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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天寒地冻，被金兵追得狼狈不堪的宋高宗赵构，好不容易在帝国的中流砥柱秦桧宰相的帮助下，驻足杭州跟金国和谈才得以苟延残喘。这是我*近在读的《大宋文臣：兴邦还是误国》里的一幕。
经过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的议和，战事告一段落，迎来“中兴”的宋高宗和秦桧开始把工夫腾出来转向治理国事，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冒出了那么多自称掌握南渡以来*手材料的史学家，而且所记所述，大多带有丑化君臣的嫌疑。
原来，北宋首都东京失守后，帝国积攒了百余年的图书档案被金人掠获一空，这是南宋初年学者注目史事的一个原因。但如果他们的精力只放在搜遗补缺，为帝国史馆增添材料，就不会惹出令圣上担忧的麻烦。无情的事实却是，那些从战火里逃出来的书生们，他们不去歌颂中兴以来的大好形势，而是一味实录动荡岁月里国破家亡的惨痛，甚至无视朝廷谋和给帝国带来的和平，使劲为本朝不断受到的屈辱鸣不平。这种思想流露到笔端，就使得这一时期纷纷出笼的史料笔记带有强烈的反思意味。
一切言论都必须合乎封建王朝确立的方针，这是贯穿中华文明史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皇权的国家都不会容忍自由化言论的存在，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这种思想比之盗窃、诈骗乃至杀人放火更加严重。对这样的“罪行”熟视无睹，帝国的朝廷和天子将如何生存下去？
于是，为了遮掩南逃政权仅有的一点颜面，宋高宗和秦桧急于封锁各种信息的传播渠道，在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十五年（公元1145年）、二十年（公元1150年）连续发布了三道禁止野史的诏书，明确指出，要禁止抗战人士的爱国思想，凡是涉及时事、国政的文章，均要受到审查，也就是说，谁要谈论国事，必须跟秦桧宰相持相同的观点，否则就要受到牢狱之灾。
而且诏书要求天下人销毁、检举一切“不足信”之野史。太学生张伯麟借古讽今，在太学墙壁上题了一行文字：“夫差，你难道忘记了越王杀了你父亲吗？”这大大刺激了朝廷的敏感神经，马上就被抓起来，被狠狠打了板子，*后被充军边疆。公元1150年，李光、李孟坚父子因“撰述、传播野史”被革职发配，这是宋高宗一朝禁书案的高峰。就连北宋司马光的《涑水记闻》都没放过，也在禁毁之列，因为该*录了大量北宋王朝的国家大事、朝廷要闻、宫闱秘事，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趣事、轶事都被司马光记录下来，这些记载都是赵匡胤子孙不愿让世人知道的。
四年之后，即公元1154年，发生了一桩禁毁《论语讲解》书版案。《论语讲解》，是曾任龙图阁学士的程瑀注解儒家经典《论语》的一部学术著作。程瑀的这部书完稿后，在其故乡饶州当父母官的丹阳人洪兴祖看了非常赞赏，并为书稿写了一篇序文。此书的另一位读者、京西转运副使魏安行，被程、洪二人的文笔所打动，将《论语讲解》刻版刊行好几千册，发往四方。
由于此书有切中时弊、影射朝政之嫌，作者与刊印人遭放逐、被罢官，书稿被毁版。官方的意思是读《论语》可以，但是你不能随意解读《论语》。由此可见，这些禁书案的目的和手法都是大同小异，都是以打压有关人员、禁毁书籍来维持当权者的面子。虽然随着秦桧的一命呜呼禁书有所松弛，但宋高宗的继任者还是把禁书“事业”进行到底了。宋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朝廷命令各道帅府司严加查询，凡“事干国体者”，一律销毁。
南宋朝廷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军国大事只能是上层统治阶层内部的事，人民根本无权过问；一旦有人敢于撰文著书议论国事，便是“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的“奸佞小人”，就要“严行根捉”。
南宋的一位臣僚在一份得到皇帝批准颁行的奏章中说得很明白：“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泄漏”；如果有人敢把这些内容“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就要“严切禁止”，所刻书籍也要“当官焚毁”。可见在国防机密幌子下颁行的禁书令，很大程度是为了防范下层人民的。
