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选择+中国改革真命题 套装2册 马凯硕 著 政治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1、中国已经经历了飞速发展的40年，作者谙熟东西方文化，在他的眼中，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毋庸置疑，而这一成就的背后，是稳定的、充满活力和弹性的政治体制，开放的社会，融汇几千年政治智慧的执政能力。2、“9·11”之后的20年，美国有哪些战略失误，造成了今日的美国。在作者看来，美国根本的战略失误，就是没有一个全面的对华战略，导致了它在国内问题种种的情况下，在国际上粗暴插手他国事务，将冷战思维运用于中美关系中。3、中美双方竞争的本质与核心问题是什么。谁将主导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中美之间是意识形态之争吗？文化软实力如何融入各自的战略思维？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应对美国的军备扩张？马凯硕在这本书中都一一进行了分析解答。4、澄清中美之间沟通的误区，尝试解答中美关系这一“世纪之问”。中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马凯硕通过全面分析中美双方优势与劣势，对中美关系如何走向给出了一份参考答案：希望中美之间能够了解对方的真实诉求，就各自的核心利益寻找交集。《中国改革真命题》从中央层面发布的政策文件来看，改革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抓手和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本书为我国经济学家贾康，针对中国改革问题，本着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原则，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条主线，从制度、要素、战略和底线四个部分，阐述中国改革的真问题，尤其是改革中的难点和卡脖子问题，如何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落实“双循环”、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面对老龄化、如何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等等，契合改革热点，直击改革痛点。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
21 世纪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缘政治竞赛是在中美之间进行的。这种竞争，源于双方的沟通不畅。
这本书对国际政治、大国关系、未来世界格局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探讨，通过对比中美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等，分析了在地缘政治竞赛中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并对这种大国关系中的深层内涵和对抗风险进行了清晰和客观的评估。中美双方应该消除误解，了解对方的真实诉求，并依此来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为了制定这种战略，有十大问题需要讨论并回答。比如当美国不再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时，它需要做出哪些战略改变？在中美博弈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战略选择是什么？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等等。
作为杰出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马凯硕在以局外人的视角分析地缘政治和中美博弈时，既摆脱了西方学者的傲慢与偏见，又谙熟东方传统文化，这种冷静、理性、客观的研究态度有助于驱散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重重迷雾，消除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和分歧，阐明中国的实际战略意图，建立彼此的信任。
《中国改革真命题》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本书阐述了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尤其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后的难点和“卡脖子”问题。
本书从四个方面探讨思考中国改革的真命题：
一是制度。当今各国将减税措施作为国家投资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利器，中国财税新政不能照搬西方，减法中要有加法。作者以丰富的实践，梳理总结新中国70年财政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探析制度改革中的短板和瓶颈问题，为使财政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提出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二是要素。充分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三是战略。如何集中我国体制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要选择好战略路径，在践行中国道路中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构问题，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双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还要运用好战略性工具，制定有效的财政政策和措施。
四是底线。重点阐释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问题，这是实现共同富裕、优化分配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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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第一章 十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二章 中国最大的战略失误
第三章 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
第四章 中国在扩张吗
第五章 美国能做出重大转变吗
第六章 中国的民主
第七章 美德假设
第八章 其他国家会如何抉择
第九章 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

附录 美国例外论的神话
致谢
《中国改革真命题》
目录
前言　 009
全面理解共同富裕　 021
第 1 章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1
　 　 1. 1　 财政作为改革突破口———屡屡选择财政领域的必然性　 1
　 　 1. 2　 合理分权———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　 6
　 　 1. 3　 财政分配的 “不可能三角” 与 “三元悖论” 　 20
第 2 章　 财税改革的历史与现状　 37
　 　 2. 1　 预算改革———从 “预算外的预算外资金” 谈起　 37
　 　 2. 2　 分税制改革———波澜壮阔的财税配套改革　 45
　 　 2. 3　 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与税改方向　 70
第 3 章　 财税改革实践与 “十四五” 展望　 83
　 　 3. 1　 税制国际竞争力分析　 83
