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授权]乡下人的悲歌 J.D. 万斯 著 从乡下穷小子到美国副总统 纪实文学 再版后记 美国现象级书 特朗普

1.全美百万级畅销书，连续80+周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且还在继续。

2.《从0到1》作者彼得·泰尔、《虎妈战歌》作者蔡美儿、《经济学原理》作者格里高利·曼昆等美国政界、学术界、投资界大咖推荐，引发美国精英群体警醒和争论的一本书

3.《纽约时报》畅销榜榜首；彭博年度书单推荐图书首位；《华盛顿邮报》年度图书首位；《时代周刊》十佳非虚构图书；美国亚马逊年度编辑推荐图书；科克斯奖非虚构奖入围；哈德逊书店年度畅销图书榜榜首；《出版人周刊》畅销书榜非虚构类榜首。

4.《纽约时报》《科克斯书评》《纽约邮报》《华尔街日报》《出版人周刊》《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环球邮报》《国民评论》《书单》《图书馆杂志》等美国数百家传媒倾力推荐。

5.一部引起美国精英阶层震撼的社会评论，一趟从乡下到耶鲁大学的风雨路程，一场从童年阴影到自强不息的心理救赎，一个影响世界政治、经济、阶层、文化未来走向的社会问题。

6. 好莱坞传奇、曾导演《美丽心灵》《天使与魔鬼》《达·芬奇密码》《阿波罗十三号》朗·霍华德执导《乡下人的悲歌》电影版。

为什么一个小人物的回忆录成了超级畅销书，被美国政界、企业界、科技界、学术界、金融界的精英们争相传阅？

在美国社会中，人们经常用“乡下人”（Hillbilly）等词汇来形容在困境中挣扎求生的白人蓝领阶层。“比贫穷更可怕的是失去希望”，正是这个群体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在《乡下人的悲歌》中，J.D. 万斯真实讲述了社会、地区和阶层衰落会给一生下来就深陷其中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万斯的外祖父母从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向北迁居到俄亥俄州，希望逃离那可怕的贫穷。他们通过努力跻身中产阶层，最终他们的外孙从耶鲁法学院毕业，这是传统意义上成功实现一代人向上流动的标志。

随着家族故事慢慢发展，我们发现万斯的外祖父母、阿姨，叔叔、姐姐、以及最重要的他的母亲，都在极力适应中产阶级生活的要求，却从没完全逃离过药物滥用、酗酒、贫穷和精神创伤。万斯便是在这样混乱又令人心碎的环境中成长，但也是这群“乡下人”的爱与忠诚，使他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综合来看，像作者一样成功脱离贫困的案例，屈指可数。大多数的美国白人蓝领仍旧摆脱不了世袭的贫穷与困顿，仿佛是一副与生俱来的枷锁，牢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无法在美国这个以自由为豪的国度中，找到合适的出路？

