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命自书小川:写小说快二十年了,在接受采访时经常会被问到“为什么写小说?”。对此我一度十分苦恼,因为并不觉得自己从事的是一项特别的工作。
人活一世,就不得不直面艰困的现实,有时现实世界令人难以接受,就需要把现实故事化并将其存储在记忆里,以符合自己的期待。这个过程想必每个人都在经历。创作小说,试图通过这一形式来塑造人物形象时,其实就是在提取此前积累的记忆,用语言和故事的形式重新对其加以构建。
一直觉得,临床心理工作就是在帮助无法构建自己故事的人,帮助他们实现这一过程。而一筹莫展、不知该怎么写下去的小说家,其实跟苦恼“该怎么活下去”的平常人并无不同。两者存在某种共通之处。先生您觉得呢?在帮助他人构建故事这一方面,河合先生无疑是专家,您也一直在与创造故事打交道。而我作为一个创作者,也是在有意识地创造故事。所以 想和先生您一起聊聊“故事”,这个话题一定会 有趣。
河合:你刚刚提出的观点,和我的想法 相似。本人 重视所谓的“故事”。我也一直致力于提供让大家可以发现自己并活出自己故事的“场域”。因此,找我咨询的来访者一定也会从小说那里得到治愈,获得启发。但我想,那些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的作品,对来访者而言可能就没有什么吸引力。
小川:您之前提到过,会陪伴着来访者进入痛苦之中,而且陷得很深很深。其实小说家在创作时,也会跌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
河合:感觉应该大同小异。只不过小说家进入心灵深处后, 终会将自己捕捉到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而我们是在倾听别人说话,并等待着他们自己创造些什么。临床心理学家不站在创造的一边。
小说家和我从事的工作还有一点 的不同在于,是否“涉及现实的危险性”。在小说中,谁都可以杀死父亲,但在现实中,如果来访者真的杀了自己的父亲,可就不能容忍了。
小川:存在弑父的冲动,却不能任由其实现,这就是需要故事的原因吧。
河合:说的对。所以就需要有人能够理解这个故事。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就像我时常举例说,“少年维特”会死,但歌德常在。
小川:有道理。
河合:因为来访者很有可能走向 的道路。即便如此,我也不会为对方创造故事,这一点与小说家做的事情 不同。而这一区别也是有趣之处。
小川:也就是说,先生您会陪伴那些可能会 的人,由他们创造出自己的“少年维特”。
河合:比如,活着终究要比死了好、 还是跟自己心爱的人结婚,这种所谓的常识,我们当然知道。即便如此,也 不可以被这些所谓的常识束缚手脚。
小川:但应该会忍不住想要倾诉吧。
河合:已经习惯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静静地听着,什么都不说。但如果有想说的话,我就会以自己的方式毫不犹豫地说出来。我也是一个长年接受专业训练的人。我能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不是因为这一点。准确地说,是基于我个人的判断,即“此时,应该是我说的时候了”。所以如果生气了,我也会发火。有时候还会爆粗口,会大喊“滚!”。
小川:来访者发怒的情况多吗?河合:举不胜举。来访者生气了,我会尽力去消化。或者说,有的时候会隐忍,但有的时候会对骂回去。而这,就是决一胜负的时机。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心理咨询和运动竞技 相似。
小川: 没有可参照的剧本。
河合:是的。就算有剧本可以照做,也没有用。如果对方的策略 胜一筹,那我们就败了。因为在心理咨询的场景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有时必须“决一死战”,而且是一对一的较量。我觉得,没有足够战斗精神的人,是无法胜任临床心理工作的。
比如,有人在离开咨询室前说“这是我 一次跟你道别了”。考虑到具体情况,有时可以说“好吧,再见”。有时就必须说“再坐一会,多聊几句”。如果你说完“好吧,再见”,对方转身就去 了,肯定属于 典型的失败案例。同样是回答,方法千变万化。面对同种情况,很多外行人就只有一种回答方式——“可别 啊!”。橄榄球运动员平尾诚二平尾诚二,日本橄榄球运动员,曾任日本橄榄球队教练。曾说, 的选手往往会有很多选择,而且可以从中迅速选出 方法。但是,不入流的选手则认为只有接住球才是 正确的答案。他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很有可能传球才是正解。
在这方面,心理咨询与体育运动其实是一回事。我虽然缺乏运动细胞,但特别喜欢观看赛事。
小川:同样是“请你再考虑一下”这句话,可能是选项之一,也 可能是 选项,在听者那里,体会到的是 不一样的感受。
河合:认为只有一个答案,除此别无他法,是 要不得的。然而,真的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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