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口述史 1949—1978 曲青山等 编著 历史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5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对近年来征集到的一些领导同志、亲历者的口述史进行了系统整理，选取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决策相关的内容，编辑为《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一书。
新政协筹备会工作的难忘经历
1949年刘少奇视察天津
毛泽东次访苏的铁路安全保卫工作
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经过
杨尚昆谈抗美援朝战争
毛泽东和周世钊谈抗美援朝战争
对建国初期工会若干问题的回顾
“对资改造”决策是如何出台的
我向毛主席汇报农业合作化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片段回忆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回忆
1956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
1957年形势与伏罗希洛夫访华
随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典
反右派亲历记
“大跃进”在安徽毫县
四季青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前后
1958年炮击金门与葛罗米柯秘密访华
中缅边界谈判亲历记
随彭德怀访问东欧和蒙古八国纪实
风云突变的庐山会议
杨尚昆谈庐山会议
我随田家英在浙江农村搞调研
我所了解的“畅观楼事件”
关于西楼会议的回忆
三线建设回顾
我参与指挥了中国一次核试验
听阿尔希波夫谈中苏关系
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
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
我和“三家村”始末
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内情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全国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
我在驻越使馆见证的援越抗美
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过程
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
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
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公告的发表
中日邦交正常化亲历记
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
财政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
不寻常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
江青在小靳庄的闹剧
我所知道的《工业二十条》起草始末
详忆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出的上海工作组
后记
曲青山，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历史学学士，教授。
高永中，全国党建研究会秘书长，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
建国初期，我国工会工作经历了历史性的转折，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其中许多细节，至今仍难以释怀，现记录如下，以供后人研究时参考。
1949年3月，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从乡村转到城市的战略决策，并提出在城市工作中，要以恢复发展生产为中心，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任命李立三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并且负责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的日常工作。由于全总刚刚成立，缺少干部，李立三向刘少奇提出了配备干部的要求。我原来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这时正在彭真领导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进城的时候，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我谈话，要我进城后直接到全总。所以我到北平后，就到全总上了班，先任全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49年7月全总机关报《工人日报》创刊后，我又被派往工人日报社帮助开展了几个月工作，1950年1月任工人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全国工会从无到有，获得了蓬勃发展。广大工人阶级通过全国各地方工会和各产业工会被迅速组织起来，成为党的依靠和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坚强支柱。新形势也带来了新问题。工会作为党直接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在新形势下应该怎样开展工作，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工会同党、政府、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成为工会工作亟须解决的重大方针问题。
1950年7月，中共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中南地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中南区的工会工作》的报告。他鉴于当时中南地区工会工作中已经出现严重脱离工人群众，公营工厂中有些工会组织不重视维护工人群众的正当利益等问题，指出：在公营企业中，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是基本一致”即双方都是为国家同时也是为了工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前提下，在“具体立场”上仍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任务不同。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该反映工人的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7月29日，邓子恢把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情况和他的这个报告要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7月30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全文刊登了邓子恢的报告。8月4日，《工人日报》全文转载了这个报告，并在编者按语中提出：希望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和全国一切工会干部，都要好好学习这个报告，改进自己的工作。
当时，全总正在开展整风运动。由于李立三不在北京，我就找到全总秘书长许之祯，向他提议把邓子恢的报告作为全国总工会的整风文件下发。许之祯接受了我的提议。全国总工会随即发出了要全国工会干部认真学习这个报告的通知。
8月4日，刘少奇看到这个报告后，批转了这个报告，他在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很好”，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在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这个批语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立三圈阅后下发。
邓子恢的报告在领导干部和工会工作者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中共东北局一书记高岗对邓子恢报告中的观点不同意。1951年4月，他主持写出《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对邓子恢报告中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这篇文章认为，工会同政府和工厂管理机关“基本立场”一致、“具体立场”有所不同的观点是不对的。这种说法一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及其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本质区别。文章强调，在公营企业内没有阶级矛盾，没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因而在公营企业中行政的利益与工人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4月22日，高岗写信给毛泽东，要毛泽东审改此文，并请示“可否在报上发表”。
4月29日，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并负责报刊宣传工作的胡乔木看了高岗送来的文章和给毛泽东的信后，写信给毛泽东和刘少奇，认为“邓子恢同志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东北日报》的文章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邓子恢提出具体立场有所不同的观点“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但不要由此得出工会与国营企业和政府的具体立场不同的观点”，“有些工会干部由此而强调与厂方对立，是不对的”。信的后附言：“此文是否由《东北日报》发表，或由《人民日报》发表较好？亦请斟酌。”
5月10日，刘少奇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我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并于5月16日打电报给高岗，提出：“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开会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当时，东北局正准备召开城工会议。因此，刘少奇在给高岗的电报中还告诉他：中央准备派廖鲁言、陈用文参加东北城工会议。不久，我和廖鲁言以及李富春的秘书谭立一起参加了东北城工会议。
我们去东北之前，中央曾交代我们：只带耳朵去，光听不说话。到了那里后，由于我们是中央派来的，备受优待，开会让我们坐前排，主席团会议也让我们参加。但是，就在这次会议上，高岗大骂刘少奇、李立三。刘少奇当时提倡工厂管理党委制，而高岗学苏联的，提倡一长制。为此，他会议上大骂：什么党委制？并大骂李立三，说什么李立三，你吃饱饭没事干去打弹子好了！你搞什么产业工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感到问题很严重，廖鲁言给中央写信作了汇报，我也给李立三写了信。李立三将我的信还转给刘少奇、李富春阅。
当时担任全总副主席、党组书记的李立三和当时中央分管全总工作的刘少奇在工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做法上是完全一致的。1949年11月公布的关于处理劳资问题的三个文件（《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劳资争议解决程序的暂行规定》）以及1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都是李立三负责起草的。许之祯、刘子久和我都参加了。起草这三个文件，我们都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并经他后定稿。然后又经过全总发回各地区城市总工会，提请当地军管会或人民政府予以公布施行。中央原准备在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时讨论工会中的问题，但1951年10月事情出现了变化。10月2日，全总副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写了《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我当时作为全总办公厅副主任，自处理的这个报告。我记得是找了一个小青年，抄好后报送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