引言：这是我的故事，却是美国的问题
一章：贫苦、疯狂和脆弱
第二章：逃离肯塔基，却逃不出乡下
第三章：挣扎的中产生活
第四章：童年的压力
第五章：破碎的身份认同
第六章：游走于不同的“爸爸”之间
第七章：阿公之死
第八章：母亲的世界有缺陷，但她无法改变
第九章：我们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反倒被嘲笑
第十章：海军陆战队教会我的：吃饭、早起、规划
第十一章：如果你失败了，应该怪谁
第十二章：我和我耶鲁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
第十三章：那些我不知道的，让我失去了很多
第十四章：童年经历如影随形，我一直在抗争
第十五章：穷孩子的成功比想象的要难
结语：我们是一群很牛的乡下人，却无法改变孩子的命运
后记：写作这本书我要感谢很多人
新版后记：《乡下人的悲歌》火遍美国，美国底层有没有因此变好
J.D. 万斯，成长于美国“铁锈地带”的一个贫苦小镇，高中毕业后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并在伊拉克服役。后就读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目前在硅谷一家投资公司任管理职务。
我开始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身份，同时也深深爱上了同学乌莎。真巧，做一次大的写作作业时，我俩被分为搭档。于是一年级时我们有很长时间来相互了解。她美好得不可思议，集人能有的有优点于一身：聪明、勤奋、高挑、美丽。我跟一个哥们儿开玩笑说，如果她性格很差的话，一定是艾茵·兰德（Ayn Rand）小说女主人公的不二人选，但她十分幽默风趣，说话也非常直截了当。其他人可能会弱弱地说：“嗯，也许这个可以改一下措辞？”或“你有没有思考过另一个想法呢？”但乌莎干脆利落地说：“我认为这句需要修改”或“这个论点糟透了”。一起在酒吧的时候，她抬头看了看一个我们的共同朋友，直言“你的头真小”，但完全没有一点讽刺的意味。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人。
我之前也谈过几个女朋友，有的严肃，有的活泼。但乌莎在我心目中是完全不同的。我时时思念她。一个朋友说我“相思成疾”，另一个说从没见过我这样。一学年结束前，我得知乌莎还单身，于是立刻约她出去。暧昧了几周并约会了一次后，我告诉她我爱上了她。这违反了我作为年轻人学到的任何一条关于现代约会的规则，但我毫不在意。
乌莎就像我在耶鲁的精神向导。她本科也在耶鲁，知道哪几家咖啡店好，哪几家餐厅棒。她的学识也非常渊博，仅凭直觉就能意识到那些我根本没有发现的问题，她也经常鼓励我寻找那些我尚未发现的机遇。“多去办公室，”她告诉我，“这里的教授喜欢与学生多交流。师生沟通是这里的一种经历。”我总感觉耶鲁对我来说有点陌生，但只要有她在，我就非常安心。
我上耶鲁是为了获得法学学位，但在那的一年教会我许多之前不知道的东西。每年8月，知名法律公司都会来纽黑文招聘，求贤若渴，希望找到高质量的下一代法律人才。学生称这次招聘为FIP，全称是秋季面试计划（Fall Interview Program），届时会举办长达一周的晚宴、鸡尾酒会、在酒店举行的宴会以及面试。我参加FIP的一天恰好在第二学年开学之前，当时我已经有了6个面试，其中包括我心仪的一家法律公司吉布森律师事务所（Gibson, Dunn & Crutcher, LLP），公司的华盛顿分部招人。
和吉布森的面试进行得很顺利，公司邀请我去纽黑文贵的一家餐厅参加那场“恶名远扬”的晚宴。流言称那晚宴实际上是一场面试：候选人要风趣、有魅力、积极，不然就永远不会被邀请到华盛顿或纽约的办公室参加后一轮面试。我到餐厅的时候想，贵的一顿饭竟然要在如此高风险的环境下吃，真是煞风景。
晚餐之前，我们都被要求待在一个包厢里，喝喝酒，聊聊天。比我大十多岁的女人端着酒，酒瓶用精美的亚麻布包装。她们每隔几分钟就问我要不要新倒一杯或续上一杯。刚开始我紧张得喝不下去，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在侍者询问我是否需要来点酒、要什么酒时回答：“我要白葡萄酒。”我想回答完以后她总该不问了吧，但她又说：“您要白苏维翁（sauvignon blanc）还是霞多丽（chardonnay）？”
