地灵矣。”“明季至国朝，河下科第极盛者，莫如刘氏。”有很强的自豪感。《春宵寱剩》亦有“父子登科”（父子同榜）条。

文化家族的壮大，还表现在该家族诗文著作的大量出现。以科举著作而言，就有专门汇集族人应试之诗文者，作为家集之一种。“李涧东经历汇其族人乡、会、拔贡、副榜以及出房诗文为一帙，名曰《渊源集》。丁柘唐孝廉汇其族人乡、会、优、拔、副榜诗文，名曰《山阳丁氏甲科贡卷》。先伯祖道南惟时汇族人入泮、正场、覆试卷二百馀篇，名曰《一家言》。”这种性质的家集，不仅彰显了家族文化事业的传承，作为文化家族之间互相竞赛的“利器”，也反映了地域文化的兴盛。

地方学者、文人的著作，因为影响力不大，一般只能通过方志、笔记、私家藏书目等方式留下信息。有些笔记也有意识地增补方志中“艺文志”的不足，著录地方学者、文人的著述，如《春宵寱剩》所言“吾邑文人著作，其在修志以后，除《信今录》所收，而予曾目睹者”，著录了吴玉搢、任瑗、阮葵生等人的著作。另外，还有“时义成集者”“操选政者”“诗篇成集者”等条目，出发点都是“吾邑自修志以后，作者代兴。今以予所见者言之”，以补志乘之阙。

《静思轩藏书记甲编》，一册，石印本，民国丙寅（1926）年淮安宋氏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作者宋焜，淮安人，生卒年不详，有《钵池山志补遗》。本书目所收条目的信息中出现罗振玉（1866—1940），因此作者当生活在清末民初。

本目录分正编和附录。正编著录经部27部、史部31部、子部20部、集部36部。附录有碑帖9部。记载各书作者、版本信息，且均有解题。作者自述云：“十年搜获，间有名儒佚著、专家精校以及罕见秘籍，不忍其就湮也。丙寅季秋，各识数语，并注所值。”说明作者藏书的特色是“名儒佚著、专家精校以及罕见秘籍”，且大多附有价格。

就版本而言，以稿抄本居多，其中有不少善本。如宋元本，作者收录三种：《周易本义》宋咸淳吴革刊本；《赵本管子》王念孙精校、孙星衍校，宋本；《黄氏日抄》元刊本。但经过作者考订，《周易本义》应为康熙内廷覆本，旧为丁晏颐志斋藏物，但丁晏误将此书“珍为宋椠”。丁晏在宋本的判断上经常出错，“余见颐志斋所藏元六子本《扬子法言》及明王刻《史记》，均误定为宋刻。宜目录学别为专家也”。既可补正丁晏之失，也可见目录学、版本学之难。此外，明代写本有三种：《史翰林致身录》明写本、《法藏碎金录》明写两卷本、《展卷随抄》明写本。亦有和刻本一部：《王注老子道德经》日本明和间刻本。

