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文集）
关于当代文史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的精辟之作
本书是对现当代东南学术演变的整理与思考的成果。本书共分三大部分。一为对文史学界几位成就卓著的学术大家的专题研究。二为作者从近代学术演变的高度，通过若干专题的探讨，说明当代学术的时代特征及其走向。有些应各种学术刊物之约而写作的文字，或是在各处学术团体中所作的讲演，内容各不相同，其中均具独有的视角，可给人以启发。三为对王国维、陈寅恪五篇文章的分析,这些文章对当代学术的发展都曾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作者从宏观的高度说明时代背景，探讨其所以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这样的研究，条分缕析，与常见的通论、泛论性的文字不同，本身也是一篇篇精到的学术论文。
周勋初，上海南汇人，1929年生。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自此后一直任教于南京大学。周先生治学涉及诸子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古典文献学、近现代学术史等学科领域。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唐代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
当代学术研究思辨
目录—
目录
前言1
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
胡小石先生的教学艺术
胡小石先生与书法
胡小石先生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我所了解的胡小石先生
《胡小石文史论丛》导读
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
陈寅恪先生研究方法之吾见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与清代朴学的关系
朱东润先生治学的特色
罗根泽先生在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序
程千帆先生的诗学历程
当代治学方法的进步
——以归纳法、假设法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
古今文史观念的演变
——以正史、小说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
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
郁贤皓《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的建构特点》讲评
中国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十年来中国大陆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
读稿杞忧
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特点的研究
西学东渐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艰难处境
从古今不同教育方式说起
“全”字号古籍整理项目的重大意义
文献学与综合研究
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建设发展研讨会上
的发言
新材料的利用和旧学风的扬弃
——读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前修或未密，后出当转精
——读王国维《汉魏博士考》
综合研究与触类旁通
——读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通才达识，迥出意表
——读陈寅恪《论韩愈》
以诗证史的范例
——读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
后记
附录
当代学术：从“预流”到“正果”
——读《当代学术研究思辨》陈允吉朱刚
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
《札记》产生的时代背景
1934年，章太炎先生退隐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弟子分头笔记，留下讲义多种。在王乘六、诸祖耿记录的一份讲义的《文学略说》部分，提到了民国初年桐城派和《文选》派纷争的一重公案，颇有意味。文曰：
阮芸台妄谓古人有文有辞，辞即散体，文即骈体，举孔子《文言》以证文必骈体，不悟《系辞》称“辞”，亦骈体也。刘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说。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以老髦，不肯置辩。或语季刚：呵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