尤其在南宋朝廷苟且偷安、投降卖国的时候，就更需要大兴禁书之举，以掩盖自己的行径，压制人民群众的抗议呼声。史载，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唯恐他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图书文字“凡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都在禁毁之列。
过去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久远以来，我们中国，历史虽是人民写就，主编却是各种皇帝。正如率领英国打赢二战的名相丘吉尔说的，创造历史的*好办法是自己来写历史。
那么，问题出来了，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究竟是谁写的，他们所写的历史到底有多少真实性？
二
卯榫，一凹一凸，中国建筑的经典之作。如果把史书比作一栋建筑，写史的人就像那关键节点的卯榫，让历史真实与申以劝诫高度结合。
我做过新闻记者，如果说一个新闻圣徒，他的快感来源不一定是新闻对社会所形成的冲击效用，而是制作新闻过程中的心理建构带来的快感，由此引致对新闻的满足意识。那么，一个历史圣徒，他的快感来源也不一定是历史对后世发挥前车之鉴的推进效用，而是执笔记录过程中的忠于事实带来的快感，由此引致对史实的满足心理。
谁在写历史，他们写的历史有多少可靠性。谁写历史？毫无疑问，史官们就是写历史的。这里不得不提三个史官：伟大的司马迁、悲催的崔浩和正直的吴兢。
在这三人身上，我们可以领略到中国古代史官所坚持的“务从实录”、“秉笔直书”的史官精神。其实，从《说文解字》这部书来看“史”这一职业就是要做到公正不倚，如实记事。
司马迁忠于历史是出了名的，因为他的写作是相当个人的，这和后来的开国史馆修史不一样，所以即便是史官所写，也不一定等于官史。司马迁那时候写作还是有相当大自己的自由空间的，不是组织一个班子来写，也不是层层审定，甚至不由官府保存。当然还是会有审查，《史记》像汉武本纪的部分是后来补上去的，那是《史记》里面比较差的，没办法，因为有干预，但相对后世来说还是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我们读的《史记》，很容易看到记录的并非简单的成王败寇史，把项羽写得那么悲壮，描写刘邦却多少有点市井流氓相，司马迁也不是完全站在汉朝正统的立场上来褒贬，并不因刘邦是当今皇上的老祖宗而有所避讳。当然，司马迁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平民走卒，也让他们流传后世。
不过，史官“秉笔直书”确实也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北魏的史官崔浩，是深受太武帝拓跋焘宠信的重臣。公元429年，他奉太武帝之命修撰北魏史书——《国书》。太武帝曾经叮嘱他要“述成史书，务存实录”。话虽如此说，到了真正“实录”时，皇帝就翻脸不认人了。《国书》修成之日，崔浩突然被太武帝处死，原因就是“实录”。
崔浩写历史很认真，他召集一些文人，按照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修撰《国书》，书成之后，自己非常满意。但他过高地估计了太武帝对自己的信任，竟然在京都郊外大路旁将这部《国书》刻石立碑，占地一百三十步，让人们自由浏览。“叙述国事，无隐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史通·古今正史》）。这种公开程度，拿到现在，估计还可以接受，但在那时候，确实需要很大胆量。因为在这部史书中实录了一段北魏拓跋氏不光彩的历史：前秦苻坚灭代（北魏初期称呼）时，生擒了代君拓跋什翼犍，并将后来成为北魏开国之君的拓跋珪流放到蜀国的事实。拓跋人看到崔浩的《国书》竟然如此“备而不典”，把本该忌讳的历史在显眼地方公开出来，极为震怒和惶恐，连忙报告了太武帝。太武帝知道后大为恼怒，当即下令追查严惩，于是一场大祸从天而降。结果崔浩被灭门。
事隔三百多年后，唐朝的韩愈一想到崔浩《国书》血案，仍然心有余悸，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一文里，感叹直笔太难。
