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开拓的诗世界 杜诗研究的经典著作 共收入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作的关于杜诗研究的十一篇论文 开拓了杜诗研究的新世界

秦观说：“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韩愈论》，《淮海集》卷二二。秦观所强调的“适其时”，也就是《易经》中的“随时之义”。在我们今天看来，杜甫创作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至少包括下面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杜甫所处的时代是社会急剧变化的大时代，正是这个时代孕育了我们的诗圣。


杜甫生于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他的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个皇帝的统治，那正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爆发于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就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关键。如果我们把杜甫二十岁之前的少年时代略去不计，那么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正好是他后三十年生涯的中点。人们在谈到杜甫的时代背景时，常常强调安史之乱以后那个万方多难的大动乱时代。其实，对于诗人的成长来说，安史之乱以前的时代也同样重要。如果杜甫没有经历“开元盛世”，没有亲眼看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杜诗镜铨》卷一一。的太平景象，他就不可能对破坏那个太平盛世的乱臣贼子怀有那么深刻的仇恨。当然，如果他没有经历安史之乱，没有亲眼看到“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恩忍爱还租庸。……万国城头尽吹角，此曲哀怨何时终”《岁晏行》，《杜诗镜铨》卷一九。的乱离景象，他就不可能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怀有那么深厚的同情。所以我们在考察杜甫的时代时，不能把目光局限于某一个阶段，而应看到那个历史时代的整体和全貌。


唐代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年间，虽然政治上也出现过比较混乱的阶段，整个封建经济还是在稳定地发展。到了开元时代，唐帝国达到了隆盛的顶点。但是与此同时，帝国内部所隐藏着的各种矛盾也在不停地孕育、滋生、激化。到了天宝年间，帝国实际上开始走下坡路了。皇帝昏愦荒淫，外戚骄奢淫佚，奸臣勾心斗角以争权，边将轻启边衅以邀功，朝政和整个社会日趋黑暗。正在这个时候，杜甫来到唐帝国的京城长安。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在那个以诗赋取士的时代，杜甫却偏偏科场蹭蹬。他在开元二十三年应试不第，天宝六载应制举又被李林甫黜落，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这样，诗人就在长安过了十年“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杜诗详注》卷二四。的贫困生活。对于要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镜铨》卷一。的杜甫来说，那是一段多么辛酸的岁月！可是对于日后要登上古典诗歌高峰的杜甫来说，那又是一段多么幸运的经历！如果杜甫科场得意，或通过其他途径而挤进了统治集团，那么，即使他能够独善其身而不同流合污，但优越的政治地位和优裕的物质生活必然会使他离帝王权贵较近而离下层人民较远。这样，他就无法看清那隐藏在花团锦簇的繁荣外表下面的人民苦难与社会危机了。在《饮中八仙歌》中，我们曾找出了杜甫最初从浪漫主义者群体中游离出来而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的依据见程千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载本书。。而《前出塞》《兵车行》《丽人行》等一系列诗篇更表明诗人在清醒之后，立即冷静地观察社会，热情地探索社会的病根。到了安禄山叛乱的前夕，他终于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诗镜铨》卷三。按：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反，杜甫作此诗时尚未闻其事。这样惊心动魄的诗句，不仅对当时的黑暗现象发出了沉痛的控诉，而且对整个不合理的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诗穷而后工”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二。，十年长安的困顿生活，对杜甫的创作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此后数年，杜甫始终与战乱、灾荒相纠结，凡是人民所遭受到的痛苦，他几乎都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他曾在深夜经过荒凉的战场，看到月光下的累累白骨。他曾被虏至沦陷的长安，闻到春风中夹杂的阵阵血腥。石壕村里官吏如狼似虎的咆哮、新安道上百姓肝肠欲绝的痛哭、新婚夫妇的生离、垂老翁媪的死别……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景象，撕裂着诗人的心。他痛苦，他愤怒，他奋笔疾书，写出了“三吏”“三别”这样不朽的作品，代表人民对那个时代发出了最严正的控诉和谴责。正是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大动乱，使原来被遮盖着的社会黑暗面毫发无遗地暴露出来，从而使杜甫观察得更深刻、更仔细，并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迈进。安史之乱在八年之后基本平息了，但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军阀割据和战乱一直波及唐末。大历五年（770），杜甫在一叶扁舟上垂危之际，他的笔下还写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杜诗镜铨》卷二〇。的沉痛句子。“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瓯北集》卷三三。，安史之乱的巨大灾难，对于诗人杜甫的成熟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


