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活 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 埃亚勒·普雷斯 著 社会科学

Ø 当代社会残酷叙事，观察不平等的新维度，揭露打工人承受的道德成本
重新审视社会中不可或缺但道德存疑的职业：屠宰场劳工，监狱看守，石油钻井操作员……
这类工作因其暴力与伤害，被视为肮脏下作，使从事者蒙受污名、羞辱、精神创伤，但所谓“脏活”得到了社会公众的默许，为了保证良心清白，我们宁愿被蒙在鼓里。
这些隐形劳工是被遗忘的百分之一，承担了社会百分之百的肮脏工作。他们是结构性不平等的受害者，却被剥夺了无辜。
当工作不再享有尊严，贫穷意味着道德失格，无权无势力者出卖良心，有权有势者坐享其成。我们是否有退出的选择？
Ø 风险社会中精英的傲慢，曝光资本、权力、技术的共谋，如何剥夺穷人仅剩的良心
在原油泄漏后，登上头条的是满身油污的鹈鹕，而非殒命的钻井员工。屠宰场安全生产丑闻曝光，食客们担心的是盘中肉，而非受虐的工人。非法抓取个人信息的程序员手握高薪，使“不作恶”成为空谈。
文明使暴力隐藏在社会生活幕后，站在道德高地的社会精英，用特权换取美德，用消费主义洗脱与恶行的共谋。
我们置身文明的国度，却成为野蛮的共犯。对远方的苦难洞若观火，对眼下的罪恶视而不见。
Ø 新闻纪实的精彩之作，社会学者的温情书写，为每个被噤声和掩盖的打工人立传
深入美国腹地，探访高墙之下、地理与社会的边缘地带。奥威尔笔下的矿井工人，狄更斯所见的教养所囚犯，也在本书中重新现身。
作者以非虚构笔法与社会学视角，基于数年追踪采访，用详实数据和社会理论重新阐释了不平等的当代意涵。
为什么有些职业既不道德又不体面，还有人抢着做？当工作不再享有尊严，我们是否有退出的选择？在这本讲述职业与不平等的非虚构著作中，作者援引了“脏活”的概念，即社会中不可或缺但被视为肮脏、下作的工作，如屠宰场的移民劳工。这些人无权无势、朝不保夕，还会遭受羞辱与良心谴责。而公众宁愿被蒙在鼓里。本书描述了“看不见的工作”背后，资本如何与权力、技术共谋，塑造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揭示了工作中隐藏道德成本的真相。
前言
一部分 高墙之后
1 双重忠诚
不要做目击者
公众不再关注
人体材料
2 另类囚犯
看守
应对机制
无名小卒
3 文明的惩罚
默认委托
无路可走
第二部分 屏幕背后
4 操纵杆战士
后果
道德危机
5 另外的百分之一
迫于经济压力
暧昧之人
第三部分 屠宰车间
6 影子人
肉体折磨
种植园资本主义
透明化行动
不合时宜
7 基础工人
履行订单
商业枷锁
羞辱性监管
良性消费者
第四部分 现代世界的新陈代谢
8 不洁能源
满是污垢的女像柱
浑水
矛尖
涟漪效应
9 厚黑科技
呼吁与退出
身份受损
不看恶，不说恶
结语
注释
致谢
埃亚勒·普雷斯，著，作者|埃亚勒·普雷斯 Eyal Press
作家、记者。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曾获詹姆斯·阿伦森社会正义新闻奖、安德鲁·卡内基奖学金等。《纽约客》《纽约时报》等知名媒体撰稿人。《脏活》荣获美国希尔曼新闻图书奖，《出版人周刊》和《芝加哥论坛报》2021年度十佳图书，以及《纽约时报》年度百大图书。
李立丰，译，译者|李立丰
吉林大学法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精通英语及日语，译有《海盗、囚徒与麻风病人》《精英的兴衰》《秩序四千年》等。
导言
5月的一个晚上，一位名叫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的美国人登门拜访了法兰克福的一位德国建筑师。那是1948年，与德国其他地方一样，法兰克福也满目疮痍。饱受战火蹂躏的林荫大道两旁，尽是些破败不堪的别墅。在盟军对纳粹发起的空袭中，这里曾反复遭受轰炸，整个街区几乎被夷为平地。几个星期前，休斯曾和同伴开车在市中心坑坑洼洼的街道上穿行，试图寻找店面和住宅侥幸得以保全的街区。折腾了半天，他们终放弃了。休斯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房子不是被掀了房顶，就是整体垮塌。满眼都是残垣断壁。”[1] 休斯来法兰克福显然并不是为了考察废墟的。身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一个学期的海外教学。休斯出生于1897年，是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高徒。帕克记者出身，曾担任布克·T. 华盛顿的助手，也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门之一，该学派强调直接观察在帕克所谓“人类生态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休斯是个敏锐的观察者，钟情于文学，善于从看似孤立的微小事件细节中总结出广泛的模式。田野调查途中，休斯笔耕不辍，在日记或随笔中记录下可能会在学术研究中有用武之地的灵感火花。
在法兰克福访学期间撰写的日记中，休斯描述了自己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交往，这些人“就总体的思想、态度和修养而言，与任何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无异”。造访建筑师的经历便很有代表性。大家坐在偌大一个满是图纸的工作室，一边啜饮香茗，一边畅谈科学、艺术和戏剧。“如果各国有识之士都能这样面对面交流该有多好。”在座的一名德国教师如是说。那天晚上，这名教师抱怨自己在法兰克福（当时仍处于美军占领下）遇到的一些美国士兵很无礼，休斯顺势抛出了一个更为微妙的话题。他询问这位女士是否了解德国士兵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
