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分析 以目标为中心的方法 罗伯特·克拉克 著 政治

针对美国情报界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中的情报失误，作者创造性地提出运用“以目标为中心”的情报分析方法，完善情报分析的逻辑过程，形成“确定目标—问题分解—建立模型—评估数据—填充模型—进行预测”的情报分析流程：
一、确定目标：对需要分析的情报目标进行界定；
二、问题分解：对问题进行准确、详细的定义和分解；
三、建立模型：利用已掌握的情报建立一个目标模型；
四、评估数据：核心是选择适用于眼前事实的简单解释；
五、填充模型：不断地把新情报纳入模型中并进行提炼；
六、进行预测：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预测的结构性思考。
在阐述上述流程时，全书涵盖了情报分析中的各类关键问题，如情报周期、反情报、情报分类、征候与预警、情报模型、情报来源、情报搜集、情报评估、拒止与欺骗、预测方法、团队互动，等等，称得上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情报分析教科书和人类窃密技术简史。它可以为学生、分析人员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概括情报问题的分析方法，提供*备的辨别与洞察工具。同时，它还具有几大优势特色：一、大量直观明了的图示和成熟的模型，塑造了更好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二、活泼的文字、生动的故事和案例，使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三、在思想和方法上沿袭和创造并举，展现了美国情报研究的传承性和创新性。
本书已数次修订再版，是美国中情局“情报官书架”**作品，常列于西方当代情报、军事、决策机构的*读书单，还被诸多教育和学术组织选作教材或参考书，是国家安全、外交、保密等领域的人士快速入门、进行业务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要读物。因此，在洞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捕捉“棱镜门”所折射的情报运作思维上，本书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M. Clark）博士，从事情报工作五十余载。先后担任空军电子作战官、中情局高级分析师等职，兼具丰富的实战与理论经验，是美国第三代情报学家的主要代表。其作品还有《情报搜集技术》《情报搜集的五大科目》《情报搜集：技术、方法与思维》《情报欺骗：反欺骗与反情报》《以目标为中心的网络建模：复杂情报分析案例研究》等。
1章 情报流程
未来冲突更多的将是以网络而不是以层次体系进行，谁掌握了网络形式，谁就会获得重大优势。
——约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大卫·朗菲尔德（David Ronfeldt）
兰德公司（RAND Corp）
乔治·卢卡斯在其原创电影《星球大战》中，对人力情报行动的后阶段进行了描述。女主人公莱娅公主从移动的无人交接点（Mobile Dead Drop）——机器人RD-D2那里获得邪恶的“银河帝国”后的战争机器“死亡之星”的计划，并将这些计划交给了抵抗力量。抵抗力量的科学情报分析人员向抵抗力量司令部汇报了这些计划，准确地指出了“死亡之星”的薄弱之处，并对敌方的防御进行了出色的分析。抵抗力量的战斗机驾驶员向“死亡之星”的薄弱处发射了质子鱼雷，摧毁了“死亡之星”，影片结束。
《星球大战》的这一片段准确地总结了人们普遍认为的情报流程。搜集情报信息和实施作战行动的人获得了荣誉，上了媒体，得到了金钱。在幕后工作的情报分析人员获得的是有待解决的有趣问题，以便使一切运转起来。
虽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情报搜集，但大部分重大情报失误的原因是由于分析不足，或者根本就没有分析，而在其他失误中，大多数则是因为没能根据分析采取行动，正如在引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信息通常就在那里，至少在事后看来就是如此。不幸的是，大量无关材料也存在着，这些材料须予以研究或摈弃。今天，有的情报机构都充斥着不断涌来的信息。另外，在庞大的情报机构中，有关情报事务的关键信息或许不能进行有效共享，因为情报活动是围绕“情报周期”这个有缺陷的概念组织的。在探讨这个有缺陷的概念之前，我们应当对情报这个术语给出定义。
