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会心录

       这二十年是作者的学术大跨度转移的时期，在古今贯通，探究叙事学、诗学的基础上，兼及少数民族文学，并落脚于诸子学。因此作者涉及的国学，是投入现代创新意识的，是“中学”，却又是“新学”，同时它又是大视野的，是“现代大国学”，国学是它的根基，现代是它的属性，大是它的模样。

      本书触及现代中国学术的许多重要而有趣的命题，深入国学研究的根本；

      杨义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秀的文学史家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称作者为“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人”。

小序

*辑  大国学术风范

现代大国应对自己的文化深入还原

我是如何还原诸子的？

先秦诸子发生学

第二辑  游弋子海

《论语还原》的方法论效应

回到本来的孔子

庄子的鱼和老子的牙

借问庄子您是谁？

还原孙武子

第三辑  经典论要

《史记》论要

李杜论要

陆游：诗魂与越中山水魂

桐城派与“文章的清朝”

第四辑  现代大国学

国学热与建立“现代大国学”

“现代大国学”的内涵和魄力

《格萨尔》千年纪念

五四：一种新文化哲学的考察

鲁迅与孔子沟通说

钱锺书与现代中国学术

第五辑  精神谱系学

建造“中国心灵”

文学史研究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

以大文学观重开现代文学史的新格局

元气：来自文化根脉的深处

第六辑  治学路径

给中国的文化或文学发一张现代

聊以充数的治学经验谈

治学的五条路径

一  庄子的国族身份

上次在哈佛讲演“中国叙事学”，还与学者们交谈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这次主要讲演先秦诸子还原的问题。我每次出国，都带上一本耐读的书，在牛津、剑桥、哈佛，都带过《庄子》，读来读去，大概是书读得深了，读到文字背后去了，于是发现生命的呼唤，发现“庄子是谁？”是一个两千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史记》庄子传交代：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就是说司马迁只讲庄子是蒙地人，并没有因为蒙地在宋国，就说他是“宋人”。 《史记》对于先秦诸子都交代他们的国族，如“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 “孟轲，邹人也”； “荀卿，赵人”，甚至连一笔提到的也交代清楚：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唯独庄子没被提到他的国族，只说是“蒙人”，这是经过经典细读和对读后，发现的明显的不同之处。司马迁没有说庄子是“宋蒙人”，省去一个“宋”字，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并没有简单地把庄子当成“宋人”对待。那么庄子的国族归属是什么？庄子传结尾处讲了一个故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 ‘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司马迁是一位历史叙事的高手，他在庄子传结尾的这段补叙，是大有深意的，不可轻易放过。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庄子还未得势。那时是黄老的天下，黄帝和老子，而不是老子和庄子，老庄的天下是魏晋，所以司马迁就把庄子传放到《老子韩非列传》的中间，作为一个附传。庄子是谁？司马迁没有深入考究。 《史记》中记载庄子是蒙地的一个漆园吏，蒙地在宋国，现在的商丘北，漆园吏是一个地方作坊的记账先生——这不说得很清楚了吗？但我就要问一问，*，庄子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是贵族教育，学在官府，典籍也为官府守藏，民间无有。庄子写书在知识上是无所不窥，他认为“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推重“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那么要同这样的对手辩论，也需要“学富五车”，什么学问都要知晓。比如作为中国*重要经典的“六经”，*早见于《庄子天运篇》：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 六经，自以为久矣。” 《天下篇》说： “《诗》以道志， 《书》以道事， 《礼》以道行， 《乐》以道和， 《易》以道阴阳， 《春秋》以道名分。”虽然我们可以考证出孔子见老聃之时，尚未治《易》和《春秋》，但庄子把“六经”放在一起说，说明他对这个经典系统是熟悉的。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墓，与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同时出土的《六德》也说： “观诸《诗》 《书》，则亦在矣；观诸《礼》 《乐》，则亦在矣；观诸《易》 《春秋》，则亦在矣。”此墓属于战国中期，可见在庄子时代楚人已知“六经”。不过，这是当时楚太子属官的墓，在经籍存于官府的时代，庄子的知识来源就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庄子具备什么资格去跟那些王侯将相对话？比如他去见魏王，穿得破破烂烂，魏王问他： “何先生之惫邪？”他却回答得非常傲慢无礼： “贫也，非惫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魏王居然没有发怒，没有令人挡驾，或将他赶跑、拘留，似乎是乖乖地听着他高谈阔论。他有何种身份、资格做到这一点？