　 　 3. 2　 我国主要税种改革历程鸟瞰　 86
　 　 3. 3　 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展望　 94
　 　 3. 4　 完善财税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107
第 4 章　 土地及住房改革　 117
　 　 4. 1　 公有制下土地制度改革难题———打破二元格局　 117
　 　 4. 2　 新时代房地产经济制度构建———以包容性为核心　 142
第 5 章　 金融与资本改革　 161
　 　 5. 1　 加快金融改革创新, 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161
　 　 5. 2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八个 “势在必行” 　 172
　 　 5. 3　 信用与普惠金融问题　 178
　 　 5. 4　 完善国债发行与管理体系　 186
第 6 章　 劳动力、 技术与数据相关问题　 199
　 　 6.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99
　 　 6. 2　 企业家精神———激活实体企业需重视 “关键少数” 　 204
　 　 6. 3　 技术进步———科研创新基本规律和科研生态的构建　 211
　 　 6. 4　 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转型　 220
第 7 章　 中国的现代化与赶超战略　 227
　 　 7. 1　 赶超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诉求和特征　 227
　 　 7. 2　 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　 232
　 　 7. 3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考验　 237
　 　 7. 4　 以新经济引领和支持发展动力的转换　 247
第 8 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 “双循环” 　 253
　 　 8.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框架　 253
　 　 8. 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优化重构　 269
　 　 8.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　 273
　 　 8. 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278
　 　 8. 5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认识框架　 284
第 9 章　 政策性金融与国企改革　 291
　 　 9. 1　 政策性金融与中国的现代化赶超战略　 291
　 　 9. 2　 国有企业的历史站位　 295
　 　 9. 3　 对 “国—民” 进退关系的认识　 301
　 　 9. 4　 中国国企改革中的突出问题与对策　 309
第 10 章　 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317
　 　 10. 1　 马克思主义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要点　 317
　 　 10. 2　 立足现实认识中国收入分配格局　 322
　 　 10. 3　 认识收入领域的三次分配框架　 332
　 　 10. 4　 三次分配制度建设的原则与建议　 344
　 　 10. 5　 乡村振兴的投融资支持与机制创新　 360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马凯硕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哲学系学生，并且是著名作家，他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杰出研究员。他在外交和学术界的职业生涯使他从新加坡的代办处转到战时的柬埔寨（1973-74年），并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2001年1月—2002年5月）到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创办院长。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 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著名经济学家，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撰写并出版多部著作，如《财政学通论》、《新供给经济学》、《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2016年“中国好书”奖），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
有一件事确凿无疑。
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持续一二十年。早在2018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发起了第一轮进攻，但竞争将会比他的执政时间延续更久。
这是本书的开篇语，我在2019年写下这些字句，次年初该书在纽约首次出版。遗憾的是，我竟一语成谶。2020年，唐纳德·特朗普在大选中落败，乔·拜登当选总统。然而，尽管选出了一位新总统，但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仍在继续。
中国既不想威胁美国，也无意损伤美国的利益，为何美国非要坚持与中国开展地缘政治竞争呢？对此，许多中国读者肯定一头雾水。本书旨在回答中国读者脑海中关于这一重大地缘政治竞争的所有大问题。事实上，本书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阐释驱使美国发起这场竞争的深层结构性力量。
其中一种结构性力量很容易理解，美国已经习惯了做世界头号强国。实际上，自1894年经济总量首次超越英国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美国人认为他们应该永保第一大经济强国的地位。乔·拜登在2021年3月25 日举行上任后首场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在我的任期内，这（中国超越美国）不会发生”，传达出美国人的这种观念。在此背景下，我们就能够理解美国为何会将中国崛起视作一种威胁，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终将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并非有意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二。相反，中国的目标是改善人民福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改善人民福祉的一项成果是，中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也扩大了。事实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80年时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0倍，到了2014年，这一差距大大缩小了。2019年，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21万亿美元，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按照这个口径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10年内超越美国。
当美国成为世界第二时会给美国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为何会如此令人震惊？答案也着实令人错愕：美国人相信美国社会是自由开放的，人们能够对所有事情畅所欲言；然而，如果哪位美国政治家胆敢表示美国应准备好做世界第二，他将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政治上讲，绝对禁止谈论美国成为世界第二。