我觉得她是故意整我。不过还好我推理出那是白葡萄酒的两个品种。所以我点了霞多丽，不是因为我不知道白苏维翁是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而是因为霞多丽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些。但我只是躲过了一颗子弹，那夜还很漫长。
在那种场合下，你须在害羞和张扬之间找到平衡。你不想让同伴讨厌，但也不希望他们连手都不跟你握一下就走。我试着做自己，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既合群又不咄咄逼人。但那天我对周围的环境太过着迷了，只是一个人目瞪口呆地盯着餐厅的华丽装饰，想着它们有多贵。
那些酒杯看上去纤尘不染。那哥们儿穿的西装肯定不是在Jos. A. Bank正装店买一送三大促销的时候买的，因为看着就像丝绸做的。铺在桌上的亚麻布看上去比我的床单还柔软，我要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摸摸它们，别让别人觉得我很奇怪。
长话短说，我需要一个新计划。在我们坐下来吃晚餐的时候，我须集中精力完成手头的任务——找到工作——然后离开这取笑穷人的地方。
我又忍耐了两分钟。我们坐下以后，女侍者问我要清水还是“闪闪发亮的水”。我翻了个白眼，虽然我觉得这餐厅是挺震撼的，但说“闪闪发亮的水”也太显摆了吧，好像在说“闪闪发亮的”水晶或“闪闪发亮的”钻石一样。但我还是点了“闪闪发亮的水”，可能对身体更好吧，因为听起来更干净。
我小啜了一口，但马上吐了出来。这是我喝过的难喝的东西。我记得有一次在地铁站买一杯健怡可乐，但却忘了饮料机做健怡可乐的时候是不会放糖浆的。这个高档地方的“闪闪发亮的水”就是那么难喝。“这水有问题。”我提出抗议。侍者向我道歉，说她会给我再拿一杯圣培露气泡水（Pellegrino）。那时我才意识到那“闪闪发亮的水”就是“碳酸”水的意思。我尴尬极了，幸好只有一个人注意到发生了什么，而且是个同学。我安全了。现在开始不许再犯错。
接着，我低头看了看餐具的摆放，发现数量有些奇怪。为什么有9个器皿？为什么要用3把叉子？为什么有好几把涂黄油用的餐刀？我想起电影里的一个场景，明白了这是一种传统习惯，餐具的数量和摆放都是有规定的。我谎称去卫生间然后打电话给我的精神向导：“那么多该死的叉子我怎么办？我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傻瓜。”乌莎解答道：“先用外围的，再用里面的，不要用同一个器皿盛不同类的菜，哦还有，用那把大勺子盛汤。”有了这个解答，我便信心满满地回到餐桌，准备惊艳我未来的板们。
接下来平安无事。我有礼貌地交谈，谨遵琳赛的教诲闭着嘴嚼东西。我们那桌人谈了法律、法学院、公司文化，甚至一点政治。和我们一起用餐的雇主非常友善，我那桌每个人都收到了录用通知，连我这个吐掉“闪闪发亮的水”的家伙也拿到了。
这场晚宴是磨人的5天面试中的一天，正是在这顿饭上我才开始明白，我发现了我这类人中的大多数尚未发觉的一个道理。我们的就业指导处强调面试时要语音语调自然，要做面试官乐意与之共事的人。这当然很有道理，毕竟谁会想和一个混蛋一起共事？但在对于求职者来说重要的场合强调这些东西似乎还是有些奇怪。我们被告知，面试不会太关注分数或简历，有了耶鲁响当当的牌子，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好工作的大门。所以面试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测试，测试我们能否很好地融入集体，如何在公司会议中保持主见，如何与未来潜在的客户打交道。
而难的测试却是根本就没让我参加的那场：首先去找到自己的观众。整个星期我都惊叹自己竟能如此容易地接近全国尖的律师。我有的朋友都参加了至少十几场面试，大多数面试也以录用而告终。这周以前我还有16个面试通知，而后由于我对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同时也由于我被接二连三的面试搞得精疲力竭，于是我拒绝了几个面试邀请。但在两年以前，我四处投简历，希望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却四处碰壁。而如今只在耶鲁法学院读了一年，我和同学手上就拿到了那些曾在美国高法院辩护过的尖律师提供的6位数高薪录用邀请。
非常明显，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运作，而我才刚刚开始发掘它。之前我一直以为找工作就是去网上看招聘帖子，投几十份简历，盼望得到回复。幸运的话，也许一个朋友会帮你把简历放在上面。如果你能胜任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比如会计，那么找工作可能会更容易些，但规则基本都是相同的。
