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章宋代太学制度与文学视域的联结
第一节选题旨趣
第二节学术史回顾
第三节宋代太学与文学的联结
第二章宋前太学制度溯源
第一节宋前太学制度沿革
第二节宋前太学对两宋太学的影响
第三章宋代太学制度演变
第一节北宋太学发展演变
第二节南宋太学发展演变
第四章宋代太学重要制度述论
第一节太学管理制度：学官、学生与教学管理
第二节太学升取制度：“学而优则仕”的三舍取士
第五章太学与朋党之争
第一节太学生参与党争
第二节群体心理动态图
第三节群体心态的转变历程
第四节士风衰败与群体蜕化
第六章皇帝、臣僚与学官：太学教育及其文学影响
第一节崇儒兴学：皇帝的教育政策及其影响
第二节左提右挈：臣僚的教育思想及其影响
第三节师道明学：学官的教育实践及其影响
第七章宋代太学的学风与文风
第一节学风与文风的探究视角
第二节宋代太学的学风
第三节宋代太学的文风
第四节太学学风与文风对于时文创作的影响
第八章太学经历与文人影响论例
第一节苏门四学士的庠学之教与其诗文创作
第二节太学生陈东之忠义爱国与其诗文创作参考文献附录宋代太学资料辑选
第一章宋代太学制度与文学视域的联结
纵观中国教育制度史，有宋一代无疑是教育发展的辉煌时期。宋代统治者深明“人才风俗本于学校”之理，崇儒右文、兴学重教，官学、私学与书院皆有飞跃式发展。本书所论，正是宋代官学中最为发达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太学。
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太学制度始创以后，历经魏晋隋唐诸朝，时有兴废。概而论之，时局动荡、战乱频仍之年岁，统治者以政治军事为重，无暇顾及文化建设，太学教育也难逃厄运。而在国家形成一统局面、和平稳定时期的汉唐盛世，太学大力发展，汉太学有一千八百余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千二百间，生徒八千人。汉唐太学虽学员众多，影响较大，但自汉至唐以来，太学制度多因循旧体，少革新之功。太学发展至赵宋，可谓真正达到了古代太学的鼎盛时期。它承继隋唐太学制度而来，更在其基础之上开拓创新，产生了三舍法、舍选制等一系列全新的管理和选拔制度。这些制度又深刻影响了元明清诸代的太学、国子监教育，对于现今学校教育亦颇有启示。
第一节选题旨趣
本书的选题依据，主要缘于以下三个基础层面的考量。
第一，将宋代太学制度置于中国太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下，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它不同于诸朝的独特性和开拓性。这些既是宋代太学特有魅力所在，又决定了其研究的必要性。两宋社会坚持贯彻兴文抑武、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尊孔崇儒、重视教育，在此契机下，太学不仅逐步恢复发展，更在三百年间开创了一系列新制度。宋代太学既具有太学发展史中的共同属性，又呈现出其鲜明的个性特色。首先，宋代太学经历了三次轰轰烈烈的兴学运动，这在历朝历代中都属空前绝后。仁宗朝庆历新政，改贡举、兴学校等重要措施促成了北宋王朝的第一次兴学运动，史称“庆历兴学”。借着这股兴学浪潮，太学在经历宋太祖、太宗、真宗朝的荒废后，于仁宗庆历之际获得了重建。神宗朝王安石变法运动，将太学体制、规模、职能、教学推进到了全新的高度，成就了北宋第二次兴学运动，史称“熙宁、元丰兴学”。北宋的第三次兴学是由蔡京主持的“崇宁、大观兴学”，也是有宋一朝规模最大的兴学运动，时间跨度逾二十年，革新力度前所未有。其次，三舍法和舍选制是宋代太学的独创制度，构筑了两宋太学大兴的重要基石。“熙丰兴学”改革太学体制，实施三舍法，将太学生按等差分隶于外舍、内舍、上舍，考校生员学行而依次升舍，这成为有宋一朝一直沿用、最为重要的太学制度。舍选制亦创举于熙丰时期，它的出现强化了太学职能，实现了由太学上舍及第而不通过科考也可入仕为官的重大突破，部分取代了科举的重要作用。崇宁三年（1104），诏罢科举，规定天下士子悉由学校升贡，舍选考试成为普通士人入仕的唯一途径。这是学校教育对抗科举考试的阶段性完胜。再次，宋代太学内部深受政治形势影响，而太学生群体参政议政又深刻影响政治，这种相互影响的现象也是其他朝代所少见。理学与王学的争斗，政治气候的不定时偏向，导致太学学官更替频繁、教学内容标准取舍时时变化、生员公私考试答案众说纷纭、应举科考更需随时紧跟政治潮流。太学之发展变化实与二者之间的争逐有莫大关系。而另一方面，太学生群体参政议政、上书论事之风盛行。太学生自身既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政治意识，他们更是政治斗争者竞相拉拢、威逼利诱的对象。从历史事实来看，两宋之交至南宋末的每个朝代都有太学生上书论政，或一朝发生多次，一人连续上书数章，甚至在某些时期产生过影响政治走向的作用。这也是研究宋代太学必须关注的重要现象。
第二，宋代太学与文学的直接结合——太学体，已是宋代文学研究中受到重视的文学现象。前贤时俊已开辟出了太学与文学关系研究这块领地，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承继并拓展之。太学体本为文学现象，显然与太学有关，却又是文学领域的关注点。研究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历程，就避不开不同时期的特殊文风，如真宗朝西昆体、仁宗朝太学体。太学体流行于太学内部和社会科场，究其实质，或以为它是“从庆历四年创建太学后，到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时的十四五年间，流行于太学的一种内容迂阔矫激、文辞僻涩怪诞的古文”②张兴武：《北宋“太学体”文风新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第87页。