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十讲 龙榆生 著 文学

诗词灵犀一辑
诗境浅说俞陛云著
人间词话王国维著
读词偶得清真词释俞平伯著
唐宋词格律龙榆生著
诗词指要谢崧著
诗词灵犀第二辑
稼轩词说东坡词说顾随著
南唐二主词汇笺唐圭璋笺注
词学十讲龙榆生著
启功说唐诗（增补版）启功著柴剑虹整理
诗词蒙语周本淳著
传说犀角上隐有白纹，感应灵敏，拥有“灵犀”，彼此便能心领神会，不言自明。古人的好诗词，立意布局、声韵格律都有规矩法度，而境界情致又出之于自然，读之朗朗上口，妙处却难以迹求。今天我们学诗，如果能在关键处得到点拨，便能豁然开朗，领悟诗词鉴赏和创作的奥妙。为此，我们推出这套“诗词灵犀丛书”，希望借助既深谙诗词创作，又懂得品鉴诗艺文心的名家之作，丰富我们的感受能力，使我们在读懂一首诗，写好一首诗的路上多一点灵犀，多一点慧心。
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主要体裁之一，它兴起与唐代，至宋代达到了一个高峰，留下了很多作品。词具有独特的体制特征。《词学十讲》是当代著名词学研究专家龙榆生先生讲解词的知识的入门读物，该书是在给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授课的讲稿基础修订而成。该书内容主要包括词在唐宋时期的发展历史，词调与词韵的关系，词句长短、选韵，以及对偶、比兴、代字等文学手法对情感表达的影响。作者将自己数十年的研究心得与填词经验，融会贯通，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深入浅出，对读者鉴赏词极有帮助。
词原本是音乐文学，随着时间的流逝，音乐竟然逐渐从词文学中退出，到南宋时期，不少词家为此深感焦虑，然而大势已经无可挽回。晚清以来，词学家力图重建词与音乐的关系，龙榆生先生是这一学术潮流的代表性学者。龙先生努力在字声与词音乐性之间建立联系，这本书集中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建树，因此也可以视为龙先生的一部学术水平高的代表作，这与他的另一部词学之作《唐宋词格律》堪称珠联璧合。
金句
1.词不称“作”而称“填”，因为它要受声律的严格约束，不像散文可以自由抒写。
2.每一曲调的构成，它的轻重缓急和节奏关系，得和作者所要表达的起伏变化的情感相应。
3.要学填词，首先要学作所谓近体诗。
4.在苏轼“横放杰出”的词风没有取得广大读者拥护之前，整个的北宋词坛，几乎全为柳永所笼罩。
5.柳永以后，只有贺铸、周邦彦两家，在长调慢词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6.现在要从宋词这个丰富遗产内吸取精华来丰富我们的创作，我觉得从周、姜一派深入探求它的音乐性和艺术性，从苏、辛一派深入研究它的思想性和时代性，这里面是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的。
7.一般词调内，遇到连用长短相同的句子而作对偶形式的，相当地位的字调，如果是平仄相反，那就会显示和婉的声容，相同就要构成拗怒，就等于阴阳不调和，从而演为激越的情调。
8.适宜表达轻柔婉转、往复缠绵情绪的长调的，有如《满庭芳》……《木兰花慢》……《凤凰台上忆吹箫》……适宜表现苍凉郁勃情绪的长调的，有如《摸鱼儿》……
9.长短句歌词的形式之美，是根据“奇偶相生、轻重相权”的八字法则加以错综变化而构成的。
10.《清真集》中运用去声字特见精彩的，几乎触目皆是。
目录
龙榆生的词学成就及其特色（代导读）
张宏生张晖○○一
一讲唐宋歌词的特殊形式和发展规律○○一
第二讲唐人近体诗和曲子词的演化○○七
附录一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二五
第三讲选调和选韵○五一
第四讲论句度长短与表情关系○六四
第五讲论韵位安排与表情关系○八五
第六讲论对偶一○七
第七讲论结构一二九
第八讲论四声阴阳一五一
附录二四声的辨别和练习一七三
第九讲论比兴一八○
第十讲论欣赏和创作一九七
附录三谈谈词的艺术特征二一二
龙榆生（1902－1966），名沐勋，晚年以字行，号忍寒，是二十世纪的词学名家。生于江西万载，殁于上海。早年曾从晚清著名词家朱祖谋问学，后创办了我国一个词学专门刊物《词学季刊》。主要著作有《东坡乐府笺》《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
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
（一）宋词的先导