“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为我的人民感到羞愧，”建筑师插话道，“但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只是后来才知道了这些。您得清楚我们承受的压力：我们须加入纳粹党；我们只能噤声不语，奉命行事。压力之大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过，我还是感到羞愧，”建筑师继续说道，“但是您看，我们失去了殖民地，国家也声誉扫地。这帮纳粹分子恰好利用了民众的这种情感。犹太人，的确是个问题……这些底层的家伙，满身虱子，又脏又穷，套着邋遢的长袍在贫民区里乱窜。‘一战’后，他们蜂拥而至，以难以置信的方式迅速敛财。他们霸占了有美差。好家伙，医学、法律和政府职位的十分之一都给犹太人抢走了。” 说到这里，建筑师一时有些恍惚。“说到哪了？”他问道。休斯提醒，他一直在抱怨犹太人在战前是如何“把持一切”的。“哦对，就是这样，”建筑师说，“当然，不能用那种方法解决犹太问题。但问题出现了，就须以某种方式解决。”[2] 夜半时分，休斯起身告辞，离开了建筑师的家。但这段对话一直在他的心头萦绕。回到北美后，休斯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做过一次演讲，曾提及此事。十四年后，即1962年，演讲的文字稿发表于《社会问题》期刊上。彼时，学界涌现了诸多理论，以解释纳粹统治下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以及它们终是如何导致种族灭绝的：德国独有的“威权人格”，对于阿道夫·希特勒的狂热崇拜。休斯则关注到另一个与狂热分子以外的人都有关，且并非德国独有的因素。他认为，在希特勒统治下犯下可怖罪行的凶手，并非完全遵从元首的命令被动行事。他们是“好人”的“代理人”（agent），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位建筑师一样，这些“好人”对迫害犹太人 的行径视而不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乐见其成。
“大屠杀”“灭绝犹太人”，类似描述纳粹消灭犹太人的术语有很多。休斯选择的表达方式更为平淡。他称之为“脏活”，这一术语意味着虽然肮脏且令人不悦，但并非完全不被社会中的体面人欣赏。休斯从那位建筑师对“犹太问题”的思考中得出结论：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即使不是坚定的纳粹分子，也并非不欢迎清除“劣等种族”的做法。类似的态度，休斯在法兰克福时参与的其他谈话中也有体察。谈到这位建筑师时，休斯写道：“他刻意与犹太人划清界限，并宣布他们是个问题，显然也愿意让其他人来做自己不会去做的脏活，正是为此他才感到羞愧。”[3] 正如休斯设想的，这就是脏活的本质：将某些不道德的行为交由代理人实施，再顺势对此矢口否认。与流氓不同，被分配干脏活的作恶者获得了社会“无意识的授权”（unconscious mandate）。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纳粹确实设法获得了社会的授权。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格拉特利在2001年出版的《支持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同意与胁迫》一书中指出的，对于普通德国人来说，针对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者”的暴力运动几乎不是什么秘密，大家都心知肚明，且经常为种族净化运动推波助澜。从这个意义上说，休斯在《社会问题》上发表的题为《好人和脏活》的文章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正如他竭力强调的，他发表该文的目的绝不是要证实这一点。休斯写道：“在此重提纳粹针对犹太人的‘终解决方案’，并不是为了谴责德国民众，而是提醒大家注意始终潜伏在我们中间的危险。”
休斯在俄亥俄州的乡间小镇长大，对于此类危险有亲身体会。他的父亲是卫理公会牧师，因为坚持种族宽容态度，让白人至上主义者恨之入骨。一天晚上，一些身穿白袍的暴徒前往休斯家，在门口的草坪上焚烧十字架。这段经历使休斯意识到了美国社会中汹涌的暗流，并终生厌恶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作为对“冷战”中大行其道的沙文主义深恶痛绝的怀疑论者，休斯显然无法接受美国例外论，即认为这个国家可以免于其他国家犯下的道德错误。在休斯关于“脏活”的文章发表之后，社会学家阿诺德·罗斯（Arnold Rose）致信《社会问题》编辑部，指责休斯低估了纳粹种族意识形态的凶残特性。 作为回应，休斯再次强调，自己撰写该文时并没有首先考虑德国的经验。相反，他申明：“［我的文章］是写给北美人的……目的是让我们，特别是美国人民警惕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敌人。我们对种族暴力和其他类型的暴力习以为常，甚至视而不见。这就是本人1948年演讲的主题。我在1963年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当时许多美国人仍在实行私刑，使用警方的刑讯手段，像立法机构一样进行犯罪调查和刑事审判，而其余的人不屑、不敢或无法加以阻止。”
正如上述交锋表明的，休斯关注的是一种在他看来存在于有社会的动态，在美国尤甚。可以肯定的是，战后美国的不公与纳粹时代的暴行在道义上显然无法同日而语，休斯将后者描述为“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大、引人注目的社会脏活”。[4] 但在不那么专制的国家实施的不那么端的脏活，仍然需要“好人”的默许。事实上， 在民主国家，这种同意比在像纳粹德国这样的独裁国家更为重要，因为在所谓的民主国家，反对意见可以得到容忍，公职人员可以被投票罢免。与其他民主国家的民众一样，美国人有权质疑并可能阻止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的不道德活动。
休斯写道：“问题在于做了什么，谁做的，以及实施者从我们这里所获授权的性质。也许我们无意识地给了他们授权，让他们的行径超越我们自己想做甚至希望承认的范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