章氏论文，重魏晋而轻唐宋，但对桐城早期的一些宗师，也并不鄙薄。因此，他对骈、散之争并无多大成见，尤其是到了文言和白话之争兴起之后，更是觉得不必同室操戈若是。只是从上述介绍中也可看到，当年的冲突是很激烈的，章氏本人也已卷入了旋涡中。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桐城派的最后几位大师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和林纾等人先后曾在京师大学堂及其后身北京大学任教，其后章太炎的门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及周氏弟兄等先后进入北京大学，逐渐取代了桐城派的势力。这是近代学术风气演变的一大交会，其中经过，可以作些考察。
民国二年（1913），北京大学礼聘章太炎到校讲授音韵、文字之学，章氏不往，而荐弟子黄季刚（侃）先生前去任教。这就在桐城派占优势的地盘上楔入了新的成分，引起了散文与骈文之争。
姚永朴在北京大学讲授桐城派的理论，著《文学研究法》凡二十五篇，颇得时誉。季刚先生继起讲授《文心雕龙》，那时他才二十八岁，风华正茂，其后汇集讲义而成《札记》一书，亦颇得时誉。如果说，《文学研究法》是代表桐城派的一部文论名著，那么《文心雕龙札记》就是代表《文选》派的一部文论名著了。
可以说，桐城派和《文选》派之间发生的这场论争是我国旧文学行将结束时的一场重要争论，对散文和骈文写作中的许多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辨析和总结。因此，若要理解《文心雕龙札记》一书的价值，必须追溯我国几千年来散文和骈文发展的历史，才能掌握其中提出的若干重要观点的价值。
文学观念与师承的关系
众所周知，季刚先生早年受业于章太炎门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季刚先生考入湖北崇文普通学堂学习。其时朝政腐败，国势危殆，季刚先生乃与同学及朋辈密谋覆清。两湖总督张之洞觉察，而张氏与季刚先生之父云鹄先生乃旧交，至是遂资送季刚先生赴日留学。其时章太炎因从事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而在日本避难，主持《民报》笔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季刚先生向《民报》投稿，开始追随章氏。宣统二年（1910），章太炎在东京聚徒讲学，季刚先生才正式投入其门下。
季刚先生的另一位老师是刘师培。二人结识甚早，而确立师生关系则甚迟。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章太炎和刘师培流亡日本，生活窘困至极，同居东京小石川一室，季刚先生此时即已与之订交。民国建立之后，季刚先生至北京大学任教，其后刘师培以拥护袁世凯称帝失败，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刘氏也开设魏晋南北朝文学方面的课程，同样讲授《文心雕龙》这部专著。他在这方面的见解，罗常培曾加笔录而有文字传世罗常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独立出版社1945年出版于重庆。他还曾笔录《文心雕龙·颂赞》与《诔碑》两篇讲义，发表于《国文月刊》一卷9、 10合期与36期。，与《札记》并读，犹如桴鼓之相应。可以想见，当时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是不小的。于是桐城派的势力日益衰退，不能不让《文选》派出一头地了。
季刚先生与刘师培年岁相若，二人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其后季刚先生以为自己的经学水平不如刘氏，乃于民国八年（1919）执贽行弟子礼。据殷石臞先生介绍，季刚先生自谓文学不让乃师。从二人的创作方面来看，此说可以信从，但从季刚先生信从阮氏之说来看，应当认为他在文学理论方面曾受到刘氏的影响。
刘氏的学说，是《文选》派的后劲。这与他个人的家世有关。刘师培出身于仪征一个三代传经的家庭，而仪征这地方文风的崛起，曾受前辈阮元的影响。阮元官位显赫，而又热心文教事业，对汉学的发达起到了倡导扶植作用。他还在文学思想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清代中世之后文风的改变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作为仪征这一地区的后学，刘师培继起发挥阮氏学说，于是又有人称这一流派为“仪征学派”。仪征属扬州辖下，清代苏北地区文风很盛，出现过汪中等不少学者，这是一批在朴学上有高深造诣而又有其共同或近似观点的学者，有人总称之为“扬州学派”。
桐城派的建立，自康熙年间的方苞开始，经过刘大櫆、姚鼐等人的继续努力，乾、嘉之后声势日盛，甚至产生了“天下文章，独出桐城”的赞誉。桐城派有明确的写作宗旨，在文风上也就会形成某些共同的特点。尽管经过许多高手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因理论方面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共同的缺点，那就是文章雅洁有馀，而文采不足。这一点姚鼐当时也已看出来了。他在编《古文辞类纂》时，在《序目》中标举宗旨曰：“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了补偏救弊，他又特辟“辞赋类”一目，希望扩大散文写作的源头，吸收骈文的某些艺术特色，使桐城古文在“味”“色”方面丰富起来。
阮元就是针对桐城派的局限而提出了自己的学说，建立了自己的学派的。他认为应把骈文作为我国文学的正宗，把散文逐出文苑。这种见解当然也是很偏颇的。但他根据我国文学的特点而立论，强调文学创作必须珍视本国语言的特点，则有其合理的地方。这是《文选》派所以能够经受得住历史考验的原因。
