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现代化研究系列 俄国社会阶层与历史变迁 1700—1900 孙慧颖等 著 历史

1. 梳理俄国等级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史。梳理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各等级演变，着重从贵族、工人、市民、农民、僧侣、哥萨克和异族人等方面展开，涉及各个阶层的形成过程、各地区人口变化、土地面积变化、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等，及其不同时代的特征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2. 聚焦18世纪至20世纪初决定俄国现代发展的重大事件及其影响。书中涉及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等数代沙皇统治，述及北方战争、克里米亚战争、1861年农奴制改革、日俄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对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3. 结合一手俄文史料和统计数据，分析俄国现代化转型之路上各阶层的作用。比如不同时期贵族的数量和占比，拥有农奴的情况、地产规模，各行业生产规模、工人的数量和结构变化等，由农奴制改革前后工人数量和来源构成变化，可发现工人和土地之间的联系逐渐淡化，工人阶级队伍日渐形成，并在20世纪初的革命运动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终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国现代化研究”阶段性成果，许金秋、沈莉华一致荐。沈莉华认为，通过本书可更加深刻地理解以贵族为代表的俄国社会各阶层的历史意义。
编辑荐
在沙皇专制统治下，俄罗斯社会被严格划分为各个阶级。顶层是皇室和贵族阶级，他们享有特权和地位，拥有土地、财产和权力；中层是国家官员和军队官员，他们为国家服务；底层是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是国家的主要劳动力‌。这种等级制度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和阶级矛盾的加剧，又进一步影响着俄国近代发展。
首先，贵族是统治等级的主体，他们在俄国人口中的占比较低，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享受诸多特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日渐普及，贵族的经济地位迅速下滑。其中一部分人为维系自身地位坚决抵制农奴制改革，也有一部分人接受了先进思想，探寻摆脱危机的方法。19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贵族的地位和生活状况均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次，工人等级是俄国十月革命前产生的特殊的等级，一方面该等级中很大一部分人来源于农民，所以他们与农民形成了天然的联盟，另一方面随着列宁主义的诞生，工人运动的方式和规模均发生了变化，该等级终成为俄国革命的先锋队，领导广大群众建立了世界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工人等级的生活状况、工厂立法和农民外出打工等问题，影响着城市各行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另外，农民是俄国的人口的主体，旧俄时期的社会等级模式是从农民开始的。因此，农民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在许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面貌。
本书是一部关于18世纪至20世纪俄国社会各阶层变化的研究著作。聚焦贵族、工人、市民、农民、僧侣等阶层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各阶层的形成过程、社会地位、经济及生活状况等角度出发，分析各阶层在不同时代的特征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书中展示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具体案例，为研究俄国工业化时期各阶层的生活状况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作者还剖析了社会等级观念在俄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影响。通过本书可更加深刻地理解以贵族为代表的俄国社会各阶层的历史意义。
一章 贵族
一节 俄国贵族的起源与构成
一、俄国贵族的起源
二、俄国贵族的组成
三、俄国贵族的数量和民族成份
第二节 俄国贵族的权利
一、贵族权利的总体概述
二、贵族的土地和农奴特权
三、贵族是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主力
第三节 俄国贵族的经济活动
一、农业活动
二、工业活动
第四节 俄国贵族的思想和文化概述
一、贵族思想和社会思潮
二、贵族的受教育水平
三、贵族团体
第二章 工人
一节 俄国工人的构成、数量和运动
一、非自由工人
二、自由雇佣工人
三、俄国各地区的工人数量
四、马列主义产生与工人运动指导思想的形成
五、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工人运动
第二节 工人的生活状况
一、工人的工时
二、工人的工资
三、工人的饮食
四、工人的居住条件
第三节 工厂立法
一、1861 年农奴制改革前的工厂立法
二、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工厂立法
三、工会
第三章 市民
一节 市民等级的形成和数量概述
一、市民的形成
二、市民数量的变化
第二节 商人
一、商人等级的构成
二、商人等级的起源与发展
三、18 世纪的俄国商人
四、19 世纪的俄国商人
第三节 其他市民
一、荣誉市民
二、小市民
三、手工业者
第四章 农民
一节 农民等级的形成
一、农民等级的演化
二、农奴制改革前俄国农民的主要类型
第二节1861 年农奴制改革
一、农奴制改革的原因
二、农奴制改革的内容
三、农奴制改革的意义
