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麦考莱与英印帝国
定价: 88.00
ISBN: 9787542666956
作者: 罗马四·麦考莱,郑凡,林国荣,林国基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 2024-12
装帧: 平装
开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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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莱是伟大的文艺家,而文艺家又是天才的宠儿。希腊只出了一个修昔底德,罗马只出了一个塔西佗,而英国也只出了一个麦考莱。”
托马斯·麦考莱作为史家已渐为国人所熟悉,而其作为辉格党政治家、帝国官员亦在英印帝国的历史上留下了篇章。本书编汇了麦考莱关于印度的演说、备忘录、史论及书信,包括“印度的治理”、“教育备忘录”、“克莱武勋爵”、“沃伦•黑斯廷斯”等名篇,旨在透过麦考莱的视角展现这一关键时期,特别是一个帝国观念的形成:英印帝国建立在自由英国对东方印度的文化优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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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是第二英帝国的定型时期。在印度,历经数次迈索尔战争以及马拉塔战争,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优势不再受到土邦或欧洲竞争者的严重挑战。在英格兰,议会改革运动之后,辉格党式的自由主义很快通过改革东印度公司延伸至对海外帝国的治理,维多利亚时代的特质观念——“进步与教化”——逐渐形成。
托马斯·麦考莱作为史家已渐为国人所熟悉,而其作为辉格党政治家、帝国官员亦在英印帝国的历史上留下了篇章。本书编汇了麦考莱关于印度的演说、备忘录及史论,包括“印度的治理”“教育备忘录”“克莱武勋爵”“沃伦•黑斯廷斯”等名篇,为我们了解并深入探究麦考莱对英印帝国的智识贡献提供了基本文献,也有助于我们获得一种更为全面的麦考莱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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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四·麦考莱,著,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著名英国史家、辉格党政治家。1830年麦考莱作为辉格党新星进入下院,1832年进入督察委员会参与印度事务,1834年前往印度,任总督参事会的法律专员主持法典编纂工作,在1838年离任前完成了刑法典的编纂。《英格兰史》为麦考莱赢得了史家的声誉,印度事务则是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阶段。
郑凡,法学博士,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林国荣,哲学博士,职宜春学院公法与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海国图志”丛书编委。
林国基,法学博士,大理大学法学院教授,大理大学法学院战争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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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莱与英印帝国》:
米尔·贾法尔在英国人行动时没有伸出援手。但是,他一看到那天的命运已被决定,就撤走了他的那部分军队,当战斗结束后他向盟友送上了祝贺。第二天早上,他赶赴英国军营,对于那里静候着他的是怎样的接待感到十分不安。当有个卫兵被派来以与他的职衔相应的荣誉接待他时,他明显露出了惊慌的迹象。不过他的担心很快一扫而光,克莱武走上前迎接他,拥抱他,把他当作孟加拉、比哈尔和奥利萨三个大省的纳瓦卜致以问候,宽容地听取他的道歉,并建议他不要耽搁即刻向穆希达巴德进军。