第三，楚威王派了两个大夫聘任庄子做官，不仅《史记》有记载， 《庄子》一书也有两次记载，一在《秋水篇》：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 ‘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 ‘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 ‘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一在《列御寇篇》：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 ‘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这二则记载，与《史记》所记“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可资相互参照，底子相似，措辞相异。史书注重年代，强调是“楚威王”聘请；《庄子》记载则在职位上留有分寸，不说“许以为相”，只说“愿以境内累矣”。然而楚国那时是大国，区区一个宋国的漆园吏，不见有何政绩，写的文章也没有安邦定国的效能，楚王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请你当大官呢？而庄子还偏偏不愿意去，说自己不愿当牺牲的牛，似乎这邀请还不能排除杀身之祸的潜在危险，宁愿当在河沟里拖着尾巴打滚的乌龟。那两个使者居然也心照不宣地说“还是当乌龟吧”，并无强迫他赴楚的意思，这里又蕴含着何种政治文化密码？

可能有人会说，庄子寓言都是编出来的，不足取信。但事关个人身世生涯，编撰寓言也要有底线，这是起码的常识，没有底线就是骗子。你说自己是干部子弟，或者联合国秘书长要请你任职，没有这回事，信口雌黄，那只算是低级的招摇撞骗；要是凭着一点儿底子或影子，添油加醋， “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托意于荒唐谬悠之说，以玩世滑稽，瑰丽纵横，甚至自我标榜一番，这倒不失人之常情。身世寓言的底线，是人格的体现。因此有必要对庄子的身世寓言，进行生命痕迹的取证，透过幻象窥其底细。

那么，庄子到底是谁？根据我的考证，庄子是楚庄王的后代。宋人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两次讲到，庄氏出于楚庄王，战国时有庄周， “著书号《庄子》”。郑樵遍读唐以前的书，广搜博引，写成《通志》二百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 “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因此他说庄氏出于楚庄王，是有唐以前的牒谱文献为据的。当然， “庄”是一个美谥，春秋战国之时，以“庄”为谥号的国君有十几个，但庄氏的出处具有特指性，特指和泛指是迥然有别的， “庄氏出于楚庄王，僖氏出于鲁僖公。康氏者，卫康叔之后也。宣氏者，鲁宣伯之后也”，这是记载得清清楚楚的。

郑樵毕竟是南宋人，距离庄子已经千余年，对他的说法有必要回溯到《史记》。 《史记西南夷列传》写云贵川等地的少数民族。这是司马迁的大贡献，他把边远民族写进了我们的正史，以后的史书都有“四夷传”，要不我们的少数民族就缺少了基本的官方记载。 《西南夷列传》里面记载了一个人——庄蹻。庄蹻是楚国镇守西部的一个将军，他带兵到了云南滇池，后来秦国将军白起占了巴郡和黔中郡之后，阻断了他的归路，就变成了滇王。司马迁写道：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沿用了这个说法。司马迁在这里无意中透露了破解庄子身世之谜的线索：楚国庄氏出自楚庄王，庄子与庄蹻一样是楚庄王之后，可能出自不同的分支。这一点跟《史记》庄子传中，称庄子为“蒙人”而不标示“宋”，结尾处补记楚威王派使者聘请庄子，在认证庄氏的国族上，是有着互动互补的潜在契合之处的。二者又与《通志氏族略》形成了一条有效的证据链。

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 “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他将楚国的势力发展到靠近洛阳一带，在东周都城洛阳郊外搞阅兵仪式，问周鼎的小大轻重，征服北方几个小国。 “问鼎中原”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朱熹说： “楚庄王盛强，夷狄主盟，中国诸侯服齐者亦皆朝楚，服晋者亦皆朝楚。”有一种记载， “楚庄王灭陈为县，县之名自此始”，中国有县的建制，是楚庄王的一个创造。其实，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就有“初县之”的说法，这比楚庄王灭陈为县早九十年。应该说中国之有县的建制，是秦、楚二国率先创造的。 《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向申叔时问教太子之法，申叔时回答说： “教之《春秋》”， “教之《诗》”， “教之《乐》”， “教之《语》”等等，这就从楚庄王开始形成了贵族教育的“申叔时传统”，推动了楚文明与中原文明的融合。楚庄王的直系传承王位，就是楚王，他的旁系在三代以后就可以用他的谥号作为姓氏。问题是从楚庄王到庄子，过了二百多年，应是八代以上，庄氏家族已经是一个很疏远的贵族。