记录价格，是本书目的一大特点。作者定价一百金以上的书如下：《赵本管子》王念孙精校、孙星衍校，宋本，值五百金。

《张猛龙碑》，值三百金。

《七录斋诗钞》阮葵生手稿，吕星垣、孙星衍评选，阮元藏，值一百六十金。

《论语孔注证伪》丁晏手稿，刘文淇、刘宝楠精校，值一百五十金。

《六书述部叙考》吴玉搢手稿，值一百五十金。

《春秋胡传申正》丁晏手稿，值一百金。

《汉书》张惠言朱、黄批点，丁晏墨笔加评，值一百金。

《五代史记注》刘咸精校，值一百金

《金石存》吴玉搢稿本，王琛精校，值一百金。

《荀子》惠栋校、评，卢文弨精过，卢文韶藏，值一百金。

《归震川集》韩玉房批，丁晏加批，值一百金。

《通义堂集》刘毓崧手稿，值一百金。

《淮雅》阮葵生辑稿，丁晏补辑，值一百金。

《戏鱼堂帖》王士贞、毛晋、高士奇递藏，值一百金。可以推测作者判断价格的参考因素。首先是稀见程度，如宋本《赵本管子》（五百金）、难得一见的《张猛龙碑》（三百金）。其次是名家稿本、批校、收藏，如《七录斋诗钞》（一百六十金）是阮葵生手稿，经过吕星垣、孙星衍评选，且为阮元所藏；《戏鱼堂帖》（一百金）是王士贞、毛晋、高士奇递藏。第三是版本价值，如《金石存》（一百金），“原本已沉水烂破矣，此系传录稿本，远在刻本之先”。再如《通义堂集》稿本（一百金），“《仪征志·艺文志》列先生集十六卷，兹本无卷数，盖提要钩玄，晚年自定稿也”。第四乃乡邦意识，如《淮雅》（一百金）阮葵生辑稿、丁晏补辑，作者认为：“吾淮征文考献，久推阮、丁两家。《山阳诗征》既传淮人之诗矣，至非淮人而咏淮之诗，辑而刻之，足为山川增邑[色]，况出于两乡先辈之手乎？”因此弥足珍贵。

关于作者的乡邦观念，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展现，如著录乡贤手稿、写本、批本、校本、藏本等，丁晏26部、丁寿昌8部、吴玉搢10部、潘德舆7部、阮葵生4部、鲁一同3部。仅此6人的相关作品，便占本书目的47%，可见比重之大。也可看出，作者当是有意识地收藏乡贤著作。

另外，在文献价值层面，重视乡贤著作。如《周易》白文，吴玉搢写本，作者认为：“山夫先生……遗书遭乾隆甲午河溢之厄，飘没殆尽。余竭力搜求，幸获数种。……宋椠元钞，不如是之可宝也。”即使是宋椠元钞，也不如乡贤之遗书可贵。不仅如此，作者还有编刻丛书以存先贤著作之意：“柘翁未刻书，粤、浙两省多据传钞本刻行，此种世无刻本。谬误实多。余尝拟汇集各种手稿，刻《颐志斋丛书续编》，其原稿已佚者则阙之，以存柘翁之真。”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收4种文献中，有3种是稿抄本，部分字词在辨认方面有一定难度，加之作者自身学力有限，因而难免出错。敬请方家不吝赐教。凡例凡例

一、 本文除特殊人名、地名、书名等专有名词外，一律使用通用规范字。

二、 原文中所记人名字号多用同音或音近之字，一般不作改动。

三、 原文中的明显错字，均在其后以[]方式进行改正。

四、 凡不能辨认之字、原文空缺处，均用□代替。必要时做说明。

五、 原文双行小字的注文，均用小五号、单行注文的方式呈现。

六、 为方便读者使用，在日记的每一年、月、日后均以圆括号标注公元纪年。

稀见淮安史料四种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日记二十九年己酉日记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日记

二十九年己酉日记道光二十八年（1848）

七月初七日（8月5日）晴。晨起，封第八号家信，适蓉轩来，托为加封附禾。是日闻黄河水退尺馀，可□。午后，至中镇府街山泉公馆，答朱觉恬乔梓。后至广荫庵，访周星垣，晤徐丙生昆季。后至闸上看水。急流□□，东风甚大，闸下石岸残缺丈许，用大棕绳放于水中。上以木桩数十，用小绳带住，以护残缺之处，恐船傍有损而偏，见之凛然。回至草市口祝介眉处。介眉出视《残雪鸿书》画册两本，至佳。与春伯、东田晤，至薄暮，归署。（页眉：封面开交泰顺八弟收。 途遇恒斋、伯勤于太平桥。）

