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著名主持人朱迅呕心两年写就随笔集，深情如《目送》，难忘如背影。
2.书中回忆自己从童星到清洁工、从“花瓶”到“花旦”、从癌症患者到“接盘侠”的成长经历，感人至深，又极为励志。用她的话说：“我曾遍身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3.朱迅在布满荆棘的人生路上，先后送别了孤独的姥姥和多病的父亲，她以细腻的笔触告诉有缘阅读的人：人生是一场加一场的别离，和一程减一程的归乡。
引子 迅
一、 小小
二、 阿迅
三、 朱先生
四、 朱迅
五、 朱大胆儿
六、 王的女人
七、 丫头
后记： 三儿
《阿迅》是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朱迅的随笔集，记录了她从出国到归来、从童星到清洁工、从花瓶到花旦、从“海待”到“接盘侠”的悲欢记忆。
北京姑娘朱迅15岁“触电”，17岁离开北京留学日本，清苦的打工读书生涯结束后，在NHK初绽芳华，成为日本主流媒体中*的一位中国大陆人。十几年后又回到北京。清零战绩，海选进入央视，工作至今。
《阿迅》全书以朱迅在每个人生阶段中被人称呼的名字为回忆的书签，“三儿、小小、阿迅、朱先生、朱大胆儿、朱十七、迅宝宝、王太太……这些名字似我一路拼来的宝剑，把把悬于头顶。”朱迅经历了亲人的生离死别，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病痛磨难，曾遍体鳞伤，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便池里的水，一饮而尽
说到挣钱，我是老手。
我14岁进电视台，利用寒暑假，几个星期拍部戏，挣的钱比父母一年的工资加起来还多。自从上高中后，就再没向父母伸过手。俗话说得好，“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挣钱当然靠自己！
日语学校里除了韩国、马来西亚的那几个富家子弟外，几个日语稍有底子的同学都先后做起了小时工，中午买饭时，能毫不犹豫地点上一份500日元的鳗鱼饭。我一边吃着250日元的青咖喱，一边托付几个刚认识的同学，“如果您打工的地方有空缺，别忘了给小妹推荐推荐。”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几天，那位天天吃鳗鱼饭的同学就告诉我，他打工的地方正招人。太棒了！我再次换上那件蓝印花的连衣裤，兴高采烈地跟他去面试。
在电车上晃了50分钟，到达东京的大手町，这里有在日本电视剧中多次出现的摩天大楼群。我兴奋且不安地走在楼群黄昏的日影里，费力地跟上前面日本人脚步的节奏。
同学宽慰我：“没事，对于不会讲日语的学生来说，这份工作轻松了。”
“谢谢，等我拿到工资一定请你吃鳗鱼饭。”我一向很大方。
走进一座大楼，直接进了地下室。一个穿着蓝色工服的中年男人坐在那儿。我心里偷笑，他衣服的样式和我身上的很相似，连工作服都可以免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对陪我来的同学叽哩呱啦地说了一大堆话，大意是我年纪太小，可能做不了这份工。我怕就要到手的工作泡汤，赶紧用今天课堂上刚学来的半生不熟的日语说：“大丈夫！大丈夫！（没关系！没关系！）”
“领导说可以先试一天，但没工资。”同学很得意，终于为我争取到了这份工作。
这是一份清扫的工作。拿起抹布时我才弄明白，争来的工作是和一位四十来岁的日本女人一起，打扫从1楼到18楼的厕所。听说是扫厕所，我脑子有点蒙，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干过。但想想自己交了语言学校的学费，钱包已经瘪瘪的，还要为上大学积攒120万日元……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拽着拖把跟在后面。
有好几个小时工都是天上班，穿工服的“领导”身先士卒，要为几个新人做示范。这就是我次接受日本的职业教育。在男厕所里，他麻利得就像洗自己的茶杯一样把小便池擦得白白净净，连漏口边上的一点点黄色，都细心地用手抠掉。在便器比他的牙还要白了之后，他满意地停下快速移动的手，便池上能清晰地映出男人有些变形的脸。“尤西（很好）。”他转头看着我，“明白了吗？”他很自然地拿过一个纸杯，从便池里接了一杯水，一饮而尽。
我一阵恶心，虽然知道日本的自来水可以喝，但在这儿的一出一进，距离太近了。
樱花梦醒
女厕比男厕脏多了。
9月的日本，闷热潮湿，厕所中没有空调。下班后，留在这里刺鼻的臊臭，让我真想把一个星期前在北京吃的饭都吐出来。用手把纸篓中的脏东西一个个掏掉，再用抹布把便池旁溅出的屎尿擦净。鼻子一酸，泪水夹着汗水一滴滴地掉进了便池里。
想起以前，姐妹中我是老幺，十四岁进央视做主持，十五岁在青影厂拍电影，当时因《摇滚青年》在全国放得正火，我留学之事引来了电影学院老师们的一片惋惜声。可年轻气盛的我，自认为出身书香门第，满腹清高，看不惯文艺圈中的一些唯名利“誓”图的作风，拍拍屁股走人，咱敬而远之。我推掉了五部电视剧的片约，东渡日本。
现在我身上穿着全剧组朋友送的蜡染衣裤，却在这里扫厕所。和我一起干活儿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欧巴桑”（日语中对上了些年纪的妇女的称呼），见到新人进门，显然已经以前辈自居了。生怕我偷懒，她一直侧眼盯着我。到了十楼以上，她干脆止步歇息，在旁边对我指手画脚地吆来喝去。