相比之下，唐代史官吴兢则要幸运得多。他在担任著作郎撰写《则天实录》时，辑录了宋璩逼迫张说为魏元忠证明清白的事。这件事是这样的，武则天的宠臣张宗昌，对宰相魏元忠恨之入骨。他们诬陷魏元忠有谋反言论，并诱逼时任凤阁舍人的张说出面作证。张说无奈，只好答应。他其实心里也很犹豫，作证吧，对不起良心；不作证，又迈不过眼前这道坎。这时，武则天的诏令到了，让他去当面对质。临行前，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璩看出了问题，对他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千万不能伙同小人陷害君子呀！”这番话坚定了张说的信念，他在面见武则天时如实禀告：是张宗昌逼迫他陷害魏大人。结果，魏元忠被免于一死，流放岭南。
到了唐睿宗时，张说升任宰相，兼修国史。他看到了《则天实录》中的这段文字，知道是吴兢所写，却故意说：“刘五（即史学家刘知几，已经去世）太不相容了！”吴兢站起来说：“这本是我写的，这段史文的草稿都在，您怎么能错怪死去的人呢？”他说这番话时，与他在一块工作的史官们，都惊吓得变了脸色。后来，张说又请求吴兢改动几个字，吴兢坚决不答应，他义正词严地说：“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这段话的意思是：假如顺从您的请求，那么这部书就不能算作正直的笔法，怎么能够让后世相信呢！
三位写史的人真让人不得不佩服。相对现在的一些人，真有些自惭形秽，对待真假是非问题，全然不见古代史官舍身求真、誓死务实的大无畏气概。造起假来反倒前赴后继，肆无忌惮，弄得造假丑闻层出不穷，随处可见，致使造假之风弥漫社会之中。
在物欲横流、监督缺位、道德流失的时候，重提史官精神，会不会有点让世人警醒的意义？
再来回答开头的问题，他们写的历史有多少可靠性？很多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记载中主观的因素较大。我认为，史官写的官方正史，比如《二十四史》，粉饰是难免的，但是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因为理由很简单：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无论实践中还是道德要求上，都不认为史官应该拿谁家的钱就替谁擦粉洗地。文人特别是史家传承的责任和使命感使得他们也不能轻易改写。
写史的人通过手中的笔来惩恶扬善，以此告诫后人，这实际上起到了点评当朝政治的作用，使皇帝和写史的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与微妙。这种微妙又体现在哪里呢？
三
早在一千四百年前，唐朝的宰相韦安石在看了朱敬则写的史稿之后，对身边的人慨叹道：“一般人不了解史官的权力比宰相的还要重，宰相是管理活着的人，而史官不仅管活着的人，还管死了的人。”
他说这话是有些道理的，这也就是古代的一些君主、大臣害怕史官的原因。因为史官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对政事、大臣等的褒贬权。
别看皇帝权力大得无法无天，但他也害怕两类人：一是谏官，就是动不动向他提建议的人，接纳吧，有些时候是很不情愿的；不接纳吧，怕人家说他刚愎自用，听不进良言。再者，就是史官，记述历史的人。
一些皇帝和大臣为了能在历史上留下美名，避免遗臭万年，非常注重个人的言行，尽量少去做一些坏事。一些相对开明的君主，还主动要求史官对其展开监督，并且有的谏官与史官也常常拿“良史书勋”之类的话，去激励那些统治者能够多施行仁政，时刻劝导他们应该注意检点个人行为。 既然史官写的《起居注》、《国史》等会影响君王千载之后的声誉及评价，那么皇帝对于所载内容自然是十分敏感的。
事实上，皇权在运作过程中，常用对“后事”的担忧而能自觉地接受来自国家体制中的制约。我所谓的“后事”有两层意思。一是顾虑身后江山社稷的前途，再则是身后世人的评价，即青史之上的名声。越是有作为的皇帝，越是在这方面有着更强的自觉。像一代名君唐太宗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他自己在这方面的担忧。《贞观政要》一书中大量记载着唐太宗对“为君之道”的探讨，其实很多都包含着这方面的意思。如《贞观政要》卷六《谦让》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实用此法。”
唐太宗的这番话，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畏皇天，二是惧群臣和百姓。对于群臣之惧，其实正可以从唐太宗之求谏、纳谏与对国家法令制度的信守等方面体现出来。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史家称赞的善于纳谏的开明皇帝，正是基于所认识到的“常谦常惧”的为君之道。