苏拉焦·道拉逃离了战场,一支驼队载着他全速飞奔,在二十四小时多一点就抵达了穆希达巴德。在那儿,他将谋士们招至身边。当中聪明的一个建议他把自己交给英国人,那样的话不会有比罢黜和监禁更严重的下场。但是他认为这个建议是背叛于他。其他人劝他再试试战场上的运气。他同意了这个建议,发布了相应的命令。但是,他缺乏坚持一个勇敢决定的气魄,哪怕是一天也好。他得知米尔·贾法尔已经赶到,他的恐惧变得无法忍受。他以卑贱的着装伪装,手里拎着一盒珠宝,乘着夜色从王宫的窗户翻出去,而且只带了两个随从,乘船逃向巴特那。
几天之后,克莱武在两百名英国兵和三百名印度兵护送下到达了穆希达巴德。他的住处被安排在一座宫殿,四周环绕着一个大花园,护卫他的全部军队可以方便地在里面安营。米尔·贾法尔的就职仪式立刻举行。克莱武将新任纳瓦卜领至宝座,让他坐上,以东方的古老形式向他赠上黄金,接着转向挤满大厅的土著,祝贺他们,幸运已把他们从一个僭主手中解放出来。在这个场合他不得不使用一位翻译;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长期居住在印度,如此熟稔印度的政治以及印度人的性格,并且受他的印度士兵崇拜,但是他从未学会用某种印度的语言流利表达。据说,在和印度土著交流时,实际上他有时不得不使用蹩脚的葡萄牙语,那是他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在巴西学的。
这位新的君主现在被要求履行他与盟友们达成的协议。为了作出要的安排,在大银行家尤格特·赛伊特的宅邸召集了一次会议。奥米金德赶到了那里,满以为自己会得到克莱武的大力支持。然而,克莱武的伪饰甚至超过了孟加拉人,直至那天为止一直以丝毫未减的亲切态度对待他。那份白色的协议被拿出来并宣读。接着,克莱武转向公司的一位职员斯克拉夫顿先生(Mr.Scrafton),用英语说:“是时候不再欺骗奥米金德了。”“奥米金德,”斯克拉夫顿用印度斯坦语说,“那份红色的协议是一个诡计,你什么也不会得到。”奥米金德晕厥了过去,倒在了随从的怀中。他恢复了知觉,但是他的神志受到了无可弥补的创伤。克莱武尽管在和印度政客打交道时很少有良心上的不安,但并不是没人性,他看起来受到了触动。几天后他去看望了奥米金德,亲切地与他说话,建议他去印度某个大寺庙朝圣,希望改变环境可以让他恢复健康,纵然有过去所发生的这一切,仍有让他担任公共职务的打算。然而自从突然休克那一刻起,这个不幸之人渐渐变成了个白痴。他先前曾以良好的判断力以及简朴的习惯而闻名,现在则把剩下的财富乱花在了孩子气的玩物上,喜欢穿着贵重的衣物示人,戴着珍贵的宝石。在这种凄惨的状态中,他苟延了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去世了。
对于这件事,要不是约翰·马尔科姆爵士试图全面地为之辩护,我们也就不认为有要为了引导读者的判断而再做评论。约翰·马尔科姆爵士的确对于不得不采取极易被诽谤为伪造的手段而感到遗憾,但是他不会接受对欺骗骗子之人的任何指责。他认为,英国人没有义务守信于失信者,而且,如果他们履行了和那个狡诈的孟加拉人之间的协议,一例如此显著的成功背叛将会招来大批效尤者。现在,我们不想以任何严格的道德准则讨论这一点。事实上,这样做毫无要,即便把这个问题看成一个关于权宜之计的问题,取该词卑劣的意义,再援用马基雅维利在和博尔基亚(Borgia)交谈时或许会采用的论证之辞,我们也确信克莱武完全是错误的,他犯下的不只是一桩罪行,还是一个愚蠢的错误。诚实是好的策略,我们坚决相信这一准则是普遍正确的,即使关涉的是个人的世俗利益;而对于社会而言,这个原则的例外情形更少,社会正是因此才比个人的生命更长久。有可能举出一些人,他们因背弃个人信义而获得了俗世间的荣华富贵;但是,我们怀疑是否能举出一个国家,靠违背公共信义还能在总体上获益。英属印度的全部历史即是对这一伟大真理的展示:用背叛对付背叛并非审慎之策,人们对付欺骗有的武器是诚实。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尽管周围尽是不守信的盟友和敌人,印度的英国统治者总体上仍行事真诚而且正直;事实证明,真诚和正直就是智慧。在扩展并维持我们的东方帝国方面,英国人的勇气与智谋比起英国人的诚实贡献要少。我们靠效法两面派、推诿、捏造以及作伪证这些曾经用来对付我们的手段所能获得的东西,比起我们在印度作为一个言而有信的力量所获得的,根本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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