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
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女性主义是伍尔夫思想的重心，她一生勤奋，著述丰富，代表作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到灯塔去》《达洛维夫人》等。
《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内容是基于两篇讲稿。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和二十六日，伍尔夫自伦敦两次来剑桥大学，分别在纽纳姆女子学院和手戈廷女子学院，就女性与小说一题发表演讲。提出女性要认清自身的境遇，积极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独立思考，自由生活。一间自己的屋子，以及每年五百镑的收入，是创作的基本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平静而客观地思考，才能不怀胆怯和怨恨地进行创作，从而使被历史埋没了的诗情得以复活，发挥出女性的优势，成就自我。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3
Chapter 4
Chapter 5
Chapter 6
你可能会问，我们是请你来谈论女性与小说的，这和自己的房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尽力解释一下。当我知道你们要我谈论女性与小说时，我坐在河边思考，“女性与小说”这个话题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简单聊几句范妮·伯尼，详细介绍一下简·奥斯丁，向勃朗特姐妹致敬，并描绘一下雪季里的霍沃斯故居；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调侃一下米特福德小姐，向乔治·艾略特表达敬意；最后，可以再提一下盖斯凯尔夫人，这样这个话题就讨论完了。
但是我转念一想，这个话题似乎没那么简单。“女性与小说”可能指的是女性和她们是什么样子的人，可能是指女性和她们所创作的小说，可能是女性和描述她们的小说，也可能意味着三者的综合，这也是你们想听到的。尽管最后一个角度最有趣，但是当我开始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话题时，很快发现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我永远也不会得出结论。我永远也无法履行我所理解的讲师的首要职责——在一个小时的演讲后，递给你一块纯粹的真理，好让你把它夹在笔记本里，然后把它永远放在壁炉台上。我的能力只允许我就一个小问题给你提供一个小意见——女性如果要写小说，就必须拥有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如你所见，这个意见并没有解答关于女性和小说的本质问题。我逃避了对这两个问题做结论的责任，就我而言，女性和小说，依然是两个未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作为补偿，我将尽可能详细地展示我的思考过程，并尽可能充分、自由地说明我得出这一意见的思路。也许如果我揭露了这些想法和偏见，你就会发现它既涉及女性，也涉及小说。
无论如何，当一个话题极具争议性时——任何关于性别问题的话题都是如此——人们都不指望能有真理。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展示自己总结出观点的思路。一个人只能让听众有机会在观察发言者的局限性、偏见和特质时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可能会比现实包含更多的真理。因此，我打算利用自己作为一名小说家的自由和权利，讲述在来这里之前的两天里发生的故事，也就是讲讲我是如何被你们压在我肩上的沉重课题折服，我是如何去琢磨它，并使它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
我没必要说我接下来要描述的东西根本不存在，牛桥大学是虚构的，芬汉姆学院也是，而“我”也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人物的方便代称。我也会说谎，但也许其中会夹杂一些真理，而寻找这些真理，并决定它的哪些部分是否值得保留，这取决于你自己。如果没有真理的话，你当然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全部扔进废纸篓，然后忘个一干二净。
一两周前，在十月的某天，天气晴朗，我（你可以叫我玛丽·贝顿、玛丽·塞顿、玛丽·卡迈克尔，或者随便叫我什么名字——这无关紧要）坐在河边，陷入深思。就像我刚才所说，“女性与小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会引起各种偏见和激愤，而我却需要在这个话题上做出一些结论，它就像一个金箍一样，压低了我的头。左右两边不知名的灌木，散发出火焰一般的金黄和深红色。河对岸的柳树在无尽的悲痛中哭泣，枝条如长发披肩。河水倒映出它目之所及的天空、小桥和火树。一名学生撑桨划过，划开的倒影又合拢起来，仿佛他从未经过。人们可能会坐在那里穷日落月地沉浸在思考中。思考——我将它诩为，让思绪的渔线垂入河流。让它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荡漾在倒影和青荇之间，由着水波浮浮沉沉，直到有想法聚集在这条线的末端，再轻轻地一拽，小心翼翼地把它提出水面，放到岸边草地上。唉，我的这个想法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够格的渔夫会把这种小鱼放回水中，等它们长大了再将其捉出，制成一道美味。现在我不会再拿这个渺小的想法烦扰你了，但是，只要你留心，就有可能在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中发现它。