，或认为“‘太学体’并非‘古文’，而是一种流行于学校与科场之间的应试文风，其文体范围包括‘赋’‘策’和‘论’”②。而太学体的主要特征，前人多有称述：“迂癖奇怪，……高谈虚论”（欧阳修《议学状》），“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癖而不可读”（苏轼《上欧阳内翰书》），“奇邪谲怪……狂词怪论”（苏辙《祭欧阳少师文》），概言其“内容迂阔矫激、文辞僻涩怪诞”，应大致不差。就太学体的发展时期而论，景祐有太学“变体”，庆历有太学“新体”，嘉祐“太学体”，至熙宁又出现太学“新格”，且仍然“不禁其渐”。太学内部的太学体文风流变过程，从庆历二年石介始就一直延绵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直到嘉祐二年盛极一时之际被狠狠贬黜，其后自然有所收敛，却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并未绝迹。就太学体的历史功过而论，它一向受到诸人的打击批判，但也有学者说它“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打破了刻板的科场文体程式和死气沉沉的文风”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36页。，“就‘古文运动’的历史全貌而言，许多思想家及其被指责为‘险怪’的文风，正可构成‘运动’的重要一翼”朱刚：《北宋“险怪”文风：古文运动的另一翼》，《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185页。。这些观点颇可启人思考。因太学在国家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太学体深刻影响了社会层面广大学子的风气转变。笔者所论，以太学体研究为基础，扩展至太学学风与文风，深入挖掘太学与文学之间的紧密关系。
第三，本书既非单纯的宋代太学制度研究，亦非单纯的文学史研究，而是二者紧密结合下的关系研究。宋代太学在太学发展史中特征鲜明，地位重要，太学体、乾淳体等文学现象已受时人重视，这种情况下，研究宋代文学视域下的太学制度，探寻其间影响，必将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从文学“外部”出发，探论外部因素与文学的关系及其影响，已成为文学研究领域方兴未艾的一种热点现象。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几乎涵盖了与文学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这些研究主题下已有诸多佳作问世。本书在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大范围主题下，选定宋代太学制度，研究其与文学的关系影响。
第二节学术史回顾
宋代文学视域下的太学制度研究，现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取得不少成果，为本书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内容和多元的视角方法。回顾学术史上有关研究成果，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宋代太学制度研究。历史学和教育学领域的学者均有研究，只是切入角度和研究方法大不相同。
从历史学视角研究宋代太学。论及太学生，多看重其历史作用。如黄现璠《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黄现璠：《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论述太学生在宋代历史中所起重要作用。本书作于民国时期，可谓近现代以来研究宋代太学的开山之作，其主旨倾向于太学生与历史政治的关系研究。此后相关成果有赵宗颇《宋代爱国知识分子陈东》赵宗颇：《宋代爱国知识分子陈东》，《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4期。，张蕙芬《宋代的太学》张蕙芬：《宋代的太学》，《上海高教研究》1985年第3期。，李蔚、辛俊玲《略论宋代官学的特点和历史作用》李蔚、辛俊玲：《略论宋代官学的特点和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张晓宇《北宋太学制度与太学生救国运动内在联系初探》张晓宇：《北宋太学制度与太学生救国运动内在联系初探》，《学术月刊》2003年第10期。等，皆肯定太学生的历史作用，探讨太学与政治关系。论及太学官员，多探究其官学制度。如韩凤山《唐宋官学制度研究》韩凤山：《唐宋官学制度研究》，吉林摄影出版社2005年版。主要探讨唐宋官学的教师制度、学生制度、教育教学制度与经费筹措制度，涉及拟任教师的选择与考核。相关成果还有袁征《宋朝中央和州郡学校教职员选任制度研究》、韩凤山《唐宋官学教师道德建设的举措》等。这些研究成果详考太学官员任职的各项制度，注重共性特征，但对于具体官员的个性情形未有细论，本书所论须在其基础之上加强学官个案分析，挖掘其个人特色。