长短句歌词发展到了宋代，可说是“登峰造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这个音乐语言和文学语言紧密结合的特种诗歌形式，就它的音乐关系来说，原来叫作“曲子”或“杂曲子”（例如敦煌发现的《云谣集杂曲子》、柳永《乐章集》后附的《续添曲子》），又叫“今曲子”或“今体慢曲子”（并见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五），这都表明，词原是在唐宋以来新兴曲调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就它的文学组织来说，原来叫作“曲子词”（见《花间集》欧阳炯序）或“长短句”（见《碧鸡漫志》卷二），这又表明，词是经过严格的音乐陶冶，从五、七言近体诗的形式，错综变化构成的。据崔令钦《教坊记》所载教坊曲名有二百七十八调之多，另附四十六大曲。这些曲调，都是唐明皇（李隆基）开元年间西京（长安）左右教坊诸妓女所常肄习的。其中如《夜半乐》、《清平乐》、《杨柳
枝》、《浣溪沙》、《浪淘沙》、《望江南》、《乌夜啼》、《摘得新》、《河渎神》、《二郎神》、《思帝乡》、《归国遥》、《感皇恩》、《定风波》、《木兰花》、《菩萨蛮》、《八拍蛮》、《临江仙》、《虞美人》、《遐方怨》、《凤归云》、《绿头鸭》、《下水船》、《定西蕃》、《荷叶杯》、《长相思》、《西江月》、《拜新月》、《上行杯》、《鹊踏枝》、《曲玉管》、《倾杯乐》、《谒金门》、《巫山一段云》、《相见欢》、《苏幕遮》、《诉衷情》、《洞仙歌》、《梦江南》、《醉公子》、《拂霓裳》、《兰陵王》、《南歌子》、《风流子》、《生查子》、《天仙子》、《酒泉子》、《破阵子》、《摸鱼子》、《南乡子》等，在晚唐、五代、宋人词中，还是不断使用。晚近敦煌发现的唐人写本《琵琶谱》，也保存了《倾杯乐》、《西江月》、《心事子》、《伊州》、《水鼓子》、《胡相问》、《长沙女引》、《撒金砂》等曲。这八个曲调，都是《教坊记》中有，只《水鼓子》作《水沽子》、《长沙女引》作《长命女》，大概由于传写的讹误。既然这些曲子，在开元时就已产生，为什么依照这些曲子的节拍来填的歌词，很难见到开元诗人的作品，连李白的《菩萨蛮》也多数认为靠不住呢？据《云谣集杂曲子》（《彊村遗书》本）所载三十首词中，共用《凤归云》、《天仙子》、《竹枝子》、《洞仙歌》、《破阵子》、《浣沙溪》、《柳青娘》、《倾杯乐》、《内家娇》、《拜新月》、《抛球乐》、《渔歌子》、《喜秋天》等十三个曲调；除《内家娇》外，也都是《教坊记》中所已有的；只《浣沙溪》作《浣溪沙》、《渔歌子》作《鱼歌子》，
小有出入而已。这些无名作家的作品，据我个人二十年前的推测（见1933年《词学季刊》创刊号拙撰《词体之演进》），以及近年任二北先生的考证（详见任著《敦煌曲初探》），认为有很多是出于开元前后的。这些作品，使用同一曲调，而句度长短，常有很大的出入；这证明倚声填词，要文字和曲调配合得非常适当，须经过长期的多数作家的尝试，才能逐渐做到，而且非文士与乐家合作不可。这种尝试精神，不能寄希望于缺乏群众观念的成名诗家，而且运用五、七言近体诗的平仄安排，变整齐为长短参差的句法，也非经过相当长期诗人和乐家的合作，将每一曲调都搞出一个标准格式来，是很难顺利发展的。由于无名作家的尝试，引起诗人们的好奇心，逐渐改变观念，努力促进长短句歌词的发展，这不得不归功于肯“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四部丛刊》本《刘梦得外集》卷四）的刘禹锡、白居易；而“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的温庭筠却因“士行尘杂，狂游狭邪”，放下了士大夫的架子，来搞这个长短句歌词的创作，奠定了这新兴歌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这是值得我们特予赞扬的。
这倚声填词的风气，刚由温庭筠一手打开，接着遭到唐末、五代的乱离，教坊妓乐当然免不了四方逃散。因了南唐、西蜀比较有了相当长期的安定，声色歌舞也
就跟着都市的繁荣而昌盛起来。韦庄挟歌词种子以移植于成都，遂开西蜀词风之盛。《花间集》的结集，显示令词的发荣滋长；虽因温氏作风偏于香软（见孙光宪《北梦琐言》），导致多数作家缺乏思想性；而韦氏的白描手法，启发了欧阳炯、李珣二家对南方风土人情的描绘，开了后来作家的另一法门。南唐李氏父子（中主璟、后主煜）保有江南，留心文艺，尤其是李煜，因了皇后周氏善歌舞，尤工琵琶（陆游《南唐书》卷十六），对歌词的创作，特感兴趣。同时宰相冯延巳在这个歌舞升平的小朝廷中，也常是趁着朋僚亲旧在宴会娱乐的时候，随手写些新的歌词，交给歌女们配着管弦去唱（四印斋本《阳春集》陈世修序）。这样朝野上下，相率成风，把短调小词的艺术形式提高，和西蜀的“花间”词派遥遥相对。这两股洪流，由于赵匡胤先后消灭了西蜀、南唐的分割局面，随着政局的统一而汇合于汴梁（北宋首都开封）；复经几许曲折，酿成宋词的不断发展，呈现“百花齐放”的伟观。这从开元教坊杂曲开始胎孕的歌词种子，经过几百年的发荣滋长，以及无数诗人与乐家的合作经营，才能在中国诗歌史上开辟这样一大块光辉灿烂的园地，使得古今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都要驰骋于其中，借以发抒他们的“奇情壮采”，至今绝；这一发展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值得吾人追溯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