既然庄子是楚庄王之后，为何会居留在宋国？考证这个问题，要从楚威王派人迎接庄子的材料入手。在楚威王初年（公元前339年），庄子大概三十岁左右，从这个时候往前推五十年——要是过了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就不用操心了， “新鬼大，旧鬼小”啊！——上推到四十多年的时候，出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吴起变法。楚悼王用吴起变法， “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开发了江南地，洞庭以南的地区，都成了楚国的疆域。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三代以上的贵族是不能世袭的，要去“上山下乡”，充实新开发的土地。这把那些老贵族得罪透了。到了楚悼王一死（公元前381年），这些贵族就造起反来，攻打吴起。吴起是军事家，孙、吴并称，他就跑到了灵堂里，趴到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疏远的贵族大闹灵堂，乱箭射死了吴起，自然，也射到了楚王的尸体。按照楚国的法律， “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所以楚悼王的儿子楚肃王继位之后，灭了七十多家。庄氏家族应该就是受到此事的株连而逃亡的。要是我们对战国的地理形势比较了解的话，宋、楚之间，是墨子弟子们的根据地。比如墨者巨子孟胜，与楚国阳城君相好。阳城君参与射杀吴起事件而逃亡后，墨家巨子就为他守卫阳城封邑，自然也会将楚国同案要犯偷偷送到宋国。庄氏家族逃到宋国十几年之后，才生下了庄子。

经过以上的国族认证和家族流亡的考证之后，前面提到的庄子身世的三大谜团就迎刃而解了。庄子为什么无书不窥？因为他出身贵族，接受的是楚国富有传统的贵族家庭文化教育；他为什么可以那么傲慢地和王侯将相说话？因为楚王可能还会请他回去主事，楚国可是大国啊！在吴起之变四十余年后，隔了两代国王了，庄氏家族以及那些疏远贵族的关系毕竟盘根错节，不断有人在楚威王耳边给这七十多个家族喊冤叫屈，呼吁落实政策，主张将他们的贤子弟迎聘回来，委以重任。楚王因此“闻庄子贤”，才派二大夫到濮水迎聘庄子。濮水在楚、宋接壤之处，与庄子、惠施观鱼的濠梁，及墨家巨子活动的阳城相离不远，都在安徽西北部。好像庄子对他们家族的流亡路线，还有几分留恋。

朱熹对庄子的身世有着很好的直觉，他一眼就看出，庄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的人物学问。朱熹没有做专门的考证，但他对先秦学术流派是一清二楚的。透彻的直觉，往往比含混的“博学”离真实更近。

二  破解《庄子》的文化基因

一个人文学者不同于人事干部的地方，在于他破解庄子的家世，不只是为了填一份履历表，是为了更好地破解《庄子》中的文化基因；而且通过破解《庄子》中的文化基因，又可以反过来印证庄子的家族渊源。这就是知识发生学的研究，在循环论证中揭示庄子的真实生命。庄子和惠施是好朋友，惠施在魏国大梁为相，前后总共二十多年。刚当上梁相的时候，有人造谣，说庄子要谋他的相位，所以惠施在大梁搜查庄子三天三夜。我们都知道庄子讲了一个猫头鹰和死老鼠的故事，猫头鹰叼着一只死老鼠，很宝贝，担心凤凰抢它的死老鼠。你看庄子是怎么讲的——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这和庄氏家族的迁徙路线是一致的。楚人崇拜凤凰， 《山海经南山经》是把凤凰、鹓雏并列为同类的。庄子以凤凰（鹓雏）自拟，暗示着楚国聘请我，我都没有回去，还会来谋你那个死老鼠的职位吗？惠施，你可是老朋友，你应该明白的啊！这就是庄子拿自己的身份经历，以寓言方式与惠施说话。

