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情理与正义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
定价: 99.8
ISBN: 9787208173422
作者: 汪丁丁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10
装帧: 平装
开本: 16
![]()
群乐,还是独乐?何为大多数人的大幸福?自由意味着痛苦?
著名经济学家、跨学科教育家汪丁丁教授北大EMBA课程讲义
在三重转型期中国,求解社会生活、深层情感交流的智慧
★什么是三重转型期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文化—政治—经济”三重转型期,理解任何中国现象,首先要将其置于三重转型期的三维理解框架之内。这样的国家,世界上几乎没有第二个。
★转型期社会的伦理困境何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生活快速变化,信息多到像是噪声。人的思维方式缺乏整体感和自洽性,行为也普遍短期化,人与人之间行为的预期也由此短期化,什么才是“正常”“正确”?
★面对独有的人生问题和企业问题,如何从中西思想传统中寻求实践智慧?
·怎样在当下理解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庸”,中国传统所谓“天人合一”“止于至善”?
·荣格“深层心理学”、黄建中“淑世主义”、彼得森“龙虾理论”、桑德尔“正义演说”、斯坎伦“底线伦理学”……对于我们发展复杂思维应对混沌未知有何启示?
![]()
本书内容出自汪丁丁教授近年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开设的EMBA课程。作者认为,要理解任何中国现象,首先要将中国现象置于三重转型期的理解框架之内,关注转型期社会的伦理行为,其中涌现的问题,激发了作者在几十年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原理”。本书共分四讲,先后探讨了稳态社会的伦理学基本问题、转型期社会的伦理学基本问题,以及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基本问题。伦理学,广义的,大适用范围的伦理学,用一句话概括,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智慧。中国社会处于三重转型期,于是才有中国当代独有的人生问题与企业问题。短期行为不能产生稳定的行为预期,于是也没有正常的企业文化。这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人人理性预期人人行为短期化。不如此预期的人,反而不理性。我们该如何求解社会生活的智慧?该如何达致人与人之间深层的情感交流?
![]()
自 序
一讲 导论
一、心智地图概述
二、为什么讲授这门课
三、伦理学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四、“伦理”的含义
附录1 基本问题
附录2 族群,知识,制度
附录3 个体生命,激情与历史感
第二讲 伦理学主要流派
一、“允执厥中”
二、伦理学的传统
三、存在主义伦理学
四、女性主义伦理学及其他
附录 观念的观念史
第三讲 宗教,信仰,伦理行为
一、正义、伦理与情感
二、信仰与伦理行为
附录1 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第三种文化的视角
附录2 情感模式:微信群规模与社会脑假说
附录3 社会脑的演化—为“邓巴四部曲”中译本序
第四讲 尼采之后的伦理学
一、族群与文化的共生演化
二、从情感学派到人格学研究
三、复杂思维与英雄之旅
附录1 制度是群体的信念表达
附录2 重要性感受—人工智能从狭义到广义的关键环节
附录3 人类智能是广域局部理性,而人工智能是狭域全局理性
附录4 生存竞争—狭域的和广域的
附录5 观念为现象分类
附录6 观念与真相
附录7 生命哲学视角下观念的经验差异
附录8 观念的经验差异
附录9 过程与现象
附录10 复杂思维为何艰难
![]()
汪丁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53年生于沈阳,成长于北京,祖籍浙江淳安。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1981)。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理学硕士(1984)。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1990)。
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和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并担任《财经》《新世纪周刊》学术顾问。
著作包括《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行为经济学讲义》《行为经济学要义》《思想史基本问题》等20多种。教学研究广泛涉及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演化社会科学等重要的前沿学科领域。
![]()
一讲 导 论
二、为什么讲授这门课