从教育学的角度研究太学制度。宋史领域内太学虽仅是很小的组成部分，但研究宋代教育必然绕不开太学，故其教育学类研究成果甚多。一类是中国教育通史类的研究专著。如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卷“宋代教育”专章论及“官学教育”。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宋辽金元》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三卷《宋辽金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对宋代历次兴学、中央与地方官学中的具体问题，如官学教材、经费制度、考试制度等皆有论述。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篇幅宏大，论述详细，兼顾诸方面。乔卫平《中国宋辽金夏教育史》乔卫平：《中国宋辽金夏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炳照、郭齐家《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王炳照、郭齐家：《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陈青之《中国教育史》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岳麓书社2010年版。等皆及宋代官学教育。另一类属于宋代教育史类的研究专著。如苗春德《宋代教育》苗春德：《宋代教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兼顾官学、私学与书院，细分为政策编、铨选编、学校编、管理编、学术编和人物编六部分。苗春德、赵国权《南宋教育史》苗春德、赵国权：《南宋教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详论南宋时期的官学、私学、书院及社会教育。袁征《宋代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袁征：《宋代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版。等专著亦各有千秋，引人启迪。以上专著既然以中国通史或整个宋代为研究对象，篇幅所限，其中提及太学部分必然有限，多以对太学教育的概述为主，具体到太学的重要问题如三舍法、舍选制等则难以专论，多是泛泛交代，特别是文献阙载或语焉不详之处，少有详考。本书紧绕太学及其重要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继续挖掘，以求全面而深入，择引精华而作出新意。
二是宋代太学与文学关系研究。这集中体现于庆历太学体与乾淳太学体的研究。因现存太学体资料甚少，难以著书详论，故多以论文形式将太学体的发展演变，从景祐“变体”到庆历“太学新体”再到嘉祐“太学体”，作一探究辩论。自从曾枣庄先生《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曾枣庄：《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将欧阳修嘉祐二年所打击的文风与西昆体骈文区别开来，并视此“太学体”为古文运动中的不良倾向，学界对于“太学体”有了全新的认识，后续撰文不少。其中又延伸出三种不同意见。第一是太学体究竟是一种文体还是文风，引发了诸学者的一再阐论。祝尚书《北宋“太学体”新论》祝尚书：《北宋“太学体”新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认为太学体是庆历年间流行于太学的一种文体，多位学者持赞同意见。张兴武《北宋“太学体”文风新论》张兴武：《北宋“太学体”文风新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却倡导“‘太学体’并非‘古文’，而是一种流行于学校与科场之间的应试文风”。第二是关于太学体的正负面评价。祝尚书对太学体持批判态度，认为“它带着庆历的时代色彩，是庆历年间社会文化土壤培育出来的一个毒瘤”。而朱刚《“太学体”及其周边诸问题》朱刚：《“太学体”及其周边诸问题》，《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认为“太学体”是“庆历士风合乎逻辑的发展，更是北宋思想文化向‘性命之理’深处挺进时必然经历的阶段。‘太学体’不能简单理解为古文创作上的一股歪风，而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北宋“险怪”文风：古文运动的另一翼》朱刚：《北宋“险怪”文风：古文运动的另一翼》，《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则将太学体定位于自中唐至北宋以来长期存在的“险怪”文风之一环，希望“重新审视‘怪文’承载激进思想的历史意义”。第三是欧阳修在排抑“太学体”的过程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有着不同意见。葛晓音《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新探》葛晓音：《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新探》，《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5期。将太学体视为歪风，认为“这场排抑太学体的斗争与反对西昆体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应当在中国文学史论著中补书一笔”，自然是肯定欧阳修的排抑功劳。谢琰《欧阳修排抑“太学体”发覆》谢琰：《欧阳修排抑“太学体”发覆》，《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期。另辟蹊径，认为其主要目的是打击举子“妄议时事”的政治习气。而吕肖奂《欧阳修对奇险风格的矛盾态度——兼论其对太学体形成的影响》吕肖奂：《欧阳修对奇险风格的矛盾态度——兼论其对太学体形成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1期。则认为由于欧阳修对石介既批评又盛赞的矛盾态度，导致他对太学体的形成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许瑶丽《庆历“太学新体”新论——兼论欧阳修对庆历“太学新体”的促进》许瑶丽：《庆历“太学新体”新论——兼论欧阳修对庆历“太学新体”的促进》，《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也倡言欧阳修之某赋直接推动了“太学新体”的形成。