但是唐太宗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他也犯了一个篡改历史的错误。唐太宗因为是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储而立，所以，他即位后顾虑史官对此事的记录，多次提出要看一看国史的记载，但分别被写史的朱子奢、褚遂良等人拒绝，*后亲信房玄龄只得顺旨，删削国史成实录进呈。因见所载玄武门事变之事“语多微文”，恐怕后世究其真相，于是以周公诛管、蔡而安周室为例相类比，要求史官重写，并美其名曰应当“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唐太宗为了自己能在后世留下一个好形象，不惜一改帝王不亲观国史的旧例，殊不知，他这样的动作被后世所笑话。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的“史官在此”的故事，足以说明皇帝和史官的微妙关系。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了天下之后，不知不觉中也染上了嬉玩的毛病。而宋太祖手下有个大臣叫张霭，性格刚直倔强，经常直言劝谏皇上，有时还把皇上弄得下不来台。一次，宋太祖正在后花园中与宫女们用弹弓子打鸟取乐，外面张霭急切地求见。等到张霭汇报完事情，宋太祖一脸的不高兴：“原来你要汇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搅了我的雅兴！以后遇到这样的小事就不要打扰朕！”张霭也不客气，答道：“再小的事情也是国家大事，也比您用弹弓打鸟重要！”这一下真的把宋太祖惹火了，他倒举起一把斧头，抬手用斧柄就朝张霭脸上打去，一下子就打落了张霭的两颗门牙。张霭蹲下来，一手捂着流血的嘴，一手慢慢地蹲下身去捡被打落的两颗牙。
宋太祖愤怒地问道：“难道你还要以此为物证，来诉讼朕吗？！”张霭答道：“臣怎么敢诉讼陛下呢？但自有史官将此事写进史书中去！（但有史官在耳！）”宋太祖一听如梦初醒，知道自己错了，慌忙向张霭赔礼道歉。
曾经担任过温州判官的南宋史学家袁枢也是正直得不让人省心。他担任国史院编修官时，负责撰修《宋史》列传。
获悉由他负责主笔后，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后人，以老乡关系，请求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和“润色”，意在将章惇留在史书上的非常不雅的形象适当地美化美化。《宋史》列举章惇的罪证，主要有这样几项：“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祐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后。”
这里有必要说说章惇这个道德丑陋的“名人”。他是宋哲宗时的宰相。王安石在宋神宗年间新法，章惇是推行新法的干将。宋神宗去世之后，宋哲宗即位。一开始，宋英宗高太后听政，任用司马光等人，于是章惇等新党尽数被驱逐。后来宋哲宗亲政，起用新党，章惇也得以拜相。章惇上台之后，把昔日的新党人士全部召还至京都，委以重用。章惇还大肆报复，尽数罢黜旧党人士。此时司马光已经死了，也被剥夺其爵位和荣衔，还想要皇帝下诏掘墓鞭尸，但哲宗皇帝听从其他官员的意见，没有同意，朝廷差人把司马光的牌坊拆了，皇太后赐的碑文也磨平了。章惇还报复苏轼，将其贬到岭南，再贬到海南。*过分的是，章惇向宋哲宗建议废除高太后的封号，追废为庶人，宋哲宗没有采纳。袁枢听到章惇后人的请求，勃然大怒，说：“章惇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当时的宰相赵雄，是撰修国史的总负责人，他听到之后，称赞袁枢“无愧古良史”。
袁枢对章惇的态度证明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自然界有个蝴蝶效应，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搅动了空气，经过一系列传递，却在千里之外形成了巨大的风暴。人世间的每一个事物之间确实都存在着微妙不可思议的联系。这世间的每一个行为、每一句话，乃至每一个念头，都如蝴蝶扇动的翅膀，会辗转带来深刻的影响，这就是天地间有一位无形的“史官”。当人们想要瞒天过海时，不知是否听到了云层中隐隐的怒吼：“史官在此！”
唉，都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史书就是一面镜子。可是，古往今来的统治者和管理者，有多少位会愿意走到镜子前照照自己呢？