为什么我要坚持讲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呢?因为,我们在地球上找找看,如中国这样处于三重转型期的国家,几乎没有第二个,尤其是文化转型期,很漫长,从哪一时期开始转型,有不同的判断。日本学者通常认为始于北宋末年,直到崖山之后张君劢写了《新儒家思想史》,他阐释的文化转型,开端更早,始于公元8世纪。当下通行的见解,大约认为文化转型始于明清或晚清,还有人认为始于帝制解体。总之,文化转型期相当漫长,我推测大约300年至500年才可完成。
社会演化或历史,或者一般而言,任何过程在局外人视角下,都可分为“转型期”和“稳态期”。我常在课程开始时提醒同学们注意三对互补的范畴或视角。其一,“民科”和“学院派”,今天一开始就介绍了。其二,你们进入学院派视野之后,还要区分“逻辑的”和“历史的”这样两种视角,学院派喜欢采取逻辑视角,建模,分析,检验命题,但是我已给你们写了一篇博客文章,我在那里论证,重要性感受更多地来自历史视角,而不是逻辑视角。其三,在历史考察中,还要区分“局外人的视角”和“局内人的视角”。局内人就是企业家和政治家这样的人,他们须参与才可完成自己的使命。局外人就是我这样的人,旁观,没有利益纠缠。经济学家主要也采取局外人视角,他们收集数据,运用计量方法,没有利益纠缠,提供公共政策建议。我在第四讲将介绍荣格深层心理学,尤其是他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局外人或局内人,在深层心理学视角下,不再有意义。因为,荣格指出,不仅全体人类,而且人类与全体哺乳动物甚至全体爬行动物,共享着集体无意识。你们可以认为,在这样的深层心理学视角下,全部生命都在“局内”。
三重转型期社会,如李零一本书的标题,“无枝可依”——取自曹操的名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既然无枝可依,我们只好退至深层心理视角。
第二重的转型,是政治上的。中国政治体制,在帝制时代,“百代皆行秦政治”,秦代虽然短命,留下的政治遗产颇丰,尤其是书同文、车同轨、郡县制,历代效法,不再实行周代的封建制度。所以,黄宗羲感慨,秦以后的天下是一人之天下,不再是天下人之天下。封建,主要是“封姓氏”,辅助以“建郡县”。春秋邦国数目至少400,秦灭六国之后,当然就是一人之天下了。孔子“继绝学兴灭国”,这是克己复礼呀。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开启了民治时代,是政治转型期的开端。根据我的推测,秦代至清代,帝制延续2000多年,这次政治转型大约需要200多年才可完成。
然后,短的转型期,是经济上的。上一次经济转型,是宋代的粮食革命,距今约千年,据此推测转型期要百年才可完成。根据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理论,这次经济转型短也要两代人大约50年时间才可完成。我推测中国经济正在从转型期进入稳态期,但不知以何种方式进入稳态——通常的方式称为“硬着陆”,GDP年均增长率从8%以上迅速跌至2%的水平。现在看数据,我觉着不错,像是可以“软着陆”的样子。任何经济都不可能长期高速增长,因为生态环境不可能支持这样的耗竭速度。所以,长期而言,核心议题就是如何降落。好是“软着陆”,不引发社会震荡。
同时处于上述三重转型期的社会,请你们在世界地图上找找,中国之外是否还有?我是在1987年提出中国社会“三重转型期”见解的,那时,我在世界地图上找过。朝鲜和越南,很难说是在儒家文化的核心区域。东亚三国(中日韩)常被归入“儒家文化圈”。其实,日本只能说是儒家文化传统的边缘区域,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都是边缘崛起。只有中国是儒家文化核心区域,它的转型是举足轻重的。我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中心东亚文化与经济发展项目做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员,1991年加盟香港大学。东西方中心是艾森豪威尔总统设立的文化机构,似乎直接隶属于美国国会,后来逐渐降级,现在隶属于夏威夷大学。我在那里学习时期,它似乎仍是国会下属机构,因为每次国会没钱了,我们办公楼就关门。我在这个项目里认识不少外国学者,我觉得他们对中国有充分的热情,却没有基本的认识。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工作文稿,谈谈怎样理解“中国现象”。转型期和稳态期,三重转型期,以及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都是那时写的。
理解中国的一切现象,前提就是转型期和稳态期。人的行为,如果是在稳态社会里发生的,可在静态视角下考察。如果是在转型社会里发生的,就不可采取静态的考察视角,因为有系统偏差。当代中国社会,说它处于转型期,几乎毫无争议。你们回家问问父母,他们年轻时怎么生活。我们这一代人现在的生活,与我们年轻时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如果在几十年里有这样快速的变化,他的预期也相应地要调整。用经济学术语来刻画,就是折现率很高,这是转型期社会里一切行为的特征。