问题是，几乎每个墨守游戏规则的人都失败了。那一星期的面试让我看到面试成功的人玩的是迥然不同的游戏。他们不会去市场上海投，盼着某个雇主会赐予他们一个面试的机会。相反，他们搭建网络。他们给朋友的朋友发邮件，让自己声名远扬。他们让自己的叔叔打电话给老同学帮他们牵线搭桥。他们让学校就业服务中心提前几个月就专门为他们举行面试。他们让自己的父母教他们如何穿着得体、该说什么、跟谁闲谈。
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简历或面试时的表现不重要。那些当然重要。但经济学家所称为社会资产的东西蕴藏着巨大价值。这是个专业术语，但意思其实很简单：我们周围的人脉和机构组成的网络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人，确保我们有机会，并能够传递重要信息。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是单枪匹马作战。
我是参加漫长的FIP周后几场面试的其中一场时认识到这一点的。当时表现得不咋样。他们问我的兴趣、喜欢的课程、期望从事的法律专长等，然后问我有什么问题。经过多次实践，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美，我提出的问题十分老练，显得我对法律公司十分熟悉。但事实上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想要从事法律的哪个领域。我甚至不知道我问的“公司文化”和“工作生活之间的平衡”是什么意思。整场面试就像是在作秀，但我并没有表现得像个混蛋一样，所以也一直顺风顺水。
然后我碰壁了。后一位面试官的问题让我猝不及防：我为什么想在法律公司工作？这本该很好回答，但我已经太习惯于谈论我对反托拉斯诉讼萌发的兴趣，因此可笑地被这问题抓了个措手不及。我本该说想要向优秀人才学习或从事富有挑战性的诉讼领域之类的话，说什么也不能说当时从我嘴里出来的话：“我也不知道，不过工资挺高啊，哈哈！”面试官诧异地看着我，好像我长了三只眼睛一样，当然气氛终也没有缓解。
我确定我完了。我犯了面试大忌。不过幕后，我的一位荐人已经在给公司打电话。她告诉人力说我聪明、优秀，会成为一名很棒的律师。“她对你大加赞赏。”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所以公司打电话通知我入围了下一轮面试。终我还是得到了这份工作，虽然在我认为是招聘环节中重要的一环栽了个大跟头。老话说，干得好不如运气好，但显然良好的关系网络比勤奋和运气都更重要。
在耶鲁，关系网络的力量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却容易被忽略。一学年快结束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为了参加《耶鲁法律杂志》（The Yale Law Journal）的写作竞赛而努力学习。《耶鲁法律杂志》刊登法学分析的长篇文章，主要面向学术界人士。那些文章读起来就像电器说明书一样，枯燥、程式化、夹杂着外文。（举个例子：“虽然评级制度前景广阔，但我们指出，制度设计、贯彻和实施层面仍有重大缺陷：各辖区在推诿而不是推进。”）玩笑归玩笑，加入杂志社可是正儿八经的事。这是法律界雇主一看重的重要课外活动，有些雇主甚至只招参与过杂志编辑的学生。
有的学生来法学院就是为了当《耶鲁法律杂志》的编辑。写作竞赛于4月举办。3月的时候，有些人已经准备了好几周了。听了刚毕业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的建议，我一个好朋友去年圣诞之前就开始准备了。尖咨询公司的校友聚在一起互相盘问编辑技巧。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帮助他以前在哈佛的室友（是个一年级学生）设计了竞赛前后一个月的学习策略。每个角落，人们都在通过朋友圈和校友群了解这场一学年重要的测试。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俄亥俄州校友群，我来这儿的时候，是整个法学院唯二的俄亥俄州毕业生之一。我猜《耶鲁法律杂志》非常重要，因为高法院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曾经是那个杂志社的一员。整个过程就像一个紧锁的黑匣子，我认识的有人都不知道钥匙在哪。
