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 白重恩 等 著 经济

1.从前沿热词看改革趋向：202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年份。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重点。本书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探讨经济领域关键问题，有助于把握新征程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2.汇聚经济政策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有力的思想和学术支撑：本书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丛书系列，汇聚樊纲、刘尚希、刘元春、黄益平、黄群慧、刘伟、李扬、江小涓、马名杰等12位专家，从12个主题畅谈经济高质量发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财税金融改革、科技创新机制、数字治理、乡村治理等。
3.两会期间上市，对经济领域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全面深化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时期经济领域各个主体关注的焦点，也是今后更长时间需要思考和落地的重要现实问题。本书研究视角全面且有焦点，适用于经济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各级政府、经济政策部门，对宏观经济政策解读和趋势分析感兴趣的大众读者。
全面深化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本书汇聚樊纲、江小涓、刘尚希、黄群慧、李扬、马名杰等12位经济学者与专家的观点，研议深化经济领域改革中的突出问题。全书充分、全面地探讨了12个主题：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财税金融改革、科技创新改革、数字治理、乡村治理，以及中国经济的挑战与出路等。在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下，本书有助于及时引导经济领域各主体更好地理解改革趋向，把握中国经济新方位。
一章  宏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 004
二、需求决定论 009
第二章  如何“看见”宏观经济风险
一、重新认识风险 025
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经济” 030
三、政府在风险社会中的角色 033
四、出清风险与稳定预期 038
第三章  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046
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几个特点 052
三、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挑战 056
四、改进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063
第四章  新质生产力：思想、理论与战略
一、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072
二、深入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举措 076
第五章  健全以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一、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内涵 106
二、从全要素生产率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 112
三、作为新质生产力载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16
四、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 120
第六章  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
一、中国金融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37
二、做好中国金融发展的“五篇大文章” 147
三、金融强国的共同要素：在中美比较中的分析 158
第七章  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
一、回顾 1994 年至今的税制改革历程 165
二、新一轮财税改革的一些问题和建议 172
第八章  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
一、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领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 179
二、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189
三、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198
第九章  数字时代的公共治理：赋能和挑战
一、政府公共治理的主要职责和内容 208
二、数字技术为政府公共治理赋能 210
三、数字时代政府公共治理面临的挑战 217
四、数字时代公共治理的新要求：几个原则 224
第十章    创新发展之路：中国的实践与未来
一、怎么看科技在发展中的作用 230
二、怎么看创新与发展的关系 236
三、怎么看教育和人才的作用 244
四、怎么看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 247
五、怎么看科技创新中政府的作用 248
第十一章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立足新发展阶段，把握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 255
二、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63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271
第十二章  中国经济：挑战与出路
一、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279
二、全面客观冷静地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282
三、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趋势 285
四、深化改革，理顺重大关系，防范化解风险 288
五、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四大显著优势 291
附录 1 / 293
附录 2 / 294
附录 3 / 297
樊纲，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委会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余斌，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刘伟，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马名杰，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特邀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
江小涓，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
长安讲坛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坚持了20多年的经济政策讲坛， 有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积累，影响力很大。我曾经多次出席长安讲坛，能够再次受邀演讲，感到很荣幸，也很亲切。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今天我所讲的主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围绕这个主题，我们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立足新发展阶段，把握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
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特别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时期”我理解是指我国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大的历史进程来说，我们实现了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开始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努力，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新的发展进程。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在建**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党代会报告的核心命题都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由此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我们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在此之后，我们一方面面临着新的历史机会，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所有的挑战。从历史机遇来讲，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近现代以来，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能力、有信心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性机遇。2024 年 9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为什么说进入不可逆转的进程？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
一个理由，经过长期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 以后，我国经济稳健持续增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格局性变化。以经济总量为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 GDP 占全球比重不足 1.8%，2023 年我国 GDP 超过 126 万亿元，按照汇率折算大体上是 18 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 18% 左右。从 1.8% 到 18%，这不是简单的量变，而是一个深刻的结构变化。还有很多数据，这里不一一列举。这些变化归纳到一起，可以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个理由，历经几十年的改革，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盛赞其“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部署了进入新时代后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这一步步里程碑式的进程走下来，到现在已经形成更为成熟、更为定形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根本制度，以及各方面的重要制度。这就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备的制度保障。
第三个理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上百年的探索，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在经济思想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理论探索和不断丰富发展，特别是“两个确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因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全面实现小康、摆脱绝对贫困的基础上，我们面临的一个大的历史机遇，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一个新阶段。有机遇就有挑战，越是接近现代化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大挑战。这个过程不像敲锣打鼓那样轻轻松松，而是充满惊涛骇浪和各种复杂的矛盾与斗争的过程。要实现这个历史进程，需要我们有斗争的精神，勇敢地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从经济发展角度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目标函数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20 世纪末实现初步小康，21 世纪在建**百周年前后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初步小康和全面小康实际上是摆脱贫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独立起来了，面临的任务就是经济发展和克服贫困，但是这个过程非常艰难。由于经济中存在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陷于贫困落后之中难以摆脱，发展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作“贫困陷阱”，即“马尔萨斯陷阱”。 一个地方贫困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贫困而贫困，或者说是贫困再造贫困，这是贫困的累积效应。从需求侧来看，如果一个地方贫困，表现为人均收入水平低，购买力就低，市场需求就小，市场需求规模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就弱。由于没有投资，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缓慢，新增就业机会少，而人口在增长，所以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导致更加贫困。从供给侧来看，同样的道理，由于贫困，进而人均收入水平低，储蓄能力就弱，金融部门把储蓄转为投资的能力就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自我积累能力差，经济增长速度慢。经济增长速度慢，就业机会少，而人口在增长，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