一、情报的性质：减少冲突中的不确定性
情报就是要减少冲突中的不确定性。由于冲突可能包括因双方或多方观点或利益分歧而造成的竞争或对立行动，因此冲突不一定是实际的战斗。如果存在竞争或谈判，那么处于冲突状态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集团。冲突可以有不同级别，从友好竞争到武装战斗不等。事情的背景决定另一方是对手还是盟友。通常，同志和盟友之间不相互实施情报活动，然而，一场冲突中的盟友可能在另一场冲突中成为对手。例如，法国和美国通常是军事盟友，但在商业事务上却是对手。
要减少不确定性，情报机构需要去获取对手喜欢隐藏的信息。这一界定并不排除使用可利用的公开来源，如报纸或因特网。对这种公开来源信息进行充分分析，经常能揭示对手想要隐藏的信息。一般情况下，情报工作是理解可用信息含义的一种复杂过程。情报工作的典型目标是确立事实，然后做出准确、可靠和有效的推理（包含假设、评估、结论或预测），以便在进行战略决策或制订作战计划时使用。
许多公司在从事市场研究，实验室、思想库和学术界在进行传统研究，它们与情报工作有哪些不同呢？毕竟，那些研究的目的也是减少不确定性。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它们使用的方法大部分是相同的，只有一个重要区别：在情报研究中，当通过（成本不很高的）传统手段不能获得准确信息时，情报领域所独有的一系列专业手段就会派上用场。学术界不大可能把随意截取电话通信作为搜集和分析的手段，也不频繁地应对隐蔽、拒止或欺骗。
由于情报针对的是冲突问题，因此它保障的是各种行动，如军事计划与战斗、外交谈判、贸易谈判和商务政策，以及执法行动等。情报的主要用户是行政管理人员、决策者、作战指挥官或执法官员，他们要根据情报采取行动。因此，学者将情报描述为可供行动用的信息。然而，并非有可供行动用的信息都是情报。天气报告可供行动之用，但它不是情报。
情报与普通新闻的区别在于其能否保障行动。采取行动的用户可以（或应该）对情报大施拳脚，而电视观众对新闻通常无所作为——尽管他们可能对天气预报有所动作。当然，同样的信息既可以是情报，也可以是新闻：如果用户根据信息采取行动，那么索马里因食品发生骚乱，这既是情报，又是新闻。
后，情报总是与目标有关。目标是用户希望得到解答的问题的焦点。在电影《星球大战》的例子中，目标就是“死亡之星”。抵抗力量情报机构确定对手的薄弱环节，为作战行动提供保障。
逻辑性决定了情报流程应该围绕如何好地接近目标展开。这正是本书其余部分所要关注的问题：使用以目标为中心的方法来解决情报问题的步骤。这个流程与大多数介绍性的文本和课程中所描述的不同，但它是情报实践所遵循的新方向。简要地回顾一下传统的情报周期，就可说明其中的原因。
二、传统的情报周期
传统上，情报工作一直遵循一系列步骤，我们称之为情报周期。图1-1（插图见原书）显示的是情报周期的基本形态。
情报周期通常从确定需求（Requirement）或需要（Need）开始，这就等于对该情报问题做了界定。一般情况下，它的形式是——情报用户提出一个相当笼统的问题，如“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稳定性如何？”
接下来的步骤是计划（Planning）或指导（Direction）——确定情报周期的其他部分将如何解决该问题。指导者须向情报搜集人员下达任务以搜集缺失信息；须指派分析人员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稳定性进行研究，并写出报告。
然后，情报周期进展到搜集（Collection）阶段。负责搜集的人员须弄到埃塞俄比亚的报纸。通信情报（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COMINT）须关注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通信。人力情报人员须向线人（Sources）提出问题，以了解埃塞俄比亚的内部事务。
从此时开始，有关信息须经过处理（Processed）。外语材料须翻译。加密信号须予以破译。胶片或数字信号须转换成可视图像。对于人力情报来源的反应，须加以证实并形成报告格式。
在分析（Analysis）阶段，新搜集和已处理的材料须与有关的历史材料汇总，以便形成情报。分析人员须根据埃塞俄比亚的当前形势来设想各种结局，生成对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的传略，评估他们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件有可能做出的反应。分析阶段通常还包括对情报成品进行专门的监督和审查，但形势快速变化的战斗情报除外，后者只要进行简单的融合（Fusion）即可（见第4章论述）。
