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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李鸿章及其时代
定价: 59.00
ISBN: 9787523406632
作者: 张明林
出版社: 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05
装帧: 平装
开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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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因为代表清政府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成为晚清帝国的“裱糊匠”，背了100多年的骂名，成为“卖国贼”的代名词。“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一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西方外交家一愿意相信的人也只有李鸿章。所以，他在中西方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与评价截然不同。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说：“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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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广泛搜集中、日、英、法、美、德、意、俄等多国史料，以19世纪后期的国际格局巨变为背景，以日本入侵中国台湾、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重大事件为主线，穿插李鸿章主持的内部变革，强调从中西方观点对比的双重视角，来全新解读李鸿章的一生功过是非，和这段国人似乎已经非常熟悉但是依然陌生的前尘往事。全书语言生动，时代背景与中外对比深刻，历史漩涡中的人物描写具真实感和冲击力，作者用精彩的语言，结合当今社会现实，做出精彩的点评。既细致入微地展现中西方世界的历史撞击，同时又加以阐述发挥，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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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家李鸿章
外国使节感到李鸿章比总署官员更加开放，更为果断。他们在前往北京之前，总要在天津逗留几天去看李鸿章，这已习以为常。他们不仅认识到朝廷在考虑研究阶段，会不可避免地向李征求意见，而且他们同清政府接触初成功，也有赖于他们能够从李的说话实质和思路中了解到中国的观点。地缘、政治和个人条件结合起来，使李鸿章成为中国外交不可少的人物。由于李鸿章起了这样关键的外交家作用，他的活动应当放在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评判。
人们长期以来承认，李鸿章在 19 世纪中国对外政策制定和贯彻执行方面曾经起到过巨大的作用。正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的外交活动记录，他受到许多历史学家的尖锐谴责。正如李倡导近代化的作用需要重新考察一样，早就应当对李鸿章作重新评价。
我们已经看到，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中国同外国的关系由一个新的机构总理衙门处理。然而总署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政府机构，它只是作为军机处的分设办事处而发挥作用。而且，总署从它成立之日起，便从来不具备近代外交部那样完整的权力，沿海省份许多督抚分享了它的权力。一个特别恰当的例子是从 1875 年至 1902 年几度出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刘用大部分时间处理内政问题，并不特别关心对外事务。然而长江下游沿海地区都属他治 辖，这就然要求他负责处理其地区的对外关系。沿海省份（广东、福建和山东）其他高级地方官员也同样如此。他们就这样在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中，分享了总理衙门的权力。
然而不仅这些地方官员，比他们更为重要的是与总理衙门同时创设的两个新官职，即北洋和南洋通商大臣。这两位大臣按规定广泛处理对外贸易关系，他们不仅受专门指派，分享总理衙门特有的权力，而且实际上被认为在实施对外政策中，比总理衙门更为重要。上述刘坤一任两江总督时，也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将其北洋大臣衙署设在战略城市天津，以发挥他在外交事务中不断增强的关键作用。在与总理衙门协同工作几年以后，他在重要性方面很快就取代了它。李的个人条件和他的官位是同样重要的原因。在能干的文祥（1818—1876）去世、恭亲王（1833—1898）政治上蒙辱去职，总理衙门失去他们两人以后，外国使节感到李鸿章比总署官员更加开放，更为果断。他们在前往北京之前，总要在天津逗留几天去看李鸿章，这已习以为常。他们不仅认识到朝廷在考虑研究阶段，会不可避免地向李征求意见，而且他们同清政府接触初成功，也有赖于他们能够从李的说话实质和思路中了解到中国的观点。地缘、政治和个人条件结合起来，使李鸿章成为中国外交不可少的人物。
由于李鸿章起了这样关键的外交家作用，他的活动应当放在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评判。对于中国来说，19世纪下半叶加入“国际家庭”，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正是在中国放弃它的封贡体制（除朝鲜外）的时候，西方步入富有竞争性的帝国主义时期。一如威廉·兰格的典著作《帝国主义外交》正确地指出：虽然中国学习西方外交制度还很不够（它到19世纪80年代曾经这样做过），但是中国须从弱国的地位去对抗强有力的西方敌手。因此，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不可能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李鸿章须在这些严格的限制之内行事。
李鸿章在不同时候，不是作为顾问，便是直接以外交身份履行他的职责。他在中法战争期间同法国打交道中，间接的作用十分明显。正如易劳逸在他的《皇室与官员》一书中所指出，李虽未直接涉足战争，他却试图通过拟议中的《李鸿章——福禄诺协定》结束战争。然而朝廷于1884年拒绝了这种妥协，只是将它看作是1885年后结束战争的《巴黎条约》的基础。李鸿章在对外政策中起顾问作用的另一个例子是，1881年解决伊犁争端时，朝廷利用他的较为和解的政策作为左宗棠好战政策的制衡。不过，李在处理朝鲜和日本的关系中，发挥了更加直接的作用。朝鲜作为中国从前的一个朝贡国，它的事务传统上一向由礼部办理。1879年朝廷正式指派李鸿章负责朝鲜事务。尽管李极力赞同维持北京同朝鲜封贡形式的意愿，但他已开始认识到此时中朝关系不能不是包括中国、日本和各大国在内的更大范围关系的一部分。李鸿章根据丁日昌等人的建议，力劝朝鲜同美国和欧洲国家订立条约，以对付日本新的侵略政策。他通过派出由中国正式定为新设朝鲜驻扎官的袁世凯，进一步实现中国对朝政策的这一转变。他还另派一些人去朝鲜，充任朝鲜宫廷新增的顾问。在有这些决定中，李是要的决策人。
李鸿章并没有将自己直接的外交作用局限于中国紧邻的国家。他还多次提出同英国、法国、俄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商谈。他令人感兴趣的关系之一是同美国的关系。李早在1874年就在寻求美国的斡旋，后来他又数次主动提出这样的倡议。韩德在他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形式》中，强调美国是李在外交方面喜欢的一个求助对象。在1880年至1894年间，他三次寻求美国斡旋：琉球争执时向前总统格兰特提出建议，中法战争期间以及1894年战争前夕。不幸的是，有这些倡议都没有成功。
由于李鸿章受命具体负责对朝鲜和日本的关系，朝中其他高级官员，尤其李的敌手，容易利用此作为抨击他的一个方面。李在朝廷上和地方官员中敌手众多。尤其麻烦的是，一批号称“清流派”的年轻的传统主义官员，时发清议，放言高论。他们在那几十年间，在几次危急的时刻，将李置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因此，尽管李对中国对外政策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决定具体政策时，他却无法完全自由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