第三节 俄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民等级的数量和作用
一、俄国农民等级数量概述
二、农民进城务工为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三、农民的税赋为俄国工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之一
四、农村市场为全俄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四节 农民外出务工与工人阶级形成
一、农民外出务工的原因
二、农民外出务工的规模——以莫斯科农民为例
第五章 其他社会等级概述
一节 哥萨克
一、哥萨克的起源和分类
二、19世纪政府改革哥萨克历程
三、哥萨克在俄国历史中的作用
第二节 僧侣
一、基辅罗斯早期的多神教和基督教地位的确立
二、东正教僧侣
三、非东正教僧侣
第三节 异族人
一、俄国边疆地区居民数量变动
二、东方异族人
三、犹太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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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沛勇，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俄国史和中亚史。著有《俄国政治史》《俄国经济史》等。
王目坤，历史学博士，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俄国书刊审查史、出版业政策史。主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共党史等课程。
孙慧颖，贵州师范大学档案馆工作人员，研究方向为中亚史，出版专著1部。
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原因
产生于16世纪的农奴制度是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后，尤其是进入19世纪后，其落后性和腐朽性暴露得愈发明显，渐渐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要求农奴制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农民起义常有发生，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达到高峰。从19世纪上半期起，俄国专制制度开始显现危机。以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猛烈抨击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揭露俄国社会的黑暗。与此同时，商品经济已经渗透到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日渐增加，而农民依然被束缚在村社之中，而且被剥削得愈发严重。不甘被奴役的农民的反抗情绪日渐加重，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而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成为压倒俄国农奴制度的后一根稻草。为挽救统治危机，亚历山大二世毅然决然推行农奴制改革，此举深深地影响了俄国的历史进程。
农奴制改革的重要原因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60年代，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人口普遍增加，国内外市场对商品粮的需求量增长，大地刺激了贵族的生产。但是，俄国粮食的生产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越来越多的贵族开始采用机器，改良耕作制度和使用雇佣劳动力。不过，在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绝大部分贵族采用的是增加劳役租和提高代役租的办法，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在土壤肥沃的黑土区，贵族主要靠缩减农民份地和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经济收入，同时增加农民的劳役租，延长劳役日时间。在工业较发达的非黑土区，贵族开始用代役租取代劳役租，且额度日渐提高，重压之下，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市或手工工场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活动。这些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村，脱离了土地，成为自由劳动者。这种状况破坏了贵族经济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要条件，尤其是农奴对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
其次是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与改革舆论的兴起。1853—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严重暴露了俄国农奴制落后的问题。1856年，战争还在继续，而俄军武器库存快要耗尽。原来储存的50万支枪，只剩下了9万支，1.5万门大炮只剩下253门，国内生产的火药甚至不能满足军队一半的弹药需求。整个战争期间，俄国征召了约100万人，调动了15万马匹，这已经超出农奴制经济的负担。为了打仗，政府不得不提高军费开支。除此之外，伤寒和霍乱带来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战场上的死亡人数。1855年夏，由于遇上干旱，俄国一些省份的粮食歉收。靠近战区的南部省份，农民生产生活更加艰难，不仅军队要从这里通行，还要参与运输军用物资。有的军队在农田里放养战马，掠夺农民的饲料和家禽。农民生产生活不堪其扰。
战争期间，俄国农民怨声载道，反农奴制运动此起彼伏。当政府组建民兵队伍时，在农民当中流传“战后有民兵将摆脱农奴制”的谣言。这使得大批农民涌入城市，要求参加民兵。在乌克兰地区，涌入城市的农奴被军队拒之门外，甚至被赶了回去，农民们坚持参军，引发了巨大的骚乱。而在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地区，农民拒绝执行贵族的徭役政策，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哥萨克人”。政府以“安抚顽固者”为名，派出了军队，与农民发生了武装冲突。