阮元援引六朝文笔之说，所谓“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主张文必有韵。他又以为文章必须注意比偶，于是又引《易经》中的《文言》以张大其说。总的来说，阮元推崇魏晋南北朝时骈文的成就，以《文选》为宝典，信从萧统《文选序》中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说。他在《文韵说》中提出：“凡为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显然，这也正是针对桐城派的不足之处而提出的挑战。
刘师培撰《广阮氏〈文言说〉》，又援引载籍，考之文字，以为“文章之必以彣彰为主”，他在《文章源始》中推阐阮氏之说，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辨，而文之制作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
但上述见解，却引起了章太炎的反对。章氏在《文学总略》中对阮、刘二氏之说作了有力的批判。阮氏主张文必有韵，而又把“韵”的概念扩大，用文中的“宫商”（平仄）来替代，以为《文选》中的散体之作，也可归入“文”中。但我国古来的所谓“韵”，都指押脚韵而言，《文选》中的散文固然不用押脚韵，就是那些骈体之作，除诗、赋、铭、箴等外，也同样不重押脚韵，因此章氏指出：“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借此证成，适足自陷。”这也就是说，阮、刘二氏之说缺乏理论上的根据，与事实不合。
章太炎的《文学总略》一文，洋洋洒洒，意蕴甚为丰富。他从历史上考察，从理论上辨析，对阮元一派的理论作了彻底的清算。文章开端，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札，谓之章。……今欲改文章为彣彰者，恶乎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这是因为阮、刘之说不能圆满解释古今对“文”的内涵，故章氏提出了“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的见解。
章氏的这种理论，考证字源而标举宗旨，用的是朴学家的基本手法，可以说是一种朴学家的文论。
由上可知，季刚先生的这两位师长，文学观念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点。他们之间的争论，牵涉到对文学特点的不同认识，从而对文学的范畴持不同的看法。刘师培以“沉思”“翰藻”为文的特征，注意音韵和比偶这样一些我国语言文字所特有的美感因素，章太炎则认为以此衡文，势必要把一大批作品逐出文学的领域之外，不合国情。因此，他追本溯源，主张凡是见之于竹帛的文字，都应归入“文”的范畴。
季刚先生折中师说，以为言各有当，从而对此作了新的剖析。他在《文心雕龙·原道》篇的札记中说：
阮氏之言，诚有见于文章之始，而不足以尽文辞之封域。本师章氏驳之，以为《文选》乃裒次总集，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又谓文笔文辞之分，皆足自陷，诚中其失矣。窃谓文辞封略，本可弛张，推而广之，则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此至大之范围也。故《文心·书记》篇，杂文多品，悉可入录。再缩小之，则凡有句读者皆为文，而不论其文饰与否，纯任文饰，固谓之文矣，即朴质简拙，亦不得不谓之文。此类所包，稍小于前，而经传诸子，皆在其笼罩。若夫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修饰润色，实为文事；敷文摛采，实异质言；则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废者。即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
这种见解，显然是基于章、刘二氏之说而重作的结论。他把我国文学创作的扩展和演进看作一个历史的进程。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这是“文”的初级阶段，章太炎所郑重申诫的，就是不能忽略作为文学源头的这一阶段。其后经过有句读之文，即经传诸子阶段，而发展为文采斐然的文章，也就进入了阮、刘所强调的六朝文学阶段了。这样看来，章、刘二氏之间看似针锋相对，实则并无原则性的矛盾，所以季刚先生通过细致的辨析形成了更完整的见解。
这种认识，与刘勰的见解甚为契合。《文心雕龙》前面二十篇文章，分论各种文体，符、契、券、疏等“笔札杂名”也被视作“艺文之末品”，一一加以讨论，可见阮氏之说陈义过高，与六朝之时的文论大师刘勰的学说就不能相合。而刘勰在《总术》篇中描写“文”的特点说“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则显然不是指“著之竹帛”和“有句读者”的初级阶段之文而言。这样看来，章氏所立的界说又失之过泛，与刘勰之说不能完全切合。季刚先生讨论这一问题时，从《文心雕龙》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中得到启示，作出了合适的结论。因此，他对文学特点的看法与刘勰相合，对文学领域的区划也与刘勰切合，所以他研究《文心雕龙》，也就不致发生畸轻畸重或隔靴搔痒的弊病。