安史之乱前后的几十年，不仅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是封建统治者用以抑制土地兼并的均田制被彻底破坏了。这个作为缓和农民与地主之间矛盾的主要手段的彻底放弃，必然使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深刻化和复杂化。土地兼并之无限制地进行和由此而引起的租庸调制的崩溃与府兵制的变更，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由此而引起的异族入侵与藩镇割据的形成，这些在安史之乱前后发生的政治社会现实，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当时人民的生活，动摇了唐帝国统治的基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画出了此后一千年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草图。这是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代，也就是杜甫所生活着的大环境。杜甫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杜诗作为那样一个大变动时代的“诗史”，就具有特别深广的思想意义。


一般地说，凡是在社会急剧变动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大作家，都能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脉搏。不管他们对行将消逝的旧事物是哀悼还是诅咒，也不管他们对行将出现的新事物是否有明显的预感，他们的内心都因时代的疾风骤雨而引起巨大的波澜，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忠义慷慨、哀伤愤激、忧来无端、长歌当哭。在杜甫之前，有行吟泽畔的屈原，在杜甫之后，有悲歌“万马齐喑”的龚自珍和高呼“救救孩子”的鲁迅，他们都是时代所造就的文学巨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所以能成为伟大的诗人，确实是受到了时代的玉成。


第二，杜甫所处的时代在古典诗歌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


在杜甫之前，五七言古今体诗经过了由汉、魏、六朝和初盛唐诗人的长期摸索，在形式上已基本定型，在题材内容、艺术技巧、风格流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遗产，这就为杜甫对古典诗歌进行全面的总结提供了基础。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氏长庆集》卷五六。宋祁在《新唐书·杜甫传赞》中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其实，杜甫对于他自己所继承的文学传统有相当多的论述，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汉代文人五言诗（即“李陵、苏武”），建安诗人曹植、刘桢，正始诗人阮籍、嵇康，南朝诗人陶渊明、谢灵运、谢朓、鲍照、何逊、阴铿、庾信到初唐诗人沈、宋、四杰、陈子昂等，杜甫都有诗论及他们关于这一点，萧涤非、廖仲安先生的《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纪念杜甫诞生一二五〇周年》（见《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及程千帆《少陵先生文心论》（见《古诗考索》）均论之甚详，本文不再重复。。仅从这些诗句就可看出，在杜甫的时代，古典诗歌已经积累了多么丰富的遗产（包括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而杜甫又是多么虚心地向前代诗人学习。我们不难从杜诗中找出足够的例证来证实杜甫在创作实践中确实吸收了许多前人的长处，正如后人所云，“实积众家之长”，“尽得古今之体势”。但是必须指出，杜甫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不但不是零星地、机械地借鉴某几位前人，也不是把前人的长处简单地相加在一起，而是在对前代遗产全面考察以后，作出了合适的扬弃与继承，从而在自己的创作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和谐。他有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偶题》，《杜诗镜铨》卷一五。这说明杜甫是把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的，他对文学的源流演变有总体的认识，所以能对历代作家的功过得失了如指掌。“骚人”既逝，“汉道”代兴，文学是不停地演变、发展的。他认为后人应兼收并蓄地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但是每个时代的文学仍应有自己的独特风貌。正因为杜甫对文学传统采取了正确的态度，所以他一方面继承了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在创作中坚持以《诗经》、汉魏乐府、建安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为方向，另一方面对齐梁诗歌也不全盘否定，对鲍照、庾信乃至何逊、阴铿等南朝诗人作了不同程度的借鉴。没有这种清醒的历史主义观点，杜甫是不能完成“集大成”的历史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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