在农奴制压迫下，农民的思想意识里，同外国侵略者和阶级敌人斗争与保卫祖国和实现社会解放的思想早已融合在了一起。农民的这种行为吓坏了贵族，即使是思想保守的社会活动家，也开始听到有要改变政治路线以防止农民革命的声音。著名历史学家М. П. 波戈金教授敦促政府：“米拉波(法国大革命活动家)式的人物对我们而言不可怕，但是普加乔夫式的人物才是可怕的……没有人愿意成为马志尼(意大利复兴运动民主共和派领袖,革命组织“青年意大利”的创建人)，但帕斯捷潘·拉辛(农民战争的领袖,顿河哥萨克)的振臂一呼，是能威胁我们的地方。”
不仅自由主义者呼吁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废除农奴制，（如К. Д. 卡韦林教授写道：我们可以更聪明地解决该问题，意味着将我们从无谓的屠杀中拯救出来，让俄国社会回归平静，可以获得500年内和平、没有跳跃式的发展。库尔兰省省长П. А. 瓦卢耶夫在其题为“俄国杜马”的宣传报告中指出：有麻烦的根源在于，政府只知道到处耀武扬威，掩盖了社会的矛盾和真实的一面，看看克里米亚战争，上层在享受，而下层已经腐烂。对农奴制的不满使人开始谴责已经逝世的尼古拉一世，如诗人兼外交官的Ф. И. 丘特切夫就指出：正是这个愚蠢的人，造成了今天这种绝望的局面，在他统治的30年间，俄国什么都错过了，什么都没有发展，而且还在不该发动战争的时候进行了战争。人们期待着随着旧沙皇的离世，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也应该随之改变。思想比较开明的А. В. 尼基坚科在日记中写道：“须承认，俄国历上漫长而惨淡的一页已经走完，是时候翻开新的一页了，阻碍俄国社会前进、阻碍社会自由的包袱已经从我们的肩膀上脱落了。”由于严苛的书刊审查制度，俄国的社会舆论环境非常糟糕，“社会舆论一直完全依附于专制制度”，在“锁口”政策下，舆论没有形成什么力量。有这一切随着尼古拉一世统治的终结以及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而发生了改变，为舆论打开了闸门，有社会等级都对现状不满——国家经济发展落后，财政赤字激增，国家一贫如洗，国内农民暴动不断，国内掀起一股批评政府政策的浪潮。各种针砭时弊的手抄本、改革方案、地下文学纷纷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仿佛整个俄国思想界都因塞瓦斯托波尔惨败而猛然醒悟过来，继尼古拉一世实施锁口政策之后，言论开始变成了一股社会力量，开始呼吁对社会进行改革。
再次是阶级分化严重，内部时局动荡。在改革之前，俄国贵族阶级发生了分化，中小贵族陷于破产。1835至1851年间，拥有不足20个农奴的贵族庄园减少了9000多个，到19世纪中叶，俄国无地产的贵族已达数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从贵族中分化出一批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改造和经营自己庄园的资产阶级化贵族。他们为数不多，但是，他们是农村中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
到改革之前，农民与贵族之间的冲突加剧，农民运动呈现高涨趋势。据统计，1826—1834年间，农民暴动145次，1845—1854年为348次。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农民运动更加高涨了。1858年农民暴动86次，1859年90次，1860年108次。普加乔夫给俄国统治者带来的恐惧仍历历在目。以谋害主人为目的的农民犯罪及犯罪率上升是社会不稳定的另一个指标，以梁赞省为例，1801—1820年间只有1起类似案件，1821—1830年间增加了6起，而到了1851—1860年，增加了20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农民份地减少、农民赋税增加、贵族虐待农民、自然灾害严重等，激化了本就严重的阶级矛盾。农民逃跑、杀害贵族、控告贵族、逃税等事件频发。另外，农民运动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不仅贵族农村频发，国有农村和采邑农村等也不断发生起义和骚乱，不仅俄国人参与起义，一些外国人也积极参与其中。改革之前，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农民也加入反农奴制的阵营之中，如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等的农民运动声势特别大，农民纷纷起来反抗封建贵族的压迫，反抗政府行政机关的蛮横。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农业危机的加深和农村阶级的分化，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农奴制危机使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特别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希望迅速改变农奴制度。代表他们利益的自由派公开揭露政府的种种弊病，批评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谈论农奴制改革的要性。自由派甚至致函政府，上书沙皇，制订改革方案，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莫斯科政论家麦列贡诺夫在其评论中写道：“我们需要自由，自由！只有自由才是我们所祈求的。”法学家契切林主张逐渐消灭农奴制度，实行信仰、言论和出版自由，改革司法机关。个别高级官吏也对沙皇政府表示不满。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库尔兰省省长卢瓦耶夫公开斥责政府的欺骗行为和官僚主义，他向自由派高呼：“智慧需要自由！”
所以，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强国家实力，巩固统治，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重振俄国大国国威，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实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