官方渠道也发布消息，却自相矛盾。耶鲁为自己是一所压力小、竞争小的法学院而自豪。但不幸的是，这一理念有时候却与实际传达的信息矛盾。似乎没有人知道这张杂志社工作证明究竟有多大含金量。学校跟我们说杂志对找工作大有裨益但也不是那么重要，说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但这是获得某些工作的先决条件。有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对许多职业选择和兴趣来说，在杂志社工作纯属浪费时间。但我不知道我要选择哪条职业道路，也不清楚如何找到我的兴趣所在。
就在那时，我的一位教授蔡美儿（Amy Chua）帮我理清了头绪：“如果你想在法院工作或当个学者，那么进入杂志社会对你很有帮助，否则就是在浪费时间。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去试试看好了。”真是金玉良言。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按照她说的去试试。虽然我一年没有成功，但我第二年成功入围并当上了这本知名杂志的编辑。我成没成功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有了教授的帮助，我打开了视听窗口，就好像我学会了如何去拓展眼界一样。
蔡教授还在我的其他未知领域给我领航。法学院3年困难重重，而且我要做出关于职业的决定。一方面，有这么多机会固然不错。但另一方面，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利用这些机会，也完全不清楚哪些机会能够帮助实现某个长期目标。要命的是，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长期目标。我只想毕业然后找个好工作。我模糊地觉得，在还完法学院学费借款后，我想从事公共服务领域，但我脑海中并没有具体的工作岗位。
时不我待。在我决定找一家法律公司后，几乎马上大家就开始谈论毕业后去当法官助理的事宜。这个岗位要求工作一年，给联邦法官当助理。这对年轻律师来说是个佳的学习机会：助理要宣读法庭文件、帮法官调研法律问题，甚至帮法官起草意见。当过助理的人都对这段经历赞不绝口，私人部门雇主也经常给有过助理经历的应聘者提供巨额签约费。
这是我对法官助理职位的了解，这些信息都是千真万确的，但也非常肤浅，因为当助理的过程其复杂。首先你须决定想进哪一类法院：初审法院还是上诉法院。然后你要决定去哪个地区的法院。如果想去高法院当助理，某些“喂食者”*法官可能会增加你的成功概率。但也可以预见，申请成为这些法官的助理竞争会更加激烈，所以坚持要在“喂食者”法官手下做事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你赢了竞争，那就离进入国家高法院的大门不远了，但如果你输了，那就连助理也当不了了。除了以上几点外，还有一个事实是你会和这些法官密切合作。没有人想在一个穿黑袍的人的责骂中浪费一年时光。
没有数据库帮你分析，也没有威来源告诉你哪些法官人好，哪些法官让助理去高法院，哪一类工作——初审还是上诉——是你想做的。事实上，光是谈论这些问题就已经很不合适了。难道你会问一位教授他荐给你的这个法官是不是一位友善的女士？实际上事情更加难办。
所以为了了解这些信息，你须利用社交网络——学生群体、当过助理的朋友，以及少数愿意给出其坦诚的建议的教授。当时在法学院，我学到利用社交网络的一方法就是提问。所以我也这么做了。蔡美儿教授告诉我，我不应该担心怎么给知名的喂食者法官当助理，因为那张工作经历证明对实现我的理想并没有多大用处。但是我不断争取直到她松口，同意给我荐一位位高权重、和许多高法院法官交往甚密的联邦法官。
我提交了有材料——一份简历、一篇精心修饰过的写作样本、一封深深表达了我浓厚兴趣的信。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这些。也许我那南方人特有的慢吞吞拉长调子的语气以及家庭归属感的欠缺，让我觉得我需要证明自己属于耶鲁法学院。或者我只是在随大流。不管为什么，我都要得到那证明我当过法官助理的一纸文书。
提交材料几天后，蔡教授把我叫到她办公室，告诉我我入围了。我激动得心一颤一颤。我知道我只要再面个试就能得到这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