四
多日读史，发现有些史实前后有矛盾，结果让我越读越困惑。倒是昨天两位朋友在论坛里的跟帖解开了我的疑惑。一条是尚霆兄说的：照镜子的人根据自己的想法找镜子照，把不符合自己要求的镜子打碎；另一条是王宏兄说的：他们照不照镜子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让其他照镜者相信，所看到镜像都是真实的。
这两条，我在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时找到了答案。《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些是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能量记载，明显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些描写刘备生性的语言，却被司马光删除了。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但司马光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是他人品有问题？有什么私心杂念？
其实，在司马光那个时代，宋朝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对于司马光这些儒学家看来，如果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条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而《资治通鉴》对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君臣关系、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等话题的讨论，看上去仅仅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
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所谓“稽古以至治”，这句话的逻辑是，先去总结历史经验，然后找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规律。然而事实却相反，司马光在编修前，头脑中已经有一套治理国家的观念。在这套观念的引导下，司马光再通过《资治通鉴》“稽古”。说白了，就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因为，在司马光看来《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但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
通常，我们有两种历史，一种是经历的实际生活的历史；还有一种是编撰、追忆的历史。前一种历史当然是更重要的，但如果没有后一种历史形态，部分历史就更难以让后人知晓。但对后一种历史的记载往往会出现前后不一致或者矛盾的情形，我想除了司马光这种情况外，还有其他。
一者是，历史上的事情有很多连亲历者本身都说不清楚，更何况记载历史的史官？同一件历史事件，在不同人的眼里，自然也能看到不同的地方，记载的时候也有偏差。更何况有很多人因为个人的喜好、现实中的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社会总体的道德观念的影响，会故意隐藏一段历史、歪曲一段历史等等。
二者是，由于史官所处的时代不同，看到的资料不同，描述的历史也不一样。《史记》中所描述的历史和《左传》、《国语》、《战国策》中的记载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也有不同；《三国志》有关东汉末年的记载也与《后汉书》中有出入，有的事情甚至是完全的本末倒置。
三者是，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后人写前人的历史总会有些偏离，何况有些东西不只是通过史书去了解，而是口口相传，或者是历史遗物，或者是野史民谣。总之没有*真实的历史，所谓的史实毕竟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