这样一干就是四个小时，从一楼扫到十楼时，我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一不小心碰翻水桶，又引来她铺天盖地一片惊叫。在连续的高声责骂中，我只听懂了电影中日军吼过一句“八格（笨蛋）！”
我缩在墙角，浑身颤抖着，不敢去看那张愤怒的脸。这时，一位四十岁左右、身着和服、打扮得很体面的太太走了进来。她没看见地上的水，脚下一滑，一个踉跄向前扑去。
“当心！”中文冲口而出，我一把抱住了那妇人的双腿。她摇摆了几下总算站定。雪白的日式足套已被溅湿。
“妈妈，怎么了？”跟进来的一个女孩子，慌忙扶住了母亲，低头看见跪在水里的我，又是一声惊呼。我的一双脏兮兮的手正紧攥着她妈妈美丽的和服裙摆。我赶紧撒手，衣服上已经留下了两个完整的脏手印。
闯祸了！我吓得站了起来，向后退去。和我一起干活的日本老太冲上来，小鸡啄米一样频频地向那位阔太太鞠着躬。大概在说我是个外国人，刚来的，不会做事，实在对不起！边说边把我拽过来，拿她那双刚刚掏过厕所，还戴着塑料手套的手摁着我的头让我鞠躬道歉。
过腰的长发在眼前不停地抖动着。我这十几年都是被人哄着，捧着，惯着的，哪里向人低过头？顿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感堵满了心，我硬梗着脖子，士可杀，不可辱，决不向你们日本人低头！
阔太太看出了我眼中的愤怒，她招招手，要我出去。
“她会不会要我赔？没钱会不会打人？听天由命吧。”我默默地跟着她走出了厕所。她开始向我问话，我又累又气，什么也听不懂。看她的神态还和气，我只能拼命地回想上午刚在学校里学来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我……叫……朱迅，我……是中……国人。”
阔太太见实在不能和我交流，也就不再多问。她从包中拿出两个用银锡纸包得很精致的饭团，做了一个吃的动作，柔声说：“KAWAYISO（可怜的）。”
后一句我听懂了，她在可怜我！这句话对于一向傲娇的我来说是扎进骨血、刺痛自尊的伤害，比打我骂我还要疼、还要冷!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那母女俩优雅地离开。没到大门口，女儿拿出一张湿纸巾给她妈妈擦手，好像在埋怨她怎么去碰一个扫厕所的外国人。那妇人擦完手，顺手把纸丢进了垃圾桶，还回头看了我一眼，微微笑着。
一股不可阻挡的寒意涌上心头，让我浑身哆嗦，手里捏着的那两个饭团已经变了形。走回厕所，日本老太还在叨咕着。我既听不懂，也不想听。走进一个小格子，反手插上了门。看着手里的两个饭团，我的泪水奔流而下。“天哪！这就是我要接受的现实吗？”我狠狠地把饭团扔进便池，不停地按着冲水钮，水声轰隆，奔流而下，掩盖了我的呜咽，冲走了我的骄傲，也惊醒了我的樱花梦……
天知道我是怎么扫完这十八层厕所的。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我走在回家路上。鼻中仍残留着“纸篓”中女人们用过的生理用品的恶臭，让我下辈子都不想做女人。心中也再无初到日本的兴奋，就是这短短的几个小时，让我真正知道了这不是拍电影，我不是在演戏，这是赤裸裸、活生生的现实。这一切是我自己选的，背水一战，毫无退路，为了挣钱，我只能一步一步跪着向前走……
他写上我的名字——阿迅
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
第二天，当我再次出现在同一栋大楼的地下室时，穿工服的“领导”有些吃惊。他翻出一张纸卡，写上我的名字——阿迅。“从今天开始，请加油干啊！”他把纸卡塞进小机器，“咔嚓”一声，我正式打卡上岗。
日语学校每天下午五点放学。我在便利店买袋薯片或面包当晚餐，边走边吃。街边自动贩卖机里的汽水又在诱惑我了。想到“扑”地拧开盖子，会冒出晶晶亮的气泡，喝进胃里，打个响嗝，爽透了！
一瓶要100日元。我捏了下自己的兜，里面有个硬硬的钢镚儿——500日元。不行，这是后的底牌，不到发工资是不能用的。目光艰难地从葡萄味的芬达上移开，前面就是车站的免费饮水处，我对着水龙头，咕嘟咕嘟，赌气般地大喝。
晚上六点半，准时开始清扫。这时楼里大多的公司职员已经下班，我的工作就是把十八层大楼的每个厕所清扫一遍，让他们清清爽爽地迎接第二天的工作。
那段日子里，我累得几乎无法思考，更不知道现实和梦想的结合点在哪里。每天的重体力劳动后，身体就像用旧的抹布一样，破旧萎缩，不剩丝毫力气能对自己怜香惜玉或暗自神伤，那些是娇小姐的奢侈品。睡眠时间少得可怜，刚闭眼就被闹钟叫得直挺挺地从榻上蹦起来，不敢再有一秒钟的赖床，如有，是定不会再醒了。
《红楼梦》中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打工时，我常常会把自己想象成某个戏中的主角，今天是勾践，明天是苦菜花，后天是阿信，现在不过是卧薪尝胆、体验生活。我喜欢演戏，戏里有百变人生，百种滋味。我感谢生活给我不同的味道，当然包括臭味。
从此，每天傍晚，总会有一个刘海儿齐眉、长发齐腰的女孩穿着蓝色的工作服，目光清澈地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打扫着白天的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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