成品情报须以书面报告（通常以电子形式发送）或简报的方式分发（Disseminate）给用户，接下来过渡到一个新的需求或需要阶段，从而开始新的情报周期。
多年以来，情报周期几乎成了一个神学概念：没有人质疑它的正确性。然而，许多情报官在被追问时却承认情报工作“实际上并非那样运转”。换句话说，有效的情报活动不是周期性的。下面就是几点原因。
情报周期界定了一系列相对独立的（Antisocial）步骤，这些步骤制约了信息的流动。情报周期将搜集人员、处理人员与分析人员分开，经常“把信息扔到墙外”，使其成为后一步骤人员的责任。每个人都巧妙地规避对终产品质量的责任。这种部门隔离在每个阶段都造成了程式化、相对固定的要求，因此它更易于被对手预测，也更易于遭到对方的反制。如同在多种冲突中一样，在情报领域，如果你能够预测到对手将要采取的行动，你就能将其击败。
如果从根本上考虑用户，情报周期所定义的观点倾向于将用户抽象地看做一个完整的实体。在一个真正的周期中，其固有的反馈回路是不存在的；在情报分发和需求之间存在空白。用户处在这种反馈回路之外，因此其不断变化的需求不能为人所知。为何存在这种空白呢？
在政府内部，情报官和决策者对彼此业务毫无了解。在军队，这种空白可能不那么严重——在军事文化中，情报的重要性早已根深蒂固。但是，如同在文职政府部门中一样，组织之间的界限总是存在的。大多数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没有情报工作经历，而情报军官通常又不承担作战任务。他们往往讲着不同的行话，对行动中哪些部分重要，他们存在意见分歧。军事情报军官对敌方能力的了解往往超过对己方部队的了解，而指挥官存在的问题恰恰相反。
在庞大的情报机构中，如美国政府的那些情报机构，情报搜集单位（见图1-1）一般都是建制有序、资金充足，能够自动处理海量信息。相形之下，当人们从情报分发朝新的需求迈进时，却几乎得不到资助，而且需要从情报用户那里得到大量的反馈。这种制度依赖于用户表达其需求。对于这种情况，军事组织有一个正式的系统，决策者则没有。决策者的信息输入大部分是非正式的，取决于分析人员所获取的信息反馈，通常需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对于美国情报界新的那类情报用户——执法组织而言，信息反馈还处于原始的阶段。没有哪个实体对闭合信息反馈回路承担明确责任。分析人员及其管理者一般与情报用户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通常决定了用户的需要，但是，反馈的信息更多的是一种漫无目的的陈述，它取决于分析人员的倾向性，而分析人员正忙着处理其他迫切的问题。
情报周期的传统观念也占据上风，因为它符合解决问题的常规方式。它顺理成章地来自这样的规则，即解决情报问题好的方式是遵循一个连续的、有序的和线性的流程，从提出质疑(问题)开始，到找到答案(解决方案)为止。人们从了解问题入手，接下来是搜集和分析数据，然后运用各种分析技巧解答问题。简单的解题课本教的就是这种思维模式，而我们几乎是本能地运用它。事实上，传统的智慧告诉我们，问题越复杂，遵循这种有序的流程就变得越重要。这种线性方法的缺陷在于它模糊了真正的、根本的认识过程：思维并非按直线运转——它在寻找解决方案的流程中，常常从问题的一个方面跳到另一个方面。在实践中，情报官或许从情报分析跳回到情报搜集，然后回到情报需求，再回到情报搜集，尔后再回到情报分析。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凌乱的过程，根本不像一个有规可循的周期。
尽管情报周期这一概念与真实的情报世界毫不相关，但它却顽强地存在着。美国和英国情报界的一些专家，如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迈克·麦康奈尔（Mike Mcconnell）、著名的英国学者迈克尔·赫尔曼（Michael Herman）等人都质疑这一概念的相关性。他们认为所谓的情报周期实质上是一系列的反馈回路。但是积习难消，在一些介绍性的情报课程中，情报周期依然是教学内容。
美国情报分析的威谢尔曼·肯特曾指出：情报周期的问题——情报参与者的门户之分、情报分发与需求之间的空白，试图使非线性过程变成线性过程的努力——在庞大的情报机构中更为严重，危机越严峻，上述问题越严重。像美国国家侦察办公室前主任基思·霍尔（Keith Hall）评述的那样：“在危机期间，有的缝隙都消失，有角色都在齐心协力，创立终端到终端的方案……但在非危机形势下，我们做得就不那么好。”