总结上言，可知民国初年的文坛上，有三个文学流派在相互争竞，一是以姚氏弟兄和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二是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三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朴学派。季刚先生因师承，和后面的二派关系深切。他是《文选》学的大师，恪守《文选序》中揭橥的宗旨而论文，这就使他的学术见解更接近刘氏一边。但他汲取前人的创作经验，参照《文心雕龙》和本师章氏的“迭用奇偶”之说，克服了阮、刘等人学说中的偏颇之处，则又可说是发展了《文选》派的理论。
季刚先生在《总术》篇的札记中说：
案《文心》之书，兼赅众制，明其体裁，上下洽通，古今兼照，既不从范晔之说，以有韵、无韵分难易；亦不如梁元帝之说，以有情采声律与否分工拙。斯所以为“笼圈条贯”之书。近世仪征阮君《文笔对》，综合蔚宗、二萧（昭明、元帝）之论，以立文笔之分，因谓无情辞藻韵者不得称文，此其说实有救弊之功，亦私心夙所喜好，但求之文体之真谛，与舍人之微旨，实不得如阮君所言；且彦和既目为“今之常言”，而《金楼子》亦云“今人之学”，则其判析，不自古初明矣。与其屏笔于文外，而文域狭隘，曷若合笔于文中，而文囿恢弘？……阮君之意甚善，而未为至懿也；救弊诚有心，而于古未尽合也。学者诚服习舍人之说，则宜兼习文笔之体，洞谙文笔之术。古今虽异，可以一理推；流派虽多，可以一术订；不亦足以张皇阮君之志事哉？
阮元建立《文选》派时，曾经援用过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说，作为宣扬骈文的理论根据和批判桐城派的武器。季刚先生提出“合笔于文”之说，也是因为阮元持论过严而把笔中的许多名篇排斥在外，且不足以解释文学发展史上的各种复杂现象。但从他对阮元之说的推崇而言，可知他是以此为本而又吸收本师章氏等人之说来补偏救弊的。从这些地方来看，季刚先生的学说，比之阮元、刘师培等人的见解，更为圆通。作为这一流派的殿军，而又作出重要的发展，可以说他是一位《文选》派中的革新者。
对齐梁文学与《文选序》的不同评价
清代朴学的兴起，在文学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流派的大师，熟悉典章制度、名物训诂，对文字、声韵又有精深的研究，他们把这方面的修养运用于作文时，也就容易走上骈文的路子。因为骈文作者首先要在典故和声韵方面有深厚的功夫。
朴学家中先后出现过许多著名的骈文作者。阮元等人，自不必说，其他如孔广森、汪中、洪亮吉、李兆洛、凌廷堪等人，都是著名的骈文作者。他们也并不绝对排斥散文，例如汪中，就是以骈为主，而又骈散兼行的著名作家。他的成就，一直为后来的骈文作者所推崇。
季刚先生也极为推崇汪中的学术水平和创作水平。民国初年，当他一度出任直隶都督府秘书长时，曾于津沽逆旅间见有署名王蕙纫之题壁诗十首，内二首有云：“城上清笳送晓寒，又随征毂去长安。当年娇养深闺里，那识人间行路难。”“北来辛苦别慈帏，日日长途泪独挥。自恨柔躯无羽翼，不能随雁向南飞。”季刚先生问知为北里中人所作，顿起天涯同病之感，遂题诗于后曰：“戎幕栖迟杜牧之，愁来长咏杜秋诗。美人红泪才人笔，一种伤心世不知。”“簪笔何殊挟瑟身，天涯同病得斯人。文才远愧汪容甫，也拟摛辞吊守真。”这是因为季刚先生早年生活颇为艰辛，后以朴学名家，而又寝馈六朝文学，主张骈散兼行，不论是在性格上，还是在学业上，都有相通而引起共鸣的地方。汪中作《经旧苑吊马守贞文》，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垒块，所谓“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静言身世，与斯人其何异？”更能触动景况相同者的心弦。季刚先生随后弃政从学，这首诗中已可见其端倪。
汪中与阮元关系深切，乃是扬州学派中的知名人物。王引之《容甫先生行状》曰：“为文根柢经史，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章太炎《菿汉微言》曰：“今人为俪语者，以汪容甫为善。”可以说，汪中是《文选》派和朴学派心目中可与桐城派分庭抗礼的一位理想人物。
刘师培在《文章源始》中说：“歙县凌次仲先生，以《文选》为古文正的，与阮氏《文言说》相符。而近世以骈文名者，若北江（洪亮吉）、容甫（汪中），步趋齐梁；西堂（尤侗）、其年（陈维崧），导源徐、庾；即谷人（吴锡麒）、轩（孔广森）、稚威（胡天游）诸公，上者步武六朝，下者亦希踪四杰。文章正轨，赖此仅存。”说明清代骈文作者取得的成就，与继承六朝文学的传统有关：即使是其中的突出人物如汪中等人，也与六朝文学有很深的渊源。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把文章的风格归为八类。其中“新奇”“轻靡”二类，刘氏下定义曰：“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这些评语是褒是贬，学术界的看法很不一致，而季刚先生在《札记》中加以阐释，“新奇”下曰：“词必研新，意必矜创，皆入此类。潘岳《射雉赋》、颜延之《曲水诗序》之流是也。”“轻靡”下曰：“辞须茜秀，意取柔靡，皆入此类。江淹《恨赋》、孔稚圭《北山移文》之流是也。”这里所举的例子是否合适，可以商讨，但从他对这两种风格的解释而言，则是以为“八体”之间无高下之分，都是刘氏心目中的美文。显然，这两种风格的文章突出地反映了齐梁文学的特点，季刚先生加以肯定，说明他在衡文时也不废齐、梁。
季刚先生的这种见解，近于刘师培而远于章太炎。章氏在《与邓实书》中说：“仆以下姿，智小谋大，谓文学之业穷于天监。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澹雅之风，于兹沫矣。”因为他重澹雅之文，所以推重魏晋而鄙薄齐、梁，对于那些“危侧趣诡”“缥缈附俗”之作，自然极力排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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