初八日（8月6日）晴雨不定，天气甚凉。意欲偕琴翁至河口看工而不果，因画扇以消遣。扬州严育生、同里冯希之来。午后，写信托希之带徐州。

初九日（8月7日）立秋，晴。晨偕琴才、一山至清江楼子，雇小车，至三闸。内河傍有白莲池数亩，清香扑鼻。绿草中，黄牛数头、白羊数百头，点缀其间，颇入画景。自三闸行至二闸，约二里许，即居停驻工行馆。小坐后，走二闸之上，龙王庙对河，看新补塘工。惟时已于辰刻合龙，督理官僚以及工人，纷纷喧□。上口虽已合龙，下脚漏水尚急，回顾内河，坟堆□没者，不计其数，有棺木浮水者数具，可惨之□。河边男妇老幼，逃灾至堆上者，苦苦不堪。阅后，仍至居停工馆。午饭后，至头闸看水，外面工石尚存一块，内河工石露出七块，水势直下，约高丈许，银涛雪浪，真是壮观。幸无风，脚根可能立住，细看之，觉战栗，可怕可怕。旋过新工，再至工馆。二闸至头闸，旋至工馆，路约八里。又看二闸。有大船顺流放下，险甚。与居停、琴才、一山以瓜解渴。小坐后，雇小车不得，行至天后宫，即奶奶庙。道人甚殷勤，留至内殿少歇。复雇小车，至高盘头，河下雇黄河快子。船名，船名黄快子。登舟后，适微雨，风恬浪静，行至大桥口，天已晴朗。一山至河北岸，余同琴翁至集雅斋，晤严育生兄。育生出视绢本□补百馀幅。每幅皆注花之名目，是乾隆甲子年物，系院本工笔，设色鲜艳。画者不知为何人，笔意纯用南田法。时已薄暮，归署。畅游永日，大为快事，因为之记。（页眉：三闸水势，较之清江闸，亦高二三尺。 头闸，即天妃闸，水势最高者。 钦工石，每块高一尺二寸，面上钤口，皆用铁胜，铸“钦工”二字。 天后庙至高盘头，约五里许。 黄快子，中舱甚宽，头上用两橹。高盘头至大桥口百文而已。）

初十日（8月8日）晴。师圃轩前，优钵罗初放，栽于盆中，移置案头。其花如山百合，花长三四寸，五出，每出有角，中有五心，正中□又□牵牛花。色白，闻之如檀香，幽静可爱，真是禅家妙品。是日，闻龙王庙对河之新工西堆□开八丈有馀，人心大惶。前工幸新积东堆认真，不至大伤。又闻里河厅摘去顶带，山盱厅撤去，以沈竺卿文藻署理，□□□开义河，放水最易。

十一日（8月9日）晴。午后，至清江浦楼子东首蒋仲蓠之新宅，晤仲蓠，并答邵士贤兄。士兄系仲蓠之姊丈。后偕仲蓠至桃南署中，晤筱云、诵芬、缄斋、葵石、一蜚、寄怡。后至陆晓汀先生处小坐。后至外南署中，时胡筼谷先生新至外南之吟梅饲鹤轩，孙琚伯兄亦晤于是轩，并晤王小莲兄。即琚伯之岳，人极爽快。畅晤至薄暮而归。（页眉：陈金声兄自杭来寓，言南边水势不甚大，米价三千，是六月二十也。）

十二日（8月10日）晴，无风。水势已定，人心亦安。客不来。

十三日（8月11日）晴。晨，蓉轩来，带到伯平处交来酉卿信。□人至桃南，贺沈竺卿署山盱任喜。谭菊农来柬，乞画松溪款扇。是夜热甚，洗澡，爽快之至。（页眉：即复伯平信，交去对笺六张。又致石梅信，交去屏幅一张。）

十四日（8月12日）晴。在于野草堂检理书籍。午后，纪友三来。是夜，雷雨交作。蚊多，不能卧。三鼓后，微雨。（页眉：王桂兄来，同整书籍。）

十五日（8月13日）晴，热。仍于于野草堂检理书籍。夜，与柳翁奕。

十六日（8月14日）晴，热。晨，至四公祠，晤伯平、致轩。后至龙王庙，晤蔡古愚及古愚之大令兄。适石梅与蔡大兄饮，遂同席。龙王庙庭前，高梅两株，绿阴蔽暑，凉风徐来。门外布帆飞驶，隔岸垂杨满堤。并看古愚所得旧玉器数百种。归。自笠甫处晤笠甫、侃如。草市口答陈金声。晤兰舟，并得晤恒斋、坤泉。归寓后，至于野草堂，复检书籍。夜与柳翁奕。闻宝应、高邮等处被水，灾民数千下江南，可怜之至。（页眉：是日又至谭子达处，晤子培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