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 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与新制度学派 解读诺奖得主 经济史学家罗伯特 978755987162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导论：研究的问题、意义与方法

本书所指的新经济史革命包括两个阶段：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到70年代，计量学派诞生，为第一阶段，代表学者为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和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也译为道格拉斯·诺斯）；从70年代开始，新制度学派诞生，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代表学者为道格拉斯·诺思。计量学派和新制度学派之所以都被归为新经济史研究范畴，在于二者有大体相近的方法论特征。本书旨在研究新经济史革命发生的背景、过程以及代表学者的代表著作，从而剖析这场革命所带来的一些研究方法上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经济史学史的历史长河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这些变化在方法论上有哪些共同特征；如何看待这种方法论上的新变化。本书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个问题，新经济史革命的“新”到底与传统经济史研究有何关联？是凭空出世，还是早有源头？新经济史革命在经济史学史上最具有创新面目。为了表达创新的程度，新经济史学家用了“革命”一词。的确，新经济史革命为经济史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方法论。瑞典皇家科学院于1993年10月为福格尔和诺思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也指出：“为了解释经济和制度变化，他们应用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更新了经济史研究。”然而，学术研究的历史是不是也存在连续性呢？换句话说，新经济史革命虽然从方法论上看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不是也植根于传统经济史研究中呢？这是本书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新经济史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其发展过程是怎样的？两个学派的代表学者和代表著作是什么？这些著作的内容是怎样的？结论和方法有什么新颖之处？新经济史革命在经济史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学者参与其中。因为其方法新颖，福格尔和诺思也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著作在学术界不断引起轰动。在著作中，他们展示了一种研究经济史的新方法。有很多人热捧这种新方法，认为这个新方法为经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新经济史使得经济史研究变得“科学化”。科学方法对经济史研究的进步来说是必要的，也是令人兴奋的。也有很多人对这种方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该方法不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因为该方法隐含着某种前提假设。比如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认为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历史进步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所包含的前提假设下，历史不能被很好地解释。既然新经济史革命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相连，对新经济史研究方法也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那么就有必要对新经济史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研究方法的变化进行很好的梳理。第二个问题是本书的核心问题。

第三个问题，新经济史革命被中国的经济史学者认可吗？中国的经济史学者如何看待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第三个问题的目的在于把新经济史革命所带来的方法变化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

本书的核心线索是方法，即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如何产生，其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及中国的经济史学者如何看待这些方法论。因此，本书属于经济史方法论研究范畴。同时，本书也属于经济史学史研究范畴，因为，方法论的讨论是深嵌在新经济史革命的历史进程之中的。

本书的研究意义包括两方面：第一，理论意义。目前，国内经济史方法论和经济史学史方面的著作不多。笔者所见到的专论经济史学史的著作有陈振汉的《步履集》，其中的经济史学概论讲稿是陈振汉对经济史学史的描述。吴承明对经济史研究方法论有着很深刻的看法，并有专著《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在论述经济史作为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过程中，吴承明对经济史学史也做出了概括。同时，还专门著文对经济史研究方法论和经济史学史等方面的问题做了有益的讨论，提出了精辟的见解。除此之外，涉及经济史研究方法论和经济史学史等方面内容的文章和著作就鲜见了。对于新经济史革命以及代表学者福格尔和诺思，国内学者有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或者讨论新经济史革命本身的发展历程，或者总结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或者讨论福格尔和诺思的研究思想、方法和代表著作，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对新经济史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描述得还不够翔实，对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讨论得还不够细致，也没有仔细解读福格尔和诺思的著作内容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因此，本书打算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研究福格尔和诺思本人的代表性著作，对新经济史革命的发展历程以及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特征作一回顾和说明。这将增进人们对经济史方法论和经济史学史的了解，尤其是对新经济史革命的了解。这也必将丰富经济史方法论和经济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二，实践意义。首先，通过理解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可以有助于经济史研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论就是“器”。新经济史革命给经济史研究带来了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与以往的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历史方法有很大不同，其方法论上的特征是什么，本书将对此加以尝试性解释。当然，这种尝试性还仅仅是初步的，难以尽善尽美，并且代表了笔者的“偏见”。尽管如此，尝试性解释还是有必要的。通过对方法论的研究和理解，可以增加研究方法论的兴趣，可以增加研究者对方法论的自觉关注，并且将之应用于实践。笔者认为，无论是否认可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它作为一面镜子或者一种工具，都对经济史研究有帮助。其次，通过理解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历史学、经济学和经济史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丰富对经济史的认识。这对于经济史的研究实践也是有好处的。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人们对它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人把它看成是历史学中的一种，有人把它看成是经济学中的一部分。这种看法合适与否，通过研究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认识。这种新的认识，笔者认为，有助于正确定位经济史学科。比如，经济史不是经济学的流，而是经济学的源。