另外，关于乾淳太学体的研究，初有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之《论乾淳“太学体”》一文认为：“所谓乾淳‘太学体’，即乾、淳时期受‘永嘉派’重要作家陈傅良科举程文影响而兴起的文体，它主要流行于太学。”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431页。《宋代科举与文学》亦有小节专论。陈光锐《南宋太学“乾淳体”新探》在祝文基础上提出：“‘乾淳体’是对乾淳之际以太学为核心的科场文风描述，不同的学术风尚影响着太学文体。”陈光锐：《南宋太学“乾淳体”新探》，《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学者的诸种争议一方面是由于太学体与乾淳体的现存资料过少、真相模糊而引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研究暂无学界定论，尚有深入空间。
三是政治、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可分两大类，一类给本书研究提供了基础内容。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年版。、《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前书中庆历“太学体”“宋代科举制度对文学发展的促进”“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悖反”等章节引人启迪，后书中有“北宋‘太学体’新论”与“论乾淳‘太学体’”专章。姚红、刘婷婷《两宋科举与文学研究》姚红、刘婷婷：《两宋科举与文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不同于祝书重科举考论轻文学研究，将科举与文学两者紧密结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郭英德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以文学与教育的互动为视角，分为教育制度与文学、教育内容与文学、教育活动与文学、教育效果与文学四大专题。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打下重要的参考基础。第二类更多是提供视角方法上的借鉴。马茂军《北宋儒学与文学》马茂军：《北宋儒学与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成明明《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成明明：《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吴建辉《宋代试论与文学》吴建辉：《宋代试论与文学》，岳麓书社2009年版。、高明峰《北宋经学与文学》高明峰：《北宋经学与文学》，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专著，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团队的一系列博士论文或著作，如傅绍良《唐代谏官与文学》、于俊利《唐代礼官与文学研究》、徐晖《唐代国子监学官与文学》、王吉清《唐代的早期教育与文学》等，皆选取政治、制度、思想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对本书写作有程度不等的启发思考。
回顾学术史上相关研究成果，前人更多关注宋代太学制度本身的研究，太学与文学关系则过于集中于“太学体”研究。本书既承继之，又对于这两大方面皆有拓展。已有太学制度研究，多把它放在宋代教育、官学教育这样的大背景下，太学与其他中央官学、州县学、私学、蒙学、书院等被放在同一层面上，多作宏观概况性或单篇论文式的论述，而将太学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并深入细致地探究其溯源及沿革，太学与政治、君臣影响等，是本书研究重要内容，其关键点是突出宋代太学制度的集中性研究、独立性研究。太学与文学关系研究，则更需大力拓宽研究面。单纯的“太学体”研究有多位学者撰文探讨，主要将其放在研究北宋古文运动、欧阳修排抑之而改变社会及科场文风的角度，对于太学及其内部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并无过多关注，故诸文基本只论“太学体”而不提“太学”。“太学体”仅是盛行于仁宗一朝，推而广之，神宗朝、徽宗朝及历朝之太学学风、文风如何流变，对于文学创作有何影响，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本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自然在“太学体”之外延伸了许多。从纵向发展的历史角度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等文学大家撰文参与讨论太学学制改革；由上到下的层级角度看，皇帝、臣僚、学官、太学生及普通士人皆与太学有着密切关系并由此产生了大量诗文作品；从太学内部来看，不同历史时期的学风与文风大有差异；按内容题材论述，太学师生留下诸多诗文之吟咏；个例分析，亦可见太学个人经历及诗文创作的影响。凡此皆是我们开拓研究、全面考察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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