甚至连《庄子逍遥游》所说的鲲鹏展翅，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也联系着楚人崇凤的原始信仰。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九说： “鲲化为鹏， 《庄子》寓言耳。鹏即古凤字也。宋玉对楚王‘鸟有凤而鱼有鲲’，其言凤皇上击九千里，负青天而上，正祖述《庄子》之言也。”这就在楚人崇凤的信仰上，将《庄子逍遥游》与宋玉《对楚王问》关联在一起了。文字学上“鹏”字与“凤”字、 “风”字相似，甚至相通，也得到甲骨文和出土简帛文献的支持。

《庄子》书又有浑沌信仰。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在中原之地认为这是四凶。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说：舜帝“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但在楚地，浑沌是三苗的祖先。庄子故事中，浑沌是中央之帝，倏和忽是南北之帝，觉得浑沌待他们很好，看到浑沌没有七窍，便“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是楚人的信仰，倏和忽是楚国的方言，在先秦的书中，只有《楚辞》有倏忽。用楚国方言，写楚人的信仰，这蕴含着庄子刻骨铭心的乡愁。

《庄子》书中写了十几个楚国的故事，在他的笔下，楚人都是非常神奇的。月是故乡明，爷爷奶奶讲的失落了的故乡故事，*能拨动人的心弦。有一个故事叫“郢匠挥斤”，楚国首都的一个工匠，拿着一把大斧头， “运斤成风”，可以将你鼻梁尖上像苍蝇翅膀一样薄的白泥巴砍掉，这个匠人很是厉害，那个受斧头的人也很是厉害。第二个故事是汉阴抱瓮老人，汉阴就是汉水以南，有个老人不用桔槔，挖了一条隧道到地下打井水浇地。子贡就问他，为什么不用桔槔，这不是事半功倍吗？这个老人就讲，械就事，事就心。他不能用机械破坏自然的浑沌状态。孔子说这是浑沌氏之术。还有一个故事“痀偻承蜩”，就是驼背老人抓蝉。他说我的竹竿子上要能顶着两个石头丸子不掉下来，那十个蝉就能粘住五六个；要是能搁三个石头丸子在竹竿顶上掉不下来，那抓蝉时，十个里面能粘住个；要是能有五个石头丸子累在竹竿上不掉，那抓蝉就如探囊取物一样了。这是讲专心致志可以通天地之道， “与天为一”的神秘力量。苏东坡称赞吴道子画人物，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文天祥说： “累丸承蜩，戏之神者也；运斤成风，伎之神者也。”这些都是用了庄子所讲的楚人故事作比喻。这些楚人故事，证明庄子道术连通着楚人信仰。信仰的连通，是生命之根的连通。

三  宋国蒙地与庄子的生命哲学

庄子居留在宋国蒙地，但他似乎对宋国相当隔膜，甚至反感，他笔下的宋人都很笨，甚至有些卑劣。庄子经常嘲讽宋人，加上经常与宋人惠施辩论，嘲讽就更加尖刻。宋人是殷商的后代，总有一点经商的智慧吧，但是庄子说：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宋人拿着商朝老祖宗的“章甫”帽到越国去卖，但越人是断发文身的，根本不戴帽子。做买卖也不顾客户的需求，只能赔掉老本。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说： “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鹓雏以死鼠也。”用的就是《庄子》中的典故。

杨义先生对国学的研究，对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当代意义的阐释，曾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本书是作者近二十年来关于国学和文化的短文、答问和讲演。

“大国学术风范”为首辑，是全书的头脑，讲的是一个现代大国如何把握国学的方向、流程，及胸襟、魄力。

“游弋子海”一辑居其次，对中国文化的源头水域进行巡阅，这是深入国学研究的根本，离开群经诸子，不足以言国学。因而这一辑是全书的心脏所在。

“经典论要”一辑，是考察国学的流脉，由汉到清，绵延不绝，所辑包括汉、唐、宋、清，可窥豹一斑。

再到“现代大国学”这属于丹田之气的一辑，已是气脉打通，因而再来“精神谱系学”一辑，就进入文化血脉源流的考究了。

“治学路径”一辑殿后，自省是如何进入国学天地的，其中尤为强调“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五学并用，探讨了国学与自我的个性化问题。

《国学会心录》既对中国文化的源头水域进行了巡阅，又揭示了一个现代大国如何把握国学的方向、流程，及应具有的胸襟、魄力。

杨义，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1998—200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讲学，或任客座研究员、客座教授。

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老子还原》、《鲁迅文化血脉还原》等著作50多种，发表论文5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