显然，不愿成为“第二”是美国对中国发起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原因。然而，美国在与中国展开这场较量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失误，它并未事先制定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且全面的对华长期战略。得知这一点，许多中国人可能会备感震惊，因为在未制定战略的情况下就发起竞争可谓疯狂之举。若有中国读者对此表示怀疑，那他们应该知晓，向我证实这一点的正是美国仍健在的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在中国很有名，他于1971年7月秘密访问中国，成为改善中美关系的先行者。在本书中，我描述了2018年3月在纽约与基辛格共进午餐的情形，当时他向我证实美国是缺乏对华长期战略的。
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捉摸不定的对华行动也证实了这种战略缺失。例如，当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时，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特朗普政府声称，目标是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然而，正如本书中深入解说的，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并不是由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所导致的，而是中国储蓄和投资之间失衡的结果，详见本书第三章“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如果特朗普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削弱中国的实力，那么这已经失败了。2009年，中国的零售商品市场规模为1.8万亿美元，美国为4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两倍多；到了2019年（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3年之后），中国的零售商品市场规模为6万亿美元，增长了两倍多，美国的仅增至5.5万亿美元，不到2009年的1.5倍。
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摩擦显然已告失败。拜登本人也证实了这场贸易摩擦的失败。2019年7月，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有人问拜登是否会保留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他回答“不会”，事实上，他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进行了全面批评。
既然拜登亲自证实了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摩擦已经失败，那么他在2021年1月就任后，应该取消特朗普的对华关税政策，这才合乎逻辑。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不想在美国同胞面前显得软弱。
此处需要强调一点：就个人观察，我认为拜登在2009—2016年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实际上对中国非常友好。当习近平主席于2012年2月访美时，拜登负责接待他并在职权范围内给予了最高规格的礼遇；2011年8月，拜登以副总统身份访华并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接待。与特朗普政府的副总统迈克·彭斯、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等官员相比，拜登对中国的评论会礼貌得多，对此我毫不怀疑。然而，即便拜登再客气，基于本书阐述的许多结构性原因，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仍将继续。
但本书的结论还是乐观的。书中最后一章汲取了中国阴阳观念所蕴含的智慧，阐释了中国和美国如何找到相互合作的途径。
“对立势力”也有可能和平共处。基于此，本书以中美之间的五个“不矛盾”来收尾。这里举两个具体的例子。首先，如果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本应如此），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正是如此），那么中美两国政府就可以通过相互合作来实现这些目标。
实际上，本书的一个关键看法是，美国政府必须尽快做出一个重大选择：是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为重，还是以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为重？这一选择将产生的重要结果是，如果将人民放在首位，美国就应该减少军事开支。许多富有见解的美国人实际上已经表达过对美国军事开支过多的看法。法里德·扎卡利亚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谈道：“劳埃德·奥斯汀近期表示，在过去20年里，美国一直将重点放在中东，而中国则一直在推动军事现代化。‘我们将保持优势，’奥斯汀说，‘我们将继续加强优势。’奥斯汀所谓‘美国对中国的优势’简直构成了一道天堑。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大约是中国的20倍。美国拥有的海上军舰吨位是中国的两倍，其中包括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而中国只有两艘航空母舰（还远不如美国的先进）。美国国家安全分析师塞巴斯蒂安·罗布林说，美国拥有2 000多架现代化战斗机，中国却只有大约600架。美国有大约800个海外基地组成的庞大军事网络，中国却只有3个海外基地。中国的国防预算尚不及美国的1/3。”法里德·扎卡利亚说的绝对正确。这些巨额的军事开支毫无意义，它伤害了美国人民而非使其获益。本书既分析了美国军事开支如此庞大的结构性原因，也阐释了为何这并非明智之举。
同样，在全球面临共同挑战的领域，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气候变暖，中美之间也存在着“不矛盾”。本书写于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所以未对此做出讨论。但病毒来袭强化了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中美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使两国间的合作变得越发重要。一个简单的人与船的类比可以解释清楚合作的重要性。在全球化之前的时代，78亿人生活在20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就好似生活在不同的船上，如果一艘船上出现了新冠肺炎患者，疫情并不会扩散到其他船上。然而，在全球化浪潮之后，世界缩小了，78亿人不再住在200多艘分开的船上，而是住在同一艘船上的200多个单独的船舱里。新冠肺炎疫情告诉人类，世界上78亿人生活在同一艘船上，疫情在数月内就会肆虐地球的各个角落。
事实上，当78亿人生活在同一艘船上时，我们就不能只关注自己的船舱了。我们必须一起来照看这艘船。确实，在我们共同的船上，如果一个船舱发生了火灾，急于争论火灾是谁引发的再愚蠢不过了。相反，我们应抛开争论集中精力先灭火。这一类比清楚地表明，特朗普政府不将重点放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共同挑战上是极不明智的。特朗普政府专注于地缘政治较量，从而一味地指责中国，而非与中国合作抗击疫情，这些做法导致的可悲结果是，超过55万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相形之下，中国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是4 600多人（数据截至2021年4月）。如果美国选择与中国合作，本可以挽救许多人的生命。