本书主要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收集新经济史革命有关史料后，研读并得出史识，然后根据自己的行文思路，将各种史料加以编排和整合，从而形成本书。毋庸讳言，笔者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所理解的美国新经济史革命进行解释的。解释是研究的一种方法，每一个人在研究时，实际上都是一种解释。曾经拥有的各种知识形成研究者的“前见”，借助于这个有色眼镜，去获得更加丰富的史料来印证或者修正自己的“前见”，从而形成新的理解。这是一个周而复始、循环递进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认识不断加深，解释也更加深刻。本书希图通过自己的语言把笔者的这种解释呈现出来，以供学界讨论指教。

在行文过程中，笔者还注重使用比较方法。百多年来的经济史学发展，形成了众多的流派，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新经济史就是其中之一。它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方法，这些新观点和新方法在历史长河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与其他学派或者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有什么不同？这些都需要在比较的视野中加以解读。比较方法是一个具有神力的魔杖，通过比较方法，可以对新经济史革命及其所带来的方法变化有一个全景式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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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史与传统经济史有什么不同

根据方法论的不同，经济史研究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历史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的经济史；一类是以经济学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的经济史。本书把它们分别称之为传统经济史和新经济史。传统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过程大致若此：先收集大量丰富的史料，在此基础上依凭本身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学识和判断力或者说直觉提炼出史实，并进而将过去的经济发展情况“复原”或者“重构”出来。他们不使用“假设”，并且也不喜欢“假设”。其研究重心往往在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史实的关联。传统经济史就像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政治史、法律史和技术史等）一样，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研究领域的不同而已，而在研究方法上差异不大。当然，这是从总体上来看的。实际上，传统经济史研究以历史方法为主，并不意味着在研究中一点理论也没有。在传统经济史研究的个别著作中也会使用一些经济学理论或者社会学理论，也会处理一些数据，只不过这种使用和处理是嵌在历史方法之中的。经济学理论是搭载在历史方法汽车中的乘客。新经济史则与之不同，它的研究方法受经济学影响较大。正如彼得·特明（Peter Temin）所言：“新经济史之所以新就在于它与经济学有密切关系。旧经济史是历史学的一支，而新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支。”

新经济史的精髓在于运用经济学理论、数据和计量方法对经济史进行研究。运用该方法的新经济史学家不同意传统经济史学家的看法。他们认为，经济史研究不止是搜集、考订、分析史料和叙述史实，更重要的是解释史实，说明其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见，传统经济史和新经济史在方法论上有很大区别。

新经济史革命 金句

英国第三代经济史学家的代表学者阿什顿于1946年就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史教授时说：“（历史）资料并不戴着标志内容的袖章……即便是有经验的史学专家，也需用一套大致自成体系的原则作为取舍选择标准……正如渔民需要用一张渔网来区分那些捕去出卖同让它留在海里的鱼一样。但这张网必须成于专门网工之手，而不是随意编制的织物。编织‘经济史学’这个行业的专用网的人就是经济学家。”

1947年，熊彼特在美国《经济史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史中的创造性反应》的论文。

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他们愿意，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可以携手做一次有趣而有益于社会的旅行，即对经济变革这个许久以来被人忽视的领域进行考察。”

20世纪50年代，新经济史学家发起“新经济史革命”，直接原因是他们对当时美国经济史研究状况的不满以及对已有结论的怀疑。美国经济史学会成立于1940年，当时的许多经济史学家都是历史学家出身，因而对经济学理论和数学知之甚少，经济史著作中长于叙述而短于经济分析和数据处理。在新经济史学家看来，这种研究在资料和方法上都存在问题。

1964年，福格尔躬行己说，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3。这部著作运用“反事实度量法”推算出了铁路在 美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结论是，如果没有铁路，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至多减少3%。铁路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 那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反驳了罗斯托的“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 不可分割”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