总之，情报传统周期理论也许充分描述了情报界的结构和职能，但它没有描述情报流程。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世界，传统的周期理论甚至与真实的情报世界不那么相关了。为解决肯特指出的问题，非正式的网络（利益相关方）正在形成，通过保密的Web技术，非线性的情报流程成为可能。
然而，我们仍然在运用情报周期，因为它包含一种便利方法，使我们可以组织和管理情报机构，就像管理庞大的政府组织和庞大的军事组织一样。在某些方面，它还是一种保护措施，使得我们难以明确情报失误的责任。
50年前，汽车生产“周期”看起来很像传统的情报周期。销售人员对新式汽车提出要求，设计人员拿出方案并提交生产部门，生产部门重组工厂设备，在很长的生产线上产出汽车，汽车从生产线末端制造出来，由销售队伍向顾客出售。然后，从新的需求配置开始，开始新的周期。没有任何人对终的结果负责。然而今天的汽车生产是一种团队行动——市场调查人员、销售人员、设计人员和生产人员、用户代表聚集一堂，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新款汽车而努力。这种复杂的、互动的、协作的、社交的过程使汽车厂得以更快地生产出质量更高、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情报生产比汽车制造更为复杂，但互动式方法是二者所须的。当今的情报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本书为此界定了一种备选方法，该方法正在成为情报界的主流。
三、以目标为中心的情报
一个可以替代传统情报周期的方法，是使有的利益相关方（包括用户）成为情报流程的组成部分。在情报界，利益相关方包括搜集人员、处理人员、分析人员，以及为保障这些人员而计划、建立各种系统的人员。例如，就某一特定问题而言，美国的情报用户可能包括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军事司令部、外交官、国土安全部、地方执法部门，以及美国海军舰艇指挥官等。为了将他们包括在情报流程当中，我们须重新定义情报周期。这不是为了在传统的等级组织中便于实施，而是为了使该流程能够充分利用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并能够处理各种复杂问题。
图1-2（插图见原书）从以目标为中心（Target-Centric）或以目标为导向的视角,对情报流程进行了界定。目的是建立一个目标共享的图景，有参与者均可从中提取他们所需要素，完成自己工作，并为此贡献自己的资源或见闻，以便建立一个更加准确的目标情景。这不是一个线性过程，也不是一个工作周期（尽管它含有许多反馈回路或工作周期）；它是一个网络过程，一个有参与者都关注其目标的社交过程。美国情报界已经将其准确地描述为“以网络为中心的合作过程”。
在图1-2所显示的过程中，在行动上遇到问题的用户可以查看当前对目标所了解的程度（当前的目标情景），明确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情报分析人员与分享同一目标情景的搜集人员一起，将这些需要转换成搜集人员所要解决的“情况空白”或“信息需求”。当搜集人员获得所需信息时，该信息就被纳入目标共享图景。从这种图景中，分析人员提取可用于行动的情报，并将其提供给用户，反过来，用户也可向共享的目标情景补充他们自己的认识，提出新的信息需求。
让我们向图1-2所显示的过程添加一些有意思的内容：1993年12月2日，哥伦比亚警察中尉雨果·马丁内斯（Hugo Martinez）的警用监听车在麦德林市的街道上行驶。他注视着计算机屏幕上的信号显示，倾听着耳机内的声音。电子情报跟踪显示，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在这个街区进行手机通话。准备孤注一掷的埃斯科瓦尔正和儿子谈论如何使全家人逃出哥伦比亚，马丁内斯则正在努力找出埃斯科瓦尔究竟在哪所房子内。
计算机屏幕上和耳机内的信号增强并达到峰值。监听车在一幢房子旁停下来，马丁内斯抬起头，看到一个胖男人站在一扇窗户旁，拿着手机。男人转过身去，电话交谈戛然而止。马丁内斯向指挥官报告：“我已将他锁定。他就在这幢房子里。”指挥官发出命令，要求有部队会合并包围该建筑。5名警官冲进前门并与住在里面的人交火。10分钟后，交火停止。在房顶上，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躺在那里死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是美国与哥伦比亚的情报官员一年密切合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