全球气候变暖是另一个共同面临的挑战。如果全球气候变暖速度加快，全人类都将遭殃，而且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阻止它，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合作，尤其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令人欣慰的是，拜登签署行政令重新加入《巴黎协定》，2021年4月下旬还会召开气候峰会。拜登决定集中精力应对气候变化，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为之欢呼。如果他能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按下“暂停”按钮，选择与中国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那么世界上许多国家会更加为他欢呼。鉴于此，本书试图厘清这一重大竞争的缘起，探索中美两国如何找到出路。我期待中国读者能对书中提出的建议予以支持。
《中国改革真命题》
中等收入阶段 “ 三元悖论” 制约的特征
财政分配的 “ 三元悖论”,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阶段, 呈现出制约特征上的差异, 将其内在逻辑与制约特征相结合, 有助于做好该经济发展和收入阶段的合理调控路径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 “ 十三五” 以来我国已步入 “ 中等收入阶段”, 具体而言是位于下中等收入至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转轨期, 且从人均 GNI ( 国民总收入) 的增长趋势看, 将较快步入中等收入阶段至高收入阶段的转轨期, 且关于 “ 中等收入陷阱” 的讨论已引起广泛关注。 拉美地区由于盲目实行福利赶超而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给许多国家以前车之鉴, 我国应当高度注重中等收入阶段发展战略的正确把握。 从本书讨论的视角看, 很有必要剖析中国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的制约特征, 并结合其内在逻辑做出正确的调控与路径选择。
( 一) 中等收入阶段的福利赶超与 “ 中等收入陷阱”
居民福利本是一国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 但其应是随着该国经济赶超阶段的不断升级而逐步提高的。 然而, 在 20 世纪一些拉美国家因多种因素造成的福利赶超却因其不可持续性而半途夭折, 并相继陷入 “ 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国家福利赶超的主要表现是劳工保护和社会性支出的盲目扩大。第一,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拉美国家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农民工不断由乡村涌向城市, 致使城市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 工资不断降低, 进而导致收入差距问题日趋严重。 在失业率高风险与发达国家福利体制 “ 榜样效应” 的双重作用下, 拉美国家曾简单照搬美国式 “ 选举” 民主政治, 民粹主义情愫愈发凸显, 多方因素促成拉美国家盲目设立了高就业保护与高福利保障制度, 但这些又与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匹配, 因此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第二,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拉美国家将财政支出主
要用于扩大社会性支出, 1990 年至 2000 年拉美国家的社会性支出占 GDP的比重不断上升, 个别国家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高达 60% ~ 70% , 甚至在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盲目扩大赤字来满足社会性支出, 从而彻底拖垮了宏观经济。
不考虑实际国情的福利赶超策略导致经济赶超失败从而落入 “ 中等收入陷阱” 的逻辑规律可以被纳入 “ 民粹主义宏观经济学”。 其逻辑路径大致为: 宏观政策初战告捷→经济增长遇到瓶颈→经济发展全面短缺→政府破产。
第一阶段的主要表现是: 拉美国家政府在经济赶超中实施福利赶超策略, 经济产出水平和实际工资水平在一开始得到普遍提高, 同时由于出台了劳工法, 能够保持基本就业率, 并迎合民众意愿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经济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但由于第一阶段属于纯消耗阶段, 没有什么积累, 所以进一步的发展就遇到了瓶颈。 到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存在的隐形问题逐渐显性化: 一方面, 以扩大财政赤字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民众对国内商品的巨大需求, 而这种巨大需求与生产供给不足严重对立, 因此更多的商品要依赖外汇进口。 与此同时, 已经背上沉重负担的财政还要维持 “ 高福利”, 简单机械照搬欧美福利制度实施赶超策略, 更使财政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 由于大笔外汇用于进口, 导致外汇越来越短缺, 致使没有更多的外汇支持进口更多商品来满足民众需求。 这种典型的供给矛盾在第三阶段导致政府控制物价的行为难以为继, 只能施行价格调整、 本币贬值、 外汇管制、 产业保护。 这一阶段, 民众的工资增长很快, 但是通货膨胀增长更快, 导致实际购买力开始下降。 经历了前三个阶段的发展后, 前一任政府在种种矛盾激化局面下必然破产倒台, 新一任政府出面主持大局, 不得不实施正统宏观政策下的稳定计划, 或借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等国际机构的援助, 以求继续维持本国经济发展。 此时, 国内民众实际工资已出现大幅下降, 甚至低于实施福利赶超策略之前的水平, 并在很长时期内处于低水平, 经济增长停滞不前, 甚至出现倒退, 使拉美国家陷入 “ 中等收入陷阱” 难以自拔。 可见福利赶超虽然是归宿, 但是若没有强有力的经济赶超作为支撑, 则无法最终达到所追求的福利目标。
( 二) 中等收入阶段 “ 三元悖论” 的制约特征与路径选择
“ 拉美化” 问题作为前车之鉴表明, 位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应当着力避免盲目效仿西方国家的福利赶超策略, 否则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按照前文提出的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拉美地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财政分配进程中显然选择了 “ 减少税收” 和 “ 增加公共福利” 这一目标组合,按照 “ 三元悖论” 的逻辑, 该目标组合需要通过扩大债务及提高财政赤字水平的方法来实现。 从拉美地区陷入 “ 中等收入陷阱” 的实践来看, 该地区确实是通过扩大债务及提高财政赤字水平的方法来试图实现其对减税和 增加公共福利的追求, 却最终拖垮了国民经济而落入陷阱。
对同样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 在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中如何既保持可持续发展又缓解制约, 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一般而言, 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配的 “ 三元悖论” 制约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