所以，读到，我才发现，其实可不可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愿意相信什么。比如玄武门事变，你可以相信这是李世民迫不得已，是为了大唐百年基业的避险和自救行为；你也可以认为这是兄弟相残，权贵都没人性；你还可以相信他们是为了争一个女人。当有人强迫你相信一个事实并不断宣称那是*的真相时，你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另一个来反证，尽管那个也未必靠谱。于是，你会被绕进一个死胡同：“真正的历史，存在于历史书之外。”
什么时候能看到更多的真正真实、客观、公正的历史著作呢？我想，全民写史的年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正处于从一个“少数人写史给少数人看”的时代跨越到“多数人写史多数人看”。套用一句先哲说过的话：只有勇于直面自身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只有人民能够秉笔直书当代历史、眼下历史的时代才是*有希望的时代！
因为，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你生前是多么的强健伟大，多么的不可一世，你都不可能“万寿无疆”，你的历史都得由后人来写，你左右不了后人要根据自己的理解所写的历史，你阻挡不了后人要撰写真实历史的意志。
现在人人都可以写史，可以写自己的，也可以写他人的，普通人也能留下自己的历史，可以留存，也可以发表，纸媒发表不了的，在网上发表。写作几乎没有门槛，出版也很容易，过去要出一本书都很难，现在*畅销的历史书往往不是专家写的，常常是业余作者首先在网络上发表，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
当然，人人写史写出的书不能全信，有可能有掩饰的地方，有文饰美化的地方，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各种各样的史料摆在一起，很多双眼睛是不容易看错的，就是说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史料出现，能够达到一种平衡，这样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比较客观、的历史。
上 篇
今夜，我试图走近两晋王朝，这是个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朝代，以至于很多人宁可去忘记、宁可去忽略，因为它发生了太多杂乱无章的朝政和风云诡异的战争，朝纲不振、道德被毁。还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叙、朋友之信，各种人伦在这里完全被忽视、被践踏。
一个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对峙和征战才统一起来的皇朝，一个“赋役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的初步繁荣的社会，竟然如沙上之塔，顷刻间崩溃了，瓦解了，重新陷入了割据混战的状态。人们不禁惊诧，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晋朝，如同楼兰古国，楼兰早不在江湖，但江湖上却还流传着它的传说。晋朝是个谜，这么一个昙花一现的朝代，在短短150年间，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人性是怎么演绎的？也许越是乱世，越能看出人性的恶、人性的善、人性的模棱两可。尼采在《不合时宜的考察》里写了这么一句话，“世界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息，因为每一个人都急于从自己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在我看来，这大概就是两晋王朝关于人性的*真实写照。
晋朝更是个借鉴，一边是昏弱的庙堂、疯狂的时代、炫富的社会、清谈的人们，一边是外族入侵、国土沦陷、铁蹄践踏、百姓涂炭，好在还有一些凭良知做事敢于担当的官员，用入世的精神去做出世的事情，让国祚得以延续，让民族自尊得以存在。
今夜读晋史，也许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但能从历史中找到灵感。
一、一份决定太子命运的密件
自欺的人，令我感到作呕，无论他们曾做了何种伟大的事业，我给他们的评价还是零分。——尼采