“马尔萨斯陷阱”理论认为，假设经济增长速度是算术级，人口增长速度是几何级，那么就意味着人口增长速度始终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越来越少。当经济和人口之间的严重不相称到达极限，就会引发战争或者瘟疫、饥荒，导致人口锐减，使得人口和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强制协调。
如何克服这个“贫困陷阱”？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成功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实现全面小康，摆脱了困扰我们几千年的绝对贫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跨越了“贫困陷阱”，实现了全面小康，在此基础上还要继续向前走，开启现代化的新征程。新征程面临新的挑战，首先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代发展中国家在跨越贫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变化，这些国家为了实现新的发展目标会遇到新的挑战。如果发展方式不改变的话，往往很难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现阶段世界上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阶段。高收入阶段是以 1987 年人均 GDP 达到 6 000 美元作为底线，无论哪一年，换算回去相当于 1987 年的 6 000 美元，就是高收入阶段。为防止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稳定形成经济倒退，作为稳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要求，现在这个标准又向上浮动 20% ~ 30%，即 15 000 美元左右。
我们做过一个分析，这些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所用的时间平均为 12 年零 3 个月。在这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发展中国家只有 13 个，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阶段。另外，世界上的贫困国家还有 36 个左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由于发展方式转变不过来，不能适应新阶段的变化，50% 以上的发展中国家 30 年之久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70% 的发展中国家 25 年之久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可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14 年 11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致辞：“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时间拖得越长，各种社会矛盾越深，而解决矛盾需要 的经济资源却越来越匮乏，就可能导致现代化进程严重停滞甚至中断。稳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要实现 2035 年远景目标，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据相关测算，如果以人均 GDP 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则从2021年至2035年，我国年均 GDP 要增长 4.8%。从目前的发展方式来看，其自然增长率达不到。因此，在新的阶段，目标函数发生变化，对发展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第二个方面，约束函数的变化。
对于约束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条件，供给侧的变化和需求侧的变化。需求侧的变化与过去不同，过去是需求膨胀、经济短缺，现在是产能过剩、需求疲软。过去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只要快速发展就有市场；现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所以须要求高质量，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现在和过去相比，突出的变化是“羊群效应”没有了。
从供给侧来看，各种投入要素条件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的劳动力、自然环境、原材料、土地等资源，都比较丰富而且便宜，所以有竞争力，而现在越来越稀缺，成本也越来越高。以往通过低要素成本进行竞争的模式很难继续，我们要重塑新优势。从过去主要依靠扩大要素投入量来带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来带动增长；从过去的规模迅速扩大来实现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只有实现这种转变，才能适应现在一系列约束条件的变化，使经济发展真正具有可持续性。
第三个方面，国际环境的变化。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全球化加速发展，在国际分工体系当中，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具有竞争力。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了以中国为枢纽和世界的联络，形成像数字“8”一样的上下连接的双环流。向上是北部发达国家，我们向其出口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进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由此改造国民经济体系，这就形成了与发达国家的一个贸易环流。向下是南部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我们进口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利用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制造业的制造能力，进行加工和再加工，形成工业制成品，再出口工业制成品，由此与这些国家也形成一个贸易环流。中国恰恰是这个双环流的枢纽。在改革开放之后很长的一个过程中，经济循环有一个特点——“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指的就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至民粹主义迅速抬头。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中提出，要注意防范“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循环模式走到了尽头，要有新的模式，要锻造新的格局。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目标函数、约束函数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型提出了要求。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而把握机遇，是现在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机遇与挑战虽然并存，但是它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讲话指出，“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所谓战略性，就是方向具有趋势性，但在战术上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和困难；所谓可塑性，就是不确定性，机遇是有弹性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历史性机遇，这种机遇是一种可能性。但有了这种可能性并不代表唾手可得，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从而把握机遇，才能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挑战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习近平总书记说，“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碎片式挑战，而是具有全局性的系统性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挑战所有，如果应对得好，机遇也所有。在机遇和挑战的关系上，挑战更具有全局性，只有把应对挑战做好，才谈得上把握机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处理好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二、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只有贯彻新发展理念，也就是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才能真正适应现在的一系列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树立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理念。理念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理念就是指导思想，如果指导思想不改变，行动就不可能改变。
新的发展理念是相对于过去旧的发展理念而言的。我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发展理念或者基本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实际上就是三句话。
一句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 GDP 的增长为核心指标。
第二句话，十年翻一番，以快速增长为基本方略。1979 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一次提出“小康”概念以及“三步走”战略。“三步走”战略即，一步，到 20 世纪 80 年代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 20 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当时邓小平同志讲，“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具体就是以 GDP 为基本指标，然后以十年翻一番为基本方略，十年翻一番意味着每年平均增速要达到 7.2%。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年均增长率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在 6% 左右，所以保持年均增长 7.2% 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定，不仅中国没有过，在世界上也是先于高速增长。而且当时提的是连续增长 20 年，实现翻两番。
第三句话，以迅速摆脱贫穷为根本目标。当时这种指导思想，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主义观来看，还是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生命力的要求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也符合中国实际，因为当时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从可能性来看，从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末的 20 年，GDP 年均增长 9% 以上，翻两番目标提前实现。发展是历史的，这种战略思想在当时是正确的，符合中国的客观要求，但是目标函数的变化、约束函数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都使得高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