折现率的英文是“discounting rate”,意思是,如果有人约好明年的今天给你1万块钱,但是你不想等一年,那么,那个人今天给你多少钱你就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测验,我观察多年。中国的年轻人,对未来的收入预期高,因为他们目睹了父母收入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现在我推测你们的折现率不会低于15%,不信?请问,你明年的今天可得1万块钱,今天给你8500元,能否接受?大多数人都接受,因为还有人折现率更高,今天给他8000或7000,他也接受。民间借贷,以月计息,年率常常超过60%,这样高的折现率,借贷双方居然都接受,那就是说,双方都认为这笔钱投入经济活动之后可有足够高的回报率。在稳态社会的资本市场里,隔夜拆借市场的利率很高,因为周转时间极短,隔夜就还。以月计息也意味着短期就还,例如2个月或3个月偿还,这是双方预期的,救急,不是正常状态。据此下调民间借贷利率,年息率30%,差不多。
折现率高的社会,腐败普遍发生。也就是你们常说的“行为短期化”,因为不短期化反而不理性。在中国社会,几年之后或十几年之后的未来,不确定性已足够高,以致那时的任何收益,有形的和无形的,折现到今天都几乎等于没有。你们拿出计算器试试看,假设折现率是30%,15年之后1块钱收益的现值,分母是1.315,分子是1,大约是1/50,1块钱折现到今天是2分钱。如果折现率15%,10年之后的1块钱收益现值是1/1.1510,大约是1/4,就是0.25元。公务员要多少年才可晋升至局级以上?按我在香港的观察,优秀的公务员,从科员开始,大约20年。那么,对个体而言福利大化的选择,很可能就是腐败,前提是被查获的概率足够低,并且查获之后惩罚力度足够小,后来香港有了廉政公署,非常有效率,腐败迅速减少。香港公务员有数额巨大的退休金,前提是不能有违法行为。所以,廉政公署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公务员不腐败是理性的。
西方社会也在转型,从工业时代进入后工业时代。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93年出版了一本书《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正式宣称西方社会进入“知识社会”。在知识社会,不再有“阶级斗争”,只有“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每一位知识工作者的知识,与其他知识工作者的知识,互补关系常常超过互替关系。所以,这里出现的是马克思想象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请你们检索鹭江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我的一本文集,《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当然,两极分化很严重,没有知识的人,就陷入贫困,尤其是美国的“老白男”,他们构成了特朗普政治的社会基础。我们看看美国的基尼系数,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迅速恶化。细究原因,是硅谷的许多公司创始人自己持有股票,而且比例很大,例如自持90%,也就是说,流通盘只是10%,当然很容易资产膨胀。总而言之,知识人的收入迅速增加,硅谷房价和租金也迅速上涨,旧金山老居民的生活状况恶化,不得不搬家离开故土。总之,美国的社会分裂现在很严重。我1998年去拜访布坎南,谈了几小时。他那时希望与美国各州的州长联系召开第二次大陆会议,重新缔结美国宪法。因为,他感觉,宪法修正案已不足以弥合社会分裂。
克拉克(Gregory Clark)2007年著作A Farewell to Alms里的那张图,“三千年世界经济史”,贴在印刷版心智地图里。很显然,百多年来,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经济转型。但是西方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变化要缓和得多,至少不像中国这样剧烈。例如,很少有人认为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体制已经瓦解,正在转型到其他什么体制。也很少有人认为西方社会的文化已经瓦解,正在转型到其他什么文化。所以,至少目前,我认为,西方社会经历的是经济转型期,并因此而发生社会结构的变动,例如,中产阶级逐渐消失。两极分化严重,导致目前美国民主政治的严重危机。
哈佛明星教授桑德尔2020年的新书,主旨就是呼吁重新找到“共同的善”(common good),以往翻译为“公共财”。这本书已有一篇中文书评,很长,我用长截图方式贴在实时版心智地图里了,作者是曾梦龙,值得你们认真阅读。(见图1.13)桑德尔与我同年出生,属蛇,有灵性。我这张心智地图里,贴了他几乎全部主要著作(包括中译本)的封面,图1.14所示只是其中一部分。
图1.13
我引述桑德尔的“正义演说”,是因为伦理的“伦”字,在古代汉语里含义丰厚,图1.14黄框内的文字,引自《尚书·洪范》和《庄子·齐物论》。可见,在先秦时期,伦理与“义”(相当于斯密所说的“合宜性”)密切相关。我引述较多的另一位,是哈佛教授斯坎伦(Thomas M. Scanlon),以“天才教授”闻名,因为他是从数理逻辑领域转入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他的伦理学说,我称之为“底线伦理学”,是退到无路可走时的伦理学,非常适合三重转型期社会。
图1.14 桑德尔著作英文版及中译本的封面