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的一天，洛阳皇宫内大殿里热闹非凡，满桌的珍馐美味，晋武帝司马炎正大摆筵席跟东宫的所有官员推杯换盏，痛快畅饮。
这时候，晋武帝不露声色地派信使给太子司马衷送去一个密件，说里面有急需处理的政府公文，并再三叮嘱，务必令太子立即决处，不得滞留，待处理完毕，再亲自带回。晋武帝与群臣在筵席之上，且饮且谈，静候结果。
信使到达东宫，太子妃贾南风见到密件，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她深知皇上用意，这是在试探太子的水平和能力。一想到*近有人在传太子的智力实在难以承担大任的“谣言”，一想到此密件关系到太子的地位与自己的前程，她哪敢掉以轻心。但眼下东宫上下已无一个官员，全部被皇上给叫去喝酒了。她只得买通信使，到宫外请了一个人代答。来人不明底细，答词多引经据典，卖弄学问。东宫的小宦官张泓在一旁提醒贾南风：“这不行的，太子本来不读书，没有多少才学，如果回答问题多引古义，必会露出马脚，到时追查起来，太子反倒吃不消。依我看，不如就事论事，直接回答。”贾南风一听，大喜过望，对张泓说：“那你就给我好好作答，我不会忘了你的忠心，来日少不了你的荣华富贵。”
这个张泓平时有点儿小才，得到贾南风的赞许，挥笔而就，又让太子重新誊写一遍，交给信使，总算交差。“好险！”此时，贾南风心里仍在怦怦直跳，后背的衣衫早已湿透一片。
晋武帝看到答书，见说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顿时喜形于色，立即交给旁边一直不看好太子的大臣卫瓘。卫瓘看了，一副迷惑不解而又局促不安的样子。殿上众人这才知道酒宴的真相，都高呼“万岁”。从此，朝廷上再也没人对太子议论纷纷了。
这个太子就是后来历史上有名的白痴皇帝晋惠帝司马衷。很多人对晋朝没多大印象，但这个皇帝的形象深入人心。他的名气跟他的两个典故有关。池里的青蛙是为官而鸣还是为私而叫？那些将要饿死的人怎么不去吃*粥？有了这两个朝野皆知的典故，几个忧国忧民的大臣便坐不住了。 那天，君臣在陵云台会宴，晋朝是个奢靡的朝代，权贵们的吃喝玩乐像流行病一样四处蔓延，经常不分昼夜山吃海喝。宴会上，卫瓘假装酒醉，跪到晋武帝御座前说：“臣有事启奏陛下。”武帝道：“你想说什么？”卫瓘欲言又止，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后，卫瓘用手抚着御座说：“这座位太可惜了！”武帝顿时领悟到他的意思，也不动声色，故意岔开话题：“你真是大醉了！”卫瓘见状，便不再多说。
其实，晋武帝比谁都聪明，对于儿子的无能和白痴，他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这个儿子难以担负国家重任。他一生共有二十六个儿子。不幸的是，二十六个儿子当中虽不乏聪慧之辈，但长子司马轨却不幸夭折，因此次子司马衷成了事实上的长子，按中国的继承人法则，司马衷要被立为太子。晋武帝也好几次想改立其他儿子作为太子，但是遭到了他心爱的杨皇后的极力反对，所以只好作罢。这也就是后世对晋武帝评价不一的主要原因，他虽称得上英武果敢，但在个人感情上却优柔寡断，有妇人之仁。
当然，更重要的是，晋武帝很喜欢另外一个人，一个很像他爷爷司马懿的人。而这个人恰恰是保住司马衷太子地位的筹码。他就是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遹。
晋武帝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那是在司马遹五岁时，宫中失火，晋武帝登楼远望。这时候他的衣角被人一拉，原来是司马遹，司马遹拽着晋武帝的衣襟到暗处。晋武帝很奇怪，问他原因，司马遹说：“夜晚仓促之间，应该防备非常变故，不应让火光照见陛下。”“真是奇才。”晋武帝赞叹不已。还有一次，司马遹跟着晋武帝观看猪圈，对晋武帝说：“猪很肥，为何不杀掉来犒劳将士大臣，却让它们在这里浪费粮食呢？”晋武帝认为他的主意很好，于是马上让人杀掉这些猪赏赐群臣。并抚摸着司马遹的背，说：“这小儿将来会兴旺我司马家呀！”后来晋武帝当着群臣称赞司马遹像晋宣帝司马懿。
于是他把赌注压在了这个尚处孩提时代的皇孙身上，*终还是选择了司马衷这个白痴作为皇位的继承人。这估计就是皇孙效应，后来的朱棣喜欢孙子朱瞻基，立了同样他并不看好的朱高炽作为太子。
晋武帝的这个赌注居然成了晋朝的一个很大的拐点，就把开国的十年繁荣期匆匆画上句号。因为他这个赌注是确确实实赌错了，不仅连同这个天才皇孙的性命，甚至连晋朝的社稷江山，都被赌输得一点不剩。
二、一场充满阴谋的婚姻