这个想法虽然渺小，却仍然有其神秘性——把它放回脑海，它立马就变得兴奋、重要起来。它上冲下撞、闪来闪去，弄得人心烦意乱，再也坐不住了。就这样，我意识到自己正快速穿过一片草地。一个男人的身影蓦地出现，将我拦住。那个人身着晚礼服和裁边大衣，表情流露出惊惶和愤怒，比画着手势，起初我没弄清他是在示意我。本能先于理智帮我搞清了状况：他是一位学监，我是一个女人。我脚下是草坪，那边才是路。只有研究员和学者能从这里走，而我应该走石子路。我茅塞顿开。当我回到小路上时，学监的手臂就放下了，神色也恢复了往常的平静。虽然草坪上走起来更舒适，但走石子路也无伤大雅。我唯一能指责这些学院的研究员和学者的是，为了保护这片他们已经连续保护了三百年的草坪，他们把我的小鱼放跑了。
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想法让我这么大胆地闯了进来。心灵的平静如天堂的云朵一般降临，如果说心灵的平静真的存在于某时某地的话，就会在此时此地——在一个怡人的十月清晨，在牛桥大学的校园和四方庭院里。我在那些学院之间闲庭信步，走过古老的走廊，眼下的粗陋都似乎被抚平了，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神奇的玻璃柜中，没有声音可以穿透它，思绪也从现实的各种束缚中解脱（除非有人再次闯入草坪），可以自由地投入与当下和谐的任何沉思。
恰巧就在这时，一些零散记忆浮上脑海，关于在长假中重访牛桥的旧文，让我想起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小说家萨克雷曾经把兰姆的信放在额头上，称他为“圣查尔斯”。的确，在所有逝去的人当中（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兰姆是最接地气的一位了。当你面对他时，你会愿意向他请教：“你是如何写出那些文章的？”我认为，即便是与马克斯·比尔博姆相比，他的文章也要更胜一筹，虽然二者的文章都很完美，但不羁的想象和乍现的灵光让兰姆的文章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却能胜在诗意。大概是一百年前，兰姆来到了牛桥大学。当然，他写了一篇文章，我不记得名字了，内容是关于他在这里见到的一份弥尔顿的诗歌手稿，可能是《利西达斯》的手稿。兰姆写道，想到《利西达斯》里面每一个词都可能不是现在这样，他震惊无比。想到弥尔顿可能改换了诗里的用词，他就觉得这是一种亵渎。这让我不禁尽力回想《利西达斯》，自娱自乐地猜想弥尔顿可能会改动哪个词，又是为什么改动的。我突然意识到，兰姆看到的这份手稿本尊不过离我几百米远，我可以跟随他的脚步，穿过四方庭院，去往珍藏手稿的那个著名的图书馆。去图书馆的路上，我又想起，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手稿也珍藏在这个图书馆。评论家们常说，《亨利·艾斯芒德》是萨克雷最完美的小说。但据我的记忆所及，这部小说的风格之做作，以及对十八世纪写作的模仿，让这个评价有些言过其实，除非萨克雷确实自然地写出了十八世纪的写作风格——可以通过查看手稿，看看其中的改动是为了完善风格，还是为了完善本意，来证明这一事实。但这样一来，就必须先确定什么是风格、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我就在图书馆门前了。我一定是已经打开了图书馆的门，因为门前赫然立着一位银发苍苍的和善的绅士，他就像一位守护天使，不过不是用洁白的翅膀，而是用黑色的长袍拦住了我。他不以为意地挥手，并低声向我表示遗憾，说女士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或者提供介绍信的情况下才能进入图书馆。
一个女人的咒骂对一座著名的图书馆来说如同蚍蜉撼树。它静谧而庄严，将所有的珍宝安全地锁在怀中，扬扬自得地沉睡着，对我而言，它会永远如此沉睡下去。我气愤地走下台阶，发誓再也不会来此叨扰，再也不会请求它的殷勤接待。但是，距午餐时间还有一小时，我应该做些什么呢？去草地散步？去河边坐坐？这确实是一个美好的秋日早晨，树叶向地面飘撒下红色，做这两件事都没有太大困难。但这时，耳边传来了音乐的声音，听起来是在举办某种仪式或庆典活动。当我走过教堂的大门时，管风琴发出了壮丽的哀怨。奏响的基督教的哀伤，在这宁静的氛围的烘托下，甚至比哀伤本身更像是对哀伤的回忆，就连这古老管风琴的呻吟声似乎也被这宁静拍抚着。即使我有权利进去，我也不想去了，因为这次可能又会被座堂牧师拦下，可能会要求我出示受洗证明或主教的介绍信。反正这些宏伟的建筑，内部通常和外部一样美丽。此外，只是看着会众进进出出，像聚集在蜂箱口的蜜蜂一样在教堂门口忙忙碌碌，就够有意思了。许多人都戴着帽子穿着长袍，有些人肩上有一簇毛，有人坐在轮椅上，还有些人虽不过中年，身形却怪异得很，似乎被揉皱压垮了一样，让人想起那些在水族箱里的沙子上艰难挣扎的巨蟹和龙虾。当我靠在墙上时，发现大学校园看起来确实像是一个庇护所，保护着这些罕见类型的人，如果他们被丢在斯特兰德大街上自谋生路，很快就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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