西方以外的许多国家也在转型,例如拉丁美洲各国。据我的观察,这篇书评的作者曾梦龙建议的中译书名是《优绩的暴政》,也可译为“贤能的暴政”或“精英的暴政”。这本书的副标题,曾梦龙没有提及,姑且直译为“什么变为公共的善”。英文版封面右边是曾梦龙的书评文章,题语是:尽管特朗普说了万千谎言,但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他对精英深深的不安感和怨恨。他认为精英阶层一辈子都看不起他。这的确为理解他的政治魅力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那些国家经历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转型期。拉美文化很难改变,已成为旅游收入的重要来源,有文化优势了。南亚各国,与拉美有类似的情形。泰国的文化,也是旅游资源,成为一种文化优势。我们探讨这些社会的文化转型时,需要关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早韦伯指出,纯粹意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仅见于西欧,不见于西欧之外。他的依据是,只有在西欧社会,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占据了主导位置。他认为西欧之外的社会,要么仍是“传统社会”,要么缺少“法理型治理”。韦伯是百年一遇的天才,我不荐你们读他的旷世之作《经济与社会》,太厚重。适当时候,例如,在学习“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学原理”时,我建议你们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传统社会,个人不能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所以,在韦伯的社会分类里,传统社会由习俗与神权主导。韦伯将人类社会分为三大类,首先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其次,现代社会又分为“法理型”(包括代议制民主)和“威权型”(包括军事的和奇里斯玛的)。传统社会,理性不彰,故而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彰显的就是荣格“集体无意识”或韩德森(Joseph Lewis Henderson)“文化无意识”。人类学家吉尔兹在巴厘岛的田野研究,其实也描写了那里的集体无意识。荣格的后一部著作,是他晚年参与编写(他写了一部分)的《人及其符号》(中译本标题是《人及其象征》),第二部分的作者就是韩德森,旧金山荣格研究所的创办者。你们在《人及其象征》(中译本有不少错误)的插图里,可见到巴厘岛“跳神”的图片。其实所谓“跳神”,就是集体无意识的公开活动。
即便在理性彰显的社会,理性也有休息的时候,例如睡眠期间。所以,荣格认为,梦境披露了许多集体无意识信息,因为理性不再过滤这些非理性的信息。荣格在分析泡利梦境的讲演里,再次指出,梦境之外,泡利还有许多白日梦的记录。许多人都有白日梦的经验,澳大利亚有一个原住部落,遇到困难议题时,由酋长借助白日梦获得提示。或者,荣格指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口误和笔误,总之,当理性失灵时,人的行为就可能彰显集体无意识。反之,理性正常工作时,集体无意识和文化无意识被遮蔽。
三重转型期社会,理性能够依据的基础,多已瓦解。你们看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是信息还是噪声?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信息越来越像是噪声。中国传统智慧说“知常通变”。可是,现在普遍缺失的就是“常”——常识、三纲五常。我在大连主持实验教育期间,坚持每一届新生修“中国文化与太极实践”。身体,也许提供了低限度的常态,可认为是“底线常识”。通过太极实践,同学们逐渐体会身体的常态,由此逐渐体会中国文化的“常”,继而可能“通古今之变”。
后,理性正常工作的时候,真正重要的感受也还是无法表达。这也是中国智慧,道可道非常道。百姓日用不知,能表达的,都不是道。中西皆然,西哲怀特海的著作,我常引用,《思维方式》(Modes of Thought刘放桐老先生的中译本)前三章里有我概括的怀特海三段论:在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表达之前,先有重要性感受。理性的英文是“rationality”,或者是“pure reason”(纯粹理性),更广义的理性,王国维译为“理由”(reasonableness),也常译为“合理性”。广义的合理性,怀特海称为“理解”(understanding)。你们不妨认为理解就是“底线理性”,是弱的、广义的理性。
梦境不理性,但仍可被理解,例如荣格对泡利梦境的理解。梦境是一种表达,所以,至少荣格学派认为,梦境表达包含着重要性感受。深受荣格影响的神话学家坎贝尔(Joseph Campbell,1904—1987),以《千面英雄》名世,他说过一句名言:梦境是私人神话,神话是公共梦境。传统社会有神话,是公共的梦境,不受理性压抑,可公共表达,例如巴厘岛的“跳神”仪式,更古老的是古希腊每七年一次的“酒神崇拜”仪式(参阅罗素《西方哲学史》)。这是文化,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因为生活在中国文化里。每一文化的人,有意识地承认自己的文化,这就称为“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每一文化意识有自己的“文化无意识”(cultural unconscious),不是生活在那一文化里的人可能意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