一个人在本性的驱使下，会力图控制自己的习惯或竭力为自己的习惯辩护，或尊重，或责备，掩饰自己的习惯。——尼采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二月的一天，洛阳城天降大雪，飘飘洒洒，竟一连下了一整天，积雪盈地二尺多厚，整个京师银装素裹。大雪把道路封得严严实实，无法辨认，本来就要率大军出发的贾充不得不原地待命，等待冰雪消融。
由于西北秦、凉一带氐、羌反叛，屡屡挑起事端侵略边境，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奏请朝廷派贾充出镇关中，因为他们嫉妒深得晋武帝宠幸的贾充，就借机使绊。贾充心里很不情愿离开朝廷。几年后，在征吴时，这个大臣感兴趣的也只是宫廷斗争，国家在他生活的天平上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实现个人欲望和权力的依托。他对战争一无所知，甚至毫无兴趣，*后在司马炎的压力下才出任征吴统帅的。
这次，贾充对任恺等人十分怨愤。平日与他来往密切的中书监荀勖也若有所失。荀勖对身边人说：“如果贾充出征了，咱们就少了依附，在朝廷上定会失势，我们应该要想办法改变皇上的意思。”
见到贾充后，荀勖便借口到私处密谈，贾充显得很急，没等荀勖开口，先讲了自己的忧虑。
荀勖微微一笑说：“您贵为国之宰辅，要是受制于任恺等人，岂不是太窝囊了！不过，此番奉命出镇关中，已很难推辞。”
还没等贾充流露失望的神情，荀勖话锋一转，神秘地说：“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帮你走出困境。”
贾充疑惑地看着荀勖：“有何计策？”
“您知道，太子已经十三岁，尚未订婚，您不是有几个女儿吗，只有您与太子联姻，即使想去关中，也走不成了。这个……这个……你懂的！” 荀勖靠前了一步说。
贾充豁然开朗，盯着荀勖道：“真不愧是我好兄弟。果然妙计！但如何跟皇上提呢？”
荀勖回答：“我自有办法。”言罢，又故作神秘地一笑。
没多久，荀勖被武帝召入宫中侍宴。他借着酒兴，对皇上说：“皇太子已年富春秋，理应早日成婚，以传继宗祧，承嗣皇统。贾充的女儿才色绝世，又有贤淑妇德，宜配太子。请陛下择定。”
荀勖对贾女的这番描绘，分明就是民间媒婆的说辞，不着边际，差点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了。其实，晋武帝对贾充女儿的情况很清楚，对太子的婚事，心中也早已有谱，他准备给太子娶大臣卫瓘的女儿。他曾经与皇后杨艳讲：“卫氏之女与贾氏之女，实在是泾渭有别，你难道不知道？贾家夫人天生好妒，又生子不多，贾家的姑娘个个长得又黑又丑不说，且个个身材短小，若是娶来会影响我司马家的后代；卫家夫人天性贤惠而又儿孙满堂，卫家姑娘长得白皙漂亮不说，个个身材修长，高个媳妇门前站，不会做活也好看。你说该选谁？”但杨皇后早就被荀勖等人给洗脑，说贾女如何如何的贤德，便固执己见，与荀勖异口同声，请选贾氏。
荀勖与贾充都是武帝的亲信大臣，谋议决断军国大事，很受器重。为太子妃人选一事，众人异口同声请选贾充之女，就连深知自己心意的杨皇后也态度鲜明，这就促使晋武帝不能不慎重考虑他们的意见。为了自己皇位的稳固，他也答应下来。荀勖等人不敢有丝毫怠慢，他们加紧活动，力促太子早日成婚。他上奏武帝：“现仲春二月，天普降瑞雪，实是吉兆。皇太子应即择良辰成婚。”武帝恩准，于泰始八年（公元272年）二月，下诏为太子迎娶贾充之女。因为太子要与贾女完婚，贾充就不再西行。
迎娶那天，出现了乌龙剧，本来是要选贾充年方十二岁的女儿贾午入宫。可笑的是，贾家的姑娘果然身材矮小，连结婚的礼服也穿不起来。无奈，只得换了贾午的姐姐贾南风。这年她十五岁，比太子大两岁。就这样，贾南风阴差阳错成了皇太子妃。
选不选贾南风，这是个问题。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妃问题，而是一场政治较量。其实，晋武帝心中也有一本账。
本书是一部以史为鉴的历史解读作品，从独特的视角客观地全景式介绍了以两晋为代表的封建王朝体系由兴盛到衰亡的坎坷历史，从解读人性的角度去分析两晋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的命运及过程。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主要使用白描手法加以渲染，力求故事细节生动活泼，人物性格鲜明传神。以人物活动时间为经、事件变化空间为纬组织安排材料，语言凝练